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补贴集中度、高管技术背景与企业创新——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例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种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政府补贴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利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首次系统研究研发补贴集中度、高管技术背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补贴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研发补贴集中度会抑制企业创新,企业获得的研发补贴集中度越高,越不利于企业研发创新;高管技术背景会调节研发补贴集中度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说明技术高管有助于企业研发补贴的合理配置.本研究拓展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以及高管职业背景影响的相关文献,为研究我国政府补贴方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影响提供新的证据支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债务融资成本的中介作用和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导未来科技和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对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以2010年开始实施的关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倍差法(PSM-DID)检验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影响机制来看,产业政策可以通过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同时,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正向调节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且对产业政策有效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政府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中国30个省份工业企业2005-2015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法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和产出能力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异质性对政府补贴资助效果的影响,主要包括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以及二者交互项对政府补贴资助效果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力总体上...     

基于计算实验的企业技术创新策略选择

技术创新策略的选择是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环节,本文采用计算实验方法构建了企业技术创新策略选择模型,将技术创新策略分为模仿创新、自主创新以及联合创新三种模式,重点分析了企业规模、技术复杂性、政府RD补贴策略对技术创新主体确定技术创新方式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模仿创新是中小企业的优先选择;企业在进行复杂性水平较高的技术开发时更倾向于选择联合创新;当政府采取成果产出补贴时,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联合创新或自主创新。     

政府补贴对风险投资项目的激励影响与福利分析研究

初创企业与风险投资之间会存在双向道德风险问题,考虑到创新的外溢效应,本文从可转换优先股的角度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初创企业以及风险投资的微观激励影响,并且进一步从产业层面对比讨论了不同的扶持政策对整体社会福利的冲击.研究发现事后补贴与公共服务配套都能够实现有效激励,让风险投资和初创企业都选择社会最优的投入水平.政府的投资兜底政策尽管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实现福利增进,但是总体来看无法解决激励不足的问题,甚至还会导致激励扭曲.与此同时,从整体产业层面来看公共配套服务的成本优势使其福利效果优于事后补贴.而政府的投资兜底政策依然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信用担保下的企业最优投资和融资

考虑企业基于混合担保模式筹集投资成本的最优投融资问题.解析地给出了公司证券的价格和担保契约设计参数,解析地给出了企业最优的投资时机和债务融资数量.数值分析表明:混合担保中的年固定担保费比重增加会加快投资并降低债务融资数量;项目波动率的上升会延迟投资,但它对企业债务融资数量和担保公司获得的股权数量具有两种互为相反的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数量和担保公司获得的股权数量是项目波动率的凹函数.     

供应链企业间产品创新合作下的政府补贴策略

针对供应链产品创新合作的政府补贴问题,分别构建了在纳什博弈、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以及合作博弈三种不同的博弈关系下,政府对制造商和供应商合作研发投入进行补贴的博弈模型.分别分析了企业的最优研发投入和政府的最优补贴,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补贴行为和企业选择合作行为之间的互动博弈.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提供的补贴和企业的利润在企业合作博弈下最低,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下次之,纳什博弈下最高.同时,在政府选择补贴策略和供应链企业选择合作行为的博弈中,在企业能够自主选择合作行为的条件下,政府的最优策略是不实行补贴.     

伯川德竞争下的混合寡头研发投入

在考虑国外企业的进入和政府研发补贴的情形下,建立生产差异化产品企业的混合寡头博弈模型,将国内企业分为公有和私有两种情形,分别得出在伯川德竞争情形下产量、研发投入以及社会福利的均衡解,并分析了私有化,研发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存在国外企业竞争且国外企业的生产效率偏高时,政府最优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能力和产品差异都相关;企业私有化会降低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补贴的激励会使私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增加。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生态链协同运作研究

考虑政府、核心企业、配套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生态链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决策行为,借助演化博弈及数值仿真分析各方策略选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企业生态链协同运作的影响.结果 表明:核心企业及配套企业对违约惩罚力度的敏感度不同,政府专项补贴可有效激发核心企业参与集群企业生态链协同运作的积极性;如何分配并合理接受政府引导和...     

