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青铜农具出土罕见原因新解

<正> 夏、商和西周三代曾因其青铜文化高度发达而被冠之为我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然而在这辉煌灿烂的文化现象的遗留──今天出土的众多青铜器物中,人们却难得见到几件青铜制作的农具,而展现在人们眼前更多的仍然是属于新石器时代下的木、石和蚌等有机质制作的原始农具。青铜时代青铜农具的出土何以如此稀少?这曾是在史学界引起过广泛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从理论上说,能否正确破解这个历史之谜,将直接关系到对我国三代社会时期生产力状况的估     

试论滇文化青铜贮贝器的“纪念碑性”

中国的青铜时代又可称为“礼制艺术时代”。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是用青铜材料铸造各种“礼器”，这些礼器具有逐渐丰富的以政治和宗教为核心的“纪念碑性”，也可视之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纪念碑”。青铜贮贝器是滇文化时期的重器，其纪念碑性来源于铜鼓、铜桶等礼器，最初体现了滇人对权力与财富的占有。在此基础上表达了滇人在军事、宗教与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观念。从贮贝器纪念碑性产生、发展到衰落的历程可看出，滇文化时期的滇池区域也具有中国青铜时代的一般特点。     

青铜时代早期的不列颠

运用考古学材料论述青铜时代早期不列颠的社会状况。青铜时代早期的不列颠农耕畜牧经济持续不断的发展、青铜工业诞生、葬俗发生变化和巨石建筑的构筑,展示了史前不列颠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内涵和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     

先秦两汉时期岭南的青铜冶铸业

通过考古的方法对岭南青铜冶铸业的发展史进行了研究.详细论述了商周时期岭南青铜冶铸技术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岭南独具特色的青铜冷铸业以及秦汉时期岭南青铜铸造工艺达到了新的高峰.     

中国古代青铜器学研究的对象与任务

青铜是以铜为主(基)的合金的一种,中国古代青铜器主要是锡青铜,即铜(Cu)与锡(Sn)的合金,此外还有少量铅青铜(铜与铅[Pb]的合金)、铅锡青铜(铜与铅、锡的合金)等。在中国古代文献及青铜器上的铭文中,称铜及青铜为金。例如《周礼·考工记》:“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西周武王时期的利簋铭文:“王在阑师,锡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这是因为锡青铜的颜色     

先秦两汉时期岭南的青铜冶铸业

通过考古的方法对岭南青铜冶铸业的发展史进行了研究．详细论述了商周时期岭南青铜冶铸技术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岭南独具特色的青铜冷铸业以及秦汉时期岭南青铜铸造工艺达到了新的高峰．     

革命性与学术性交融:郭沫若的学术研究特色

郭沫若是近现代以来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中的“旗手”。其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是融合中西古今学术研究方法与成果基础上的创新，奠定了求真与致用统一的学术研究“范式”，凸显了唯物史观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学术特色。     

商周青铜容器合金成份的考察——兼论钟鼎之齐的形成

商周青铜器合金配制和《考工记》“六齐”之说,素为众所嘱目并长期存在争议。本文从商周青铜器的实际成份出发,采用新的方法予以分类。根据对断代和出土地点确凿或较为确凿的183件容器化学成份的分析研究,认为《考工记》“钟鼎之齐”中的铜和锡应为六与一之比,商周青铜容器的合金配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早期只有鼎彝之齐,“钟鼎之齐”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才最终形成的。从商周青铜冶铸生产及技术条件的实际情况来看,各个时期,各地区青铜器件的成份存在千差万别的纷歧是完全正常的,相反地,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形,所有合金类型都整齐划一,条理分明,那才是奇怪的。然而,正是在这种纷乱中,存在着合金配制的规律性,而“六齐”就是该时期对这一规律的认识的经验总结,是符合于现代金属学的科学原理的。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制法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对波拉德和刘睿良“金”“锡”新解的商榷

《考工记》中记载的“六齐”是研究商周青铜配方的重要文献资料。牛津大学马克·波拉德和大英博物馆刘睿良从战国钱币成分的研究出发,提出对“六齐”中“金”“锡”含义的新解,即通过混合80%铜-15%锡-5%铅预制三元合金与50%铜-50%铅预制合金得到铸造青铜器所用的合金,其关键假说在于以预制合金作为青铜配方的原料。然而,本文基于对“六齐”现有解读的回顾、青铜中铜锡铅配方原则的认识、冶金史考古证据的梳理和铜铅合金铸造性能的分析,认为他们的假说可能不符合我国古代青铜熔炼的实际情况,商周时期主要以红铜冶炼-青铜熔炼两步法生产青铜。     

