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出现了认识论转向,由此带动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向科学哲学的过渡.作为世界科学哲学的"次生形态",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既是苏联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回应,同时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发展的产物.     

萨哈罗夫:充满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记苏联氢弹之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哈罗夫院士

1953年,苏联氢弹爆炸成功,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安德烈·季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СахаровАндрейДмитриевиq 1921.5.21-1989.12.14)被誉为"苏联氢弹之父".但是,他在此后却为中止核试验和保护人权而斗争,因此,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70年代末,他因为强烈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而遭到了逮捕和流放.戈尔巴乔夫当政后,重新处于重要的地位,成为新时代改革的促进力量.     

乌克兰为何不愿交出核武器

冷战结束20多年来,全球性核战争的噩梦逐渐远去,取而代之成为核安全议题热门内容的,是核武器扩散乃至落入恐怖组织之手的危险。对苏联核武器失控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只要有一枚核弹落入"流氓政权"或恐怖分子手里,就足以制造惊天之变。而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有不少传言称,苏联的部分核武器遭到"贱卖"或是不知下落。好在从目前能够掌握的情况看,这种说法距事实相去甚远。好莱坞的剧本迄今没有成为现实,公众对此的恐惧也就只是在美国电影《碟中谍4》中再度得到体现。但这一切都要得益于美俄联手遏制核扩散的努力。流言频传吓坏西方公众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间,不时传出苏联核武器被倒卖的消息。2005年1月28日,一家韩国媒体     

苏联劳改营中的异国恋情

<正>苏联劳改营曾频传异国恋情1945年8月8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告终。1945年秋,几十万日本战俘陆续被从中国东北押解到苏联境内,开始了漫长的劳役岁月。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曾刊文《日本武士的俄国坟墓》说,最初,日本战俘踏上苏联国土的时候,随身携带的行李里藏有橡胶女娃,用于解决本能需求。可是,他们一下火车就遭到了早在车站等候多时的苏联居民的哄抢,因为战后的苏联百姓也非常贫穷。     

苏联为何不愿放日本战俘

当年日本战俘劳改营看守斯维里多夫的评价是:"日本战俘在泥炭开采场工作,干活非常卖力,从不偷懒。"研究日本战俘问题的俄罗斯观察家日尔诺夫也指出:"日本战俘的工作效率要比苏联工人和苏联囚犯好得多,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     

疯狂的红色高棉

红色高棉的兴起细究柬埔寨的历史,实在是悲惨而又令人尴尬。越南战争期间,美国要求柬埔寨助战,遭到西哈努克的拒绝。美国对西哈努克政府的偏左政策深为不满,从1969年3月起,派飞机轰炸成为北越"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并把目标转向柬军方,开始扶持朗诺将军。朗诺趁西哈努克1970年3月出访苏联之际,发动了军事政变并出任总统。但美国对柬     

科学的苏维埃化与苏联物理学的兴衰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科学的苏维埃化促进了苏联物理学的快速发展,50—60年代苏联物理学一度处于繁荣时期。但是,在科学苏维埃化过程中,很多科学家遭受迫害,意识形态对科学严重打压,苏联科学界与世界科学界被人为隔离,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苏联科学的发展,为苏联物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哲学——B.C.斯焦宾院士思想轨迹追踪

此文为祝贺斯焦宾院士80华诞而作。斯焦宾是世界著名哲学家,俄罗斯(苏联)科学哲学的奠基人。在苏联时期,他主要研究了科学的结构和发生、科学基础等问题。他建构性地引入了抽象客体并建立起它们之间的联系即理论图式,阐明了理论知识的结构和发生机理;创造性地提出了研究的理想与规范、文化共相等概念,论证了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基础的启发和预见功能。苏联解体后,斯焦宾主要关注了科学理性的历史进化、文明发展的类型等问题。当从传统文明向技术型文明转变时,经典理性和非经典理性找到了生存的文化土壤;当技术型文明的基本价值观被打破时,后非经典理性才是我们克服全球危机的不二选择。     

布哈林院士:苏联早期的科学活动家

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活动家、苏联国家政治体制的缔造者,他还是科学理论家和科学活动家.1920年代末起他逐渐淡出苏联最高决策层,开始了他对苏联科学的重大影响时期.     