风险投资项目价值评估的信号传递博弈模型

本文通过对风险投资公司投资处于成长阶段创新企业的活动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信号传递博弈模型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通过信号的传递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向风险投资公司传递信号（企划书）对价值评估结果的影响,给风险投资公司进一步量化风险和预期投资收益提供思路和参考。     

风险企业产出最大化与融资工具选择

在一定融资工具下,风险投资家参与风险企业经营的程度,与风险企业总产出最大化目标约束情况下要求风险投资家参与风险企业经营决策的程度相一致时,此种融资工具是有效率的,否则是没有效率的.在此原则下,文中分析了债务、股权或债务股权混合融资工具的有效性问题,并定量地得出总存在一定的有效债务股权混合融资工具的结论.     

融资平台存量债务的展期重构及其福利影响

在融资平台债务结构中，融资平台是名义上的借款主体和偿债主体，地方政府是隐性的或有代偿主体。在融资平台存量债务的展期重构过程中，地方政府是否坐实或落实其或有担保责任将改变融资平台的偿债方式和银行的获偿预期，本文模型刻画了地方政府的隐性代偿预期对银企双方债务展期重构的模式选择及其福利影响。主要结论有：① 当预期展期债务难以获得清偿时，融资平台偏好自偿型债务展期，而银行偏好复合型债务展期（由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共同清偿），此时融资平台倾向于撇开地方政府的或有代偿责任，银行则渴望落实地方政府的担保责任。② 当预期展期债务能够获得充分清偿时，融资平台偏好复合型债务展期，而银行偏好自偿型债务展期。在偿债能力的提升途径中，银行更偏好融资平台自偿能力之增强，而非地方政府或有代偿之补充。③ 仅从银企双方的福利改善状况来看，复合型债务展期优于自偿型，但若将银企双方视为决策群体进行审视，它们同有“揩地方政府油水”的强烈动机。④ 尽管债务展期有助于缓释融资平台即期偿债压力，给其恢复偿债能力赢得时间或条件，但其仅能调节有关福利的分配结构，并不能增进全体参与者的总体福利。     

政策对发电企业能源决策的影响及最优化模型

论文考虑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和传统化石燃料发电企业组成的电力供应市场,分析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入补贴政策、不可再生能源碳排放价格政策的影响,建立了两类电力企业以自身利润最大为目标的决策模型,给出了最优解的表达形式.论文结合我国生物质能源政策,分析得出:提高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入补贴率是刺激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的有效措施;为优化我国能源结构同时增加社会总发电量,不能将碳排放价格制定过高,而应重点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最后,论文引入由消费者剩余、电力部门总收入、补贴或者税收收入转移、环境损害组成的社会福利函数模型,构建了基于社会福利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决策模型,得出我国应加大生物质能源研发投入补贴率、提高碳排放价格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论文的研究工作和得到的结论对相关部门制定有效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及其组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利用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模型,通过研究设计剔除混杂因素,从融资约束视角探讨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及其组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显示,剔除混杂因素与不剔除混杂因素的结果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混杂因素的存在会导致研究结果有偏。剔除混杂因素后发现：当企业没有面临融资约束时,研发补贴或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研发补贴或税收优惠的创新促进作用难以有效发挥。但是当两种政策组合使用时,无论企业是否面临融资约束,政策组合均能显著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因此,政策组合相比单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更显著、稳定。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而且对于中国相关政策组合的制定有重要借鉴意义。     

基于网络嵌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熊彼特式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基于双元创新结构刻画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企业技术创新的微观行为,平衡战略性新兴产业探索式和开发式创新双元性,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的新熊彼特创新发展通道;并将研发合作网络结构拓展至"关系-结构-位置"3种嵌入模式,采用计算机仿真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研究网络嵌入模式选择对双元创新偏好下研发合作网络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环境复杂性和波动性特征在上述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考虑到地理位置的邻近性,无论是开发式还是探索式创新偏好研发合作网络,位置嵌入模式总是最有利于其长期创新绩效的提升,而环境波动性和复杂性特征对创新绩效产出具有短期调节作用,且在一定程度决定结构嵌入模式更有助于增强开发式创新偏好研发合作网络的短期绩效,而位置嵌入则更有助于提升探索式创新偏好研发合作网络的短期绩效。     