青铜器纹饰风格的演变

青铜时代和其并行的中国奴隶社会一样经历了从初始到鼎盛,又从鼎盛走向衰落的历史。青铜艺术的装饰风格也经历了一个独特的演化过程。     

极端君主专制的学说——韩非政治思想批判

韩非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君主独裁的思想，郭沫若称之为“君主本位”。(见郭沫若：《<韩非子>的批判》。)     

从考古材料看白族的起源

云南洱海的新石器文化是以稻作为主的定居文化，继之的青铜文化则可分为农业文化与畜牧文化，青铜时代的农业文化与新石器文化有承继的关系，创造上述文化的是“昆明之属”这一古老族群。唐初，该族群在汉文化冲击下，因内部发展不平衡而分为“白蛮”与“乌蛮”。自南诏统一该区，区内多元部族开始了一体化进程，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白族。     

学习毛泽东同志有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光辉论述

我以深情缅怀和崇敬的心情,重温了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后有关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端正党风、廉政爱民和反腐败斗争方面的光辉论述,受到极为深刻的启迪和教益。 加强党风建设是我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     

浅论青铜礼器与中国青铜时代的政治文明

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不仅十分发达,而且其发展与当时社会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密切相关。中国古代青铜器使用的突出特点是作为礼器在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礼器是古代贵族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是贵族的专利。青铜礼器作为维护奴隶制宗法礼制社会的工具被当时的统治者神圣化了。这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青铜文化的显著特点,即与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异常发达的青铜礼器折射出青铜时代的政治文明。     

金玉共振：中原青铜时代伊始玉兵器的演变态势

在中原青铜时代伊始的二里头时代，青铜礼兵器渗入并局部替代既有的玉礼器器种，形成“金玉共振”的局面。大型、片状、有刃，构成了二里头玉石质礼兵器的主旋律，这是对史前玉器的重大扬弃。当烈火铸就的贵金属——青铜被塑成温文尔雅的礼容器，温润可人的玉却隐隐地呈现出某种杀伐之气。“祀与戎”这两件“国之大事”，就这样被和谐地融入早期王朝的礼仪制度中。以有内钺、直内和曲内戈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兵器，奠定了中国古代兵器的基本格局。其中，戈的出现意义尤其重大，啄击兼勾杀的威力使其极利于近战，成为日后中国冷兵器中的主宰器种。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一个重要象征。     

善于捕捉诗歌的最佳“机缘”——郭沫若诗人特质管窥

作为中国新诗的真正奠基者,郭沫若具有迥异于他人的诗人特质。诗人自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回顾我所走过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他进而自我评述道:“我在文艺写作上,大抵是一个即兴诗人。”     

云南祥云县红土坡石棺墓出土铜器的再研究

云南祥云县红土坡石棺墓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铜器。这些铜器制作精美,类型丰富,堪称洱海区域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为进一步研究祥云红土坡石棺墓出土铜器的制作工艺,对20世纪80年代两次发掘祥云红土坡石棺墓所出土各类铜器(包括剑、矛、钺、斧、锄、动物模型、杖首)进行了成分分析,并对其制作工艺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祥云红土坡石棺墓出土的铜器材质主要是红铜或低锡青铜,含锡量很低是该墓葬群出土铜器的一大特点。这些铜器主要用作随葬明器,少数兵器为实用器。个别为铜锡铅三元合金,已经出现了在合金中加铅的技术。其制作工艺以铸造为主,少数器物表面镀锡。这一研究成果,对今后探索洱海区域青铜时代金属技术及其文化面貌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     

中国古代铜器的显微组织

总结了28年来作者对中国考古发掘出土逾千件铜器显微组织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古代铜及铜合金有纯铜、砷铜、锡青铜、铅青铜、铅锡青铜、黄铜、铅黄铜、银铜、砷白铜及镍白铜等;它们的显微组织显示了铸造、冷热加工组织以及室温长期埋藏条件下铜合金组织发生的变化,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显示的特征等;与现代铜及铜合金金相图谱有诸多不同.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铜及铜合金金相学的内容.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本文是根据我在咸宁地区直属机关县级干部两本书读书班和在咸大专院校所作的有夫辅导报告整理而成。共分为“斗争的由来”、“历史的选择”、“现实的启示”、“前进中的问题”、“两个基本点”等五个问题,谈自己学习两本书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的体会。 斗争的由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历史回顾     

铜与人类健康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生产工具的发展一般分为三阶段：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可见铜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铜与人体健康也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