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上海各研究单位1954年的干部培养工作

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所长会议,强调了大力培养科学干部的重要性,要求各研究单位制订出培养科学干部的工作计划。1954年1月郭沫若院长向政务院提出的“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培养青年科学干部作为目前全部科学工作的最中心任务”。在1954年中,上海各研究单位根据上述指示,进一步改善和加强了培养干部的工作。1954年10月中国科学院华东大部分研究     

关于黄土丘陵区修梯田的问题

读“科学通报”1954年12月号席承藩同志写的“在黄土丘陵区不宜大量推广梯田”一文,我们有以下几点意见,提供给关心西北水土保持工作的同志们参考。     

南京大学物理系的声学方面工作

南京大学物理系从1954年起即曾进行了一些声学方面的工作。1955年开始了“用球壳法求音频声波在气体中的吸收”和“用驻波法测国产吸声材料的吸声系数”等几项研究工作。声学教研组是1956年2月成立的,同时并成立了声学专门化。利用暑期的生产实习,进行了“汉语清晰度测验”和“汉语混响性质”的初步工作,并替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各个录音棚进     

对“中国自然地理的分区问题”的意见

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1954年5月号刊载的罗开富先生“中国自然地理的分区问题”一文,我们知道了大家所关心的“中华地理志”分区编写的大概情况,并且在本年内将有几个区域完成初稿,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惟对罗先生此文     

对于“造纸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一文的一点意见

袁翰青先生在“科学通报”1954年,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造纸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里面谈到我的一篇关於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论文。袁先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现在把我的意见写在下面。     

关於“分枝水稻”问题

1953年在上海郊区及福建尤溪县鸭墓乡两处,都发现了水稻“分枝”的现象。这种“分枝”水稻的情形和栽培环境,我们的观察与“科学通报”1954年4月号蔡以欣同志文章上所记载的相同。但是对于这种现象,我有几点与蔡以欣同志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们平时所称分枝小麦、分枝大麦的“分枝”两字,是指小麦或大麦的穗子而言。小麦与大麦的花序都是穗状花序,每一个穗有很多小穗,每一小穗又由若     

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讨论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在1954年11月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讨论范文澜所长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上发表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依据斯大林所指示的民     

对我国标准时区划分问题的意见

(一)对於胡继勤同志划分我国标准时区的意见“科学通报”1954年12月号刊载胡继勤同志的“对中国标准时区划分的建议”一稿,指出了过去划分时区的缺点,提出了四点原则性的建议,并且把前中央观象台和天文研究所的五个时区制度作了一些修改。提出这些意见是很好的。但是,     

关于“造纸在我国的发展和起源”的问题

袁翰青先生在“科学通报”1954年12月号发表的“造纸在我国的发展和起源”一文,我认为有些分析和论断还值得商榷,现在写在後面。一关於蔡伦以前的纸袁先生认为“有很多理由使我们相信”,在蔡伦以前“已经有了植物纤维造的纸了”。“由动物纤维的原料变到植物纤维,……可能在西汉後期”。但我们从袁先生具体提出的理由,重行分析,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袁先生引用了四个文献资料。袁先生引     

黄河正源知识的年代上限问题

“科学通报”1954年10月号发表了傅乐焕的“关于黄河河源问题”一文,其中谈到清康熙四十三年拉锡探源结果认为黄河发源于星宿海,这只肯定了元代以来所知的河源。康熙五十六年因制“皇与全览图”曾派人到河源测量,这些人经过实地探查,已知黄河发源于星宿海以西巴颜喀喇山东麓的“阿尔坦河”,这条阿尔坦河很可能就是“约古宗列渠”。这就是说,在清康熙四十三年拉锡探源以前,人们对于黄河正源的知识仅止于星宿海,到了康熙五十六年一些绘制地图的人到河源地区测量后,才知道星宿海以西还有一段源流,因此,使我想起了关于黄河正源知识的年代上限问题。     