消费者环境创新偏好下政府环境补贴对供应链效的影响——基于本土和FDI生产型企业竞争的视角

为了探究本土和FDI不同所有制生产型企业竞争下政府环境补贴模式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假定消费者存在环境创新偏好,分别建立了3种环境补贴模式（无补贴、补贴本土生产型企业、补贴FDI生产型企业）下两阶段供应链竞争模型,并进行了优化求解。通过对3种模式下的均衡结果比较分析,结合数值仿真表明：政府对FDI生产型企业和本土生产型企业进行环境补贴时对各企业的影响无本质差别,受到政府环境补贴的生产型企业均会提高其受补贴产品的环境创新度和需求量,但会降低竞争产品的环境创新度和市场需求量;补贴给绿色制造成本较低的FDI企业能产生比补贴给绿色制造成本较高本土企业更明显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生产型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能扩大政府环境补贴的以上效应,但不能改变这种效应;就利润而言,生产型企业均在受补贴模式下最高,补贴竞争者模式时最低;零售商和供应链均在补贴FDI生产型企业模式下达到最高,其次是补贴本土生产型企业模式;政府环境补贴只有在补贴力度较小时才能对供应链自身渠道利润产生正向作用。     

企业研发投入、产学研协同发展与区域创新产出——对外开放度的调节作用

企业作为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重要创新主体,对促进区域创新产出具有重要影响。利用201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引入产学研协同发展和对外开放度两个重要变量,实证研究了企业研发投入如何促进区域创新产出的问题,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存在正向显著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会促进产学研协同发展水平的提升,且产学研协同发展在企业研发投入与区域创新产出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对外开放度在企业研发投入与产学研协同发展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推动区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具有R&D溢出时的企业提成许可策略与政府R&D补贴激励

建立一个带有R&D产出溢出的四阶段R&D竞赛模型,分析在单位提成许可策略下企业R&D溢出以及在许可得益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对政府的R&D政策的影响.证明在只有一个企业进行创新时,政府没有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的动机.在两个企业都进行创新时,若R&D溢出小于二分之一,对于受许方而言,不管其讨价还价能力如何,其国政府都不会对其进行补贴.而对于许可方,其国政府则要根据其国企业在许可得益上的讨价还价能力进行激励,若本国企业讨价还价能力较大,政府将对其进行补贴,但如果本国企业讨价还价能力较小时,政府将对其进行征税;若R&D溢出等于二分之一,政府将根据其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对其进行激励;若R&D溢出大于二分之一,政府将对本国企业的R&D进行补贴.     

区域创新系统的评价与演进规律——以上海市创新系统为例

以上海市创新系统为例,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探究了上海市创新系统的资源投入与产出的结构,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上海市创新系统1995～2004年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评价与分析.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创新系统内资源配置效率演进的三条规律①单纯的增加区域创新系统的资源投入,忽略资源投入的结构调整,不仅不能带来预期的产出,反而会降低创新系统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②从投入角度来看,财力资源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交替成为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重点;③从产出的角度而言,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的提高、科技成果数量的增加、科技成果质量的提升,分别是区域创新系统发展三个阶段的配置效率改进的主要方向.     

消费者环境创新偏好下政府环境补贴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基于本土和FDI生产型企业竞争的视角

为了探究本土和FDI不同所有制生产型企业竞争下政府环境补贴模式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假定消费者存在环境创新偏好,分别建立了3种环境补贴模式(无补贴、补贴本土生产型企业、补贴FDI生产型企业)下两阶段供应链竞争模型,并进行了优化求解。通过对3种模式下的均衡结果比较分析,结合数值仿真表明:政府对FDI生产型企业和本土生产型企业进行环境补贴时对各企业的影响无本质差别,受到政府环境补贴的生产型企业均会提高其受补贴产品的环境创新度和需求量,但会降低竞争产品的环境创新度和市场需求量;补贴给绿色制造成本较低的FDI企业能产生比补贴给绿色制造成本较高本土企业更明显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生产型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能扩大政府环境补贴的上述效应,但不能改变这种效应;就利润而言,生产型企业均在受补贴模式下最高,补贴竞争者模式时最低;零售商和供应链均在补贴FDI生产型企业模式下达到最高,其次是补贴本土生产型企业模式;政府环境补贴只有在补贴力度较小时才能对供应链自身渠道利润产生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