米库林斯基与科学编史学

米库林斯基是苏联科学史的带头人,在科学编史学领域既汲取借鉴了西方的研究成果,又不拘泥于他们所设定的框架.他所倡导的综合论研究路线摈弃了绝对对立的观念,在追求"真实的历史"与"重组的历史"之间、内在论与外在论之间保持了一定的张力,是对西方科学编史学的一种超越.他提出的重新理解科学史的思想在认识论和价值论方面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从瓦维洛夫兄弟看苏联生物学与物理学的不同命运

苏联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Вавилов)和他的胞弟、物理学家谢尔盖.瓦维洛夫(СергейИвановичВавилов)同是苏联科学院院士。他们都在自己的学科领域达到了当时的世界一流水平。由于苏联当局的科学技术政策急功近利,致使尼古拉.瓦维洛夫及他所研究的生物学、遗传学被彻底毁灭,而谢尔盖.瓦维洛夫荣升苏联科学院院长,苏联物理学也避免了一场劫难。     

苏联对中国空军实施技术援助的方式、特点及影响(1949-1960)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处于刚成立的起步阶段,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干部力量,其基础都非常薄弱。苏联通过提供武器装备、派遣军事专家赴华工作以及接收军事留学生进入苏军院校学习三种方式对中国空军实施技术援助。苏联对中国空军的技术援助是真诚的国际无产主义形式的援助,但同时也是有偿的和有限度的。整体而言,苏联技术援助使中国空军在较短的期限内实现了现代化的改造任务,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空军的发展和正规化建设具有奠基性的历史作用与影响。     

萨哈罗夫与苏联氢弹研制——基于苏联解密档案的研究

萨哈罗夫是苏联氢弹工程的领军人物.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设计原理,成为苏联首枚氢弹研制成功的关键人物.在接下来的苏联二级氢弹研制中,萨哈罗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和同事共同提出辐射内爆原理,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最终研制成功威力更大的二级氢弹.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哲学在国外的历史与现状

与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解读相比,马克思传统的科学性解读在国内的处境及研究与它的应有的地位极不相称。那么作为一种科学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研究处境如何呢?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在国外访学期间,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发现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形成了如下共识:将实践范畴作为严整的(社会)科学探索;马克思传统中的科学研究与哲学升华的相互依赖;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及辩证法对于唯物史观的逻辑优先性;严整的(社会)科学探索作为哲学理解的基础性地位等。在此基础上,国外形成了几种代表性的研究领域: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哲学在前苏联的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际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延续;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初步探索等。     

新中国初期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研究

新中国头七年接受苏联技术援助从总体上看是比较系统、比较完整、效果较好的一次技术引进。从学习苏联和引进技术的历史进程来看,大致经历了起始和高潮两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出现过一些难以避免的偏差。195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正视苏共二十大的教训,《论十大关系》和八大前后的经验总结,对偏差进行了有力纠正。毋庸讳言,在整个过程中确有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     

前苏联技术哲学初探

文章从技术本体论、技术科学的本质与特征、技术进步论以及技术价值论四个角度评述前苏联时期技术哲学的成绩与特色,并引出当今俄罗斯技术哲学对前者的批判继承关系和现今俄罗斯技术哲学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技术哲学难题.     

原子弹、意识形态和苏联物理学的命运

苏联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严重干扰科学事业。经典生物学和遗传学彻底毁灭后,当局要召开全苏物理学家大会以打倒那些坚持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科学家们。但是,由于原子弹与相对论的关系,这次大会最终被取消,从而避免了物理学的毁灭。     

前苏联技术科学数学化问题研究

在分析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特点的同时,突出强调前苏联学者对于技术科学数学化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主要包括对技术科学数学化的必要性、发展阶段、技术科学数学化职能与作用的研究。指出数学化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是具有实用特征的技术科学成熟的标志,并进一步揭示技术科学数学化的特殊性,从而完善人们对于技术科学哲学相关问题的理解。     

Aristotle, US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Cold War: The Work of Carnes Lord

Carnes Lord is an eminent Aristotelian scholar who has since the mid-1970s intermittently occupied position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linkages between his writings on Aristotle and the standpoints he has adopted when in government,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in the early 1980s when he fulfill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a public diplomacy and information strategy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ttention is given to Lord’s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both his writings and his policy-making, of several key aspects of Aristotle’s political thought, such as rhetoric, regimes, and education. The influence of Leo Strauss on Lord’s thinking is also taken into account.     

但开风气不为师--论自然辩证法的社会责任

国外正在开展科学哲学社会责任的讨论，涉及到与认知的真理性的关系以及科学哲学在何种意义上为社会服务。本文主张，自然辩证法是启示性的，它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向度上，倡导符合时代进步方向的精神气质，致力于思想启蒙，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建构或提供合理的思维方式，启迪智慧，促进真理的发现。在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史上，苏联曾扭曲了自然辩证法的性质，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总体上说，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定位正确，正走在健康发展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