根除蝗害的阶段性

飞蝗具有异地迁飞、集中和选择产卵地的习性,对于此种虫害的根除问题,显然不能单独依靠治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蝗虫工作组在总结蝗虫猖獗规律与各地农、林、水利等建设的关系后,于1954年提出了“改”、“治”结合的根除蝗害理论。“改”是因地制宜改造蝗区的自然面貌,以消灭适合蝗虫发生繁殖的环境条件;“治”是在蝗虫发生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及时扑灭,以防止为害。根据上述理论,于1954年拟订了根治洪泽湖与微山湖的蝗灾方案,1958—1959年在山东省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法则问题的讨论

自从1953年新建设杂志第10期发表王学文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几个经济法则”以及1954年学习杂志第4期发表苏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问题”和第7期王学     

纪念钱学森先生归国50周年

钱学森先生于1955年返回祖国，在我国“两弹一星”及航天技术的发展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他还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等许多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他的学术造诣博大精深，赢得了人们的敬仰和爱戴。     

告读者

“科学通报”从1950年創刊超,在科学工作者的支持和帮助下,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然而作为一个全國性的綜合性的科学刊物,作为科学工作者發表意见,报告工作、了介情現、交流經驗的园地,“科学通报”显然还远远赶不上实际的需要。許多读者反映,“科学通报”刊登的研究工作报告的数量太少,科学界动态的报导既不全面,又不及时,同吋也沒有很好地反映科学工作者对科学工作各方面的意見。我們感謝讀者对“科学通报”的关心和爱护,我們出珍視讀者提出的批评和建議。根据大家的批評和建议,“科学通报”从今年起在內容和形式方面想作了些改动。     

目前“經济研究”爭論的问题

“百家爭鳴”的提出,給学术性杂志帶来了一項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个方針貫徹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科学水平的提高。“經济研究”是經济科学中一个学术性刊物,近來在“半社会主义农業生产合作社的土地报酬的实質”以及“純粹流通費用的补偿”等問題方面展开了爭論。 1.关于“半社会主义农業生产合作社的土地报酬的实質”的問題 1955年第2期“經济研究”發表了林里夫同志的“論决定我国过渡时期的各种生产的社会形     

关于非线性科学

非线性科学自古以来就有。人们开始能解决线性问题,随着数学的发展和高速计算机的出现,人们在解决非线性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当代所有的科学前沿问题都是非线性问题,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非线性科学有两大难题:非线性反应关系及反应与作用的时差。非线性科学既是应用科学又是理论科学,科学工作者不能光做“刀匠”,还要做解决问题的“屠夫”。     

关于对《关于“个位数之和法与哥德巴赫猜想”之商榷》与《“个位数之和法”不能成为Goldbach猜想的证明》的商榷

北京师大天文系副教授刘文中和北师大实验小学刘梦二位老师,对笔者在《科学》2000年4期上发表的《个位数之和法与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简称“文1”),进行了学术讨论,并在《科学》2000年9期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位数之和法与哥德巴赫猜想”之商榷》一文(简称“文2”)。汕头大学数学系骆伟祺老师,在《科学》2000年10期上发表了题为     

现代地学革命中的科学方法和人才构型

1961年,美国学者赫斯(H.H.Hess)提出了“海底扩张说”,自此,以“板块构造学说”为标志的地学革命迅即在全世界传播。这场革命,为地球科学在其科学方法和人才构型方面带来了怎样的深刻变化呢?     

伟大的俄罗斯生理学家伊凡·米哈伊洛维奇·谢切诺夫(1829—1905)

今年8月13日是И.М谢切诺夫诞生125周年,为了记念这位伟大的俄罗斯生理学家,我们特地从М.罗森塔尔和П.尤金编辑的“简明哲学辞典”(1954年增订四版)翻译了关于他的介绍。     

创世纪以来的科学发现

1999年 ,《科学》杂志将人们在干细胞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评选为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最后一次重大突破。他们认为 :对历次重大突破的选择主要是为了引起人们对重大科学成就的关注。不过 ,对重大突破的筛选还需历史的检验 ,《科学》杂志打算将这一评选活动视为“科学发现的轨迹”而将之编制成科学发现序列 ,以供那些关心科学事业的人们去浏览科学走过的 2 0 0 0余年历程 ,继而展望和预测新千年科学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