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下）

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新诗取得了赫赫业绩，但也一定程度地丢掉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崛起诗坛的臧克家，继承古诗与民族的优秀传统，学习五四新诗的长处，汲取新诗效法西方的经验教训，从创作到理论，全面建构新诗的中国特色；把鲜活的人民口语提炼成诗语；大致押韵，大体整齐，形成新诗的“外在韵律”；追求形象化，着力推敲，千锤百炼，托物寄意，借事传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正确的思想、燃烧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创造典型的意象与意境，尤其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生的形象”，建构起新诗的“内在韵律”。这些成就，使臧诗成为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就是中国特色新诗新起点的奠基者和开路人。     

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上）

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新诗取得了赫赫业绩，但也一定程度地丢掉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崛起诗坛的臧克家，继承古诗与民歌的优秀传统，学习五四新诗的长处，汲取新诗效法西方的经验教训，从创作到理论，全面建构新诗的中国特色；把鲜活的人民口语提炼成诗语；大致押韵，大体整齐，形成新诗的“外在韵律”；追求形象化，着力推敲千锤百炼，把物寄意，借事传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正确的思想、燃烧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创造典型的意象瑟意境，尤其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生的形象”，建构起新诗的“内在韵律”。这些成就，使臧诗成为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就是中国特色新诗新起点的奠基者和开路人。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中国新诗的回顾与展望——在香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从1916年胡适和郭沫若分别在美国和日本开始新诗创作至今，中国新诗已有90年历史。90年来新诗英才辈出，群星璀璨，成果丰硕，成就斐然。新诗的形式风格、语言艺术、诗体建设都为21世纪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新诗作为东方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断地向国外学习的同时，努力“吸收孔子的智慧”，以自己独特的创造性，参与到“东学西渐”和“东化”的文化交流中去。     

重述"新诗"发生的故事 ——《"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的叙述特点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突破了文学史研究原有的“范式”，绕开了从观念到观念、从文本到文本的叙述模式，不仅显示出文学史写作观念上的变化，也体现了文学史叙述策略上的探索，从而体现了“开放问题”的研究格局。     

筑诗为城——论20世纪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建构与重建

在20世纪大文学的背景下审视中国新诗的构建与发展，它在主动接受世界文学现代性的同时，不断融入传统文化精神，呈现出区别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独特风格。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现代性建构最初时的突破与传承，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诗现代性重建过程中的回归与寻根意识，中国新诗在努力寻找个性的自我和未来，构筑诗歌的心灵之城，形成20世纪中国新诗的鲜明特色。     

诗的格律和新诗的“规范格式”（上）

诗歌必须有格律。格律是规矩、方法，是有规律性的自由。诗歌的韵律要素和造型要囊是民族语言文化的凝结物。新诗的规范化也就是总结、创新和发展。对新诗“规范格式”的总体要求：利用传统、立足民间、适应现代，面向未来，新诗“规范格式”的具体设想和若干例证。     

新月派诗与婉约派词

新月派的诗打破词的固定形式，吸收了婉约词的音乐旋律的美；又把“花间词”的绸缪婉转与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糅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东方情调。新月派的诗受婉约词的影响是综合性的：通过不着痕迹地消化吸收词的优点，使新诗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使诗艺趋向成熟。新月派诗的艺术实践，标志着中国新诗开始理性地对待民族传统，从时代高度综合中国古典诗词和西方诗歌的优点，为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论"初期白话三诗人"对新诗的贡献

胡适、沈尹默、刘半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从事新诗创作并发表诗作的诗人,可称为“初期白话三诗人”。在中国现代新诗的草创期,“初期白话三诗人”的新诗理论和新诗创作都是很有探索意义的,对现代白话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对初中语文新教材的一点认识

单独设立一个“新诗单元”，这在初中语文教材的编辑上还是第一次，这大概反映了编者对诗歌，尤其是对新诗在观念上的一些变化。长期以来，语文教学与新诗（现代诗歌）其实是很隔膜的，甚至还有误解，以为新诗太“浅白”，不像古诗那样有味道，觉得没什么教头，也没什么学头。面对新诗单元的教学，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转变一下观念，调整好心态，否则，很难在新诗的海洋里徜徉起来。     

论第三代诗歌

“朦胧诗”后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是新时期诗歌中一直未被定论的集体，他们以全面反叛中国新诗秩序开始，却没有建立起新的诗歌秩序，他们的创作活动将中国当代诗歌划分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成为中国当代诗歌走向多元化、边缘化、个人化的分水岭。     

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

方言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诗人对语言的提炼、纯化,外部势力强加于语言的“雅正”、“规范化”,使得新诗不断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诗因语言整体走向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保持着血缘关系。新诗的去方言化与方言入诗,可以喻之为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现代白话新诗语言维度上的钟摆现象,具体的摆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对新诗语言观念差异性因素的认识。     

论艾青的诗歌语言

艾青在诗歌语言理论上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把“纯朴、自然、和谐、简约与明确”当作诗歌语言的最高规律，强调“绘画入诗”、“题材的语境”的重要性。从创作实践来看，其主要的语言审美特征与艺术魅力表现在三个方面：质朴自然．由于情感直达本质而产生了“动情”的艺术魅力；简约、明快，由于弹性强、张力大而给审美者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想象空间，能够充分地释放审美着潜在的意蕴和情绪，从而获得极大的审美满足；艾青引绘画入诗使用色彩达34种之多，同一诗中不仅颜色间彼此协调，组织结构合理，而且与其主题也紧紧相扣，十分和谐、题材的变化导致语言使用材料的变化，语言为题材的运用创造了良好的语境。艾青在诗歌语言上对中国新诗的贡献表现在：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诗歌质朴自然的大众化语言风格；在新诗史上树立了精典大众化诗语的典范。艾青诗歌谣言对新诗的影响主流是正面的，但也有负面影响。     

诗的格律和新诗的“规范格式”（下）

诗的格律和新诗的“规范格式”（下）叶日升（上饶师专纪检委）七、新诗“规范格式”设想总表，口诀和说明（一）新诗“效范格式”总表（二）新诗规范口诀新诗有规范，学写就不难。总共十八式，使用很方便。五、七标准格，杂合句型宽；四、六体式始，由此化多篇。一式可复...     

"英美体验"下的"中国诗学"诉求——论闻一多与新诗"规范化"

闻一多《红烛》、《死水》的创作及其新诗理论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规范”中国新诗的作用,但实际上它们都源自于作家“英美体验”下的“中国诗学”诉求。     

归来者:风格的重铸与主体的抬升——中国现代诗体建设系列论

“归来的诗人”在新时期恢复创作后大体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在理论上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总结了中国现代诗歌体式发展的基本经验;在创作上铸就了新的以沉思、论辩为特征的哲理化抒情风格;抒情主体更加注重对自我存在的思索与追问,抒情语调趋于自白和自审,意象营造趋于自喻化和象征化.部分诗人从现实主义走向超现实主义.“归来的诗人”既是对新诗传统的恢复,也是对新诗发展的总结与重整.     

试从戴望舒的创作道路看现代主义诗歌

一九八○年以来,伴随着新诗的繁荣,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三个“崛起”的理论——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篇文章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对一九七九、一九八○年的新诗进行了评价,并且以“崛起”这样一个令人瞩目的词语来概括的。如果说前两个“崛起”只是提出一般理论的话,那么第三个“崛起”即《崛起的诗群》,则是比较有“力度”的纲领。他们认为:八十年代的新诗     

论戴望舒对法国象征主义的接受

戴望舒诗歌创作深受法国象征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戴望舒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自觉传承和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与融会意识构成其创造性的诗歌美学观。戴望舒的创作实现着中西诗学“融会”的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将中国新诗推向一个新的更为丰富的艺术领域。     

九叶诗派诗学理论探析

九叶诗派以艾略特的诗歌主张为参照系,推崇“新诗现代化”的诗学理论,探寻并确立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这一新的诗美原则,在特定的战争年代建构了中国式现代主义的诗歌与诗论,他们是“新诗现代化”自觉的提倡者和实践者,有力地推动了新诗的现代化进程。     

论闻一多的诗歌转向及其成因

闻一多的意义是由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起点位置决定的，这就决定了后来的诗人和诗学者必然不同程度地经历“回到闻一多”的过程。从根本上说，闻一多这位辩证处理古今中外诗学关系的诗人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回到闻一多”的过程，这具体体现在他的诗歌转向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