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期望落差、现金流权与企业应对策略

企业慈善捐赠金额低于预期（即捐赠期望落差）会降低企业合法性,企业如何应对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8~2018年的数据,探讨企业如何通过调整后续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来降低捐赠期望落差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捐赠历史和社会期望落差越大,企业越可能增加捐赠以消除负面影响;捐赠历史和社会期望落差对企业其他社会责任行为增加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企业不倾向于采用增加其他社会责任行为来降低捐赠期望落差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同类型捐赠期望落差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强度不同：与捐赠历史期望落差相比,捐赠社会期望落差对捐赠增加的影响更强,但两者对于其他社会责任行为增加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比例越高,对捐赠增加的成本越敏感,捐赠历史和社会期望落差对捐赠增加的影响越弱。上述结论将绩效反馈从财务绩效拓展到社会绩效,不仅丰富了绩效反馈和慈善捐增文献,而且对企业应对捐赠期望落差有重要启示。     

实际控制人籍贯地发展水平、慈善捐赠与绩效

如何平衡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研究了实际控制人籍贯地发展水平对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行为提升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籍贯地发展水平越差,企业慈善捐赠越多;相对于实际控制人籍贯地发展水平好的企业,实际控制人籍贯地发展水平差的企业其慈善捐赠与绩效的正向关系更明显.这说明,籍贯地发展水平差的实际控制人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最大化企业绩效,也说明了慈善捐赠是缓解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本文从籍贯这一非正式制度层面研究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和后果问题,从微观层面提供了实际控制人异质性能够改善社会责任的积极证据.     

基于拍卖-谈判的多因素多物品采购机制设计

设计了一种先"拍卖"再"谈判"的两阶段机制,以实现更有效率且更符合实际的多物品采购运作.该机制的设计充分考虑到,采购组合拍卖中同时存在的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以及供应商与采购商的私有信息披露问题.证明了机制中拍卖阶段的激励相容和个体理性;给出了机制中谈判阶段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并分别为企业采购和政府采购设计了满足上述条件的垄断谈判和纳什谈判机制.分析发现,此两阶段机制在拍卖阶段实现了激励相容和个体理性的预分配方案,在满足谈判各方个体理性的前提下,在谈判阶段实现了分配效率的改进.     

个体异质性与行业自主治理的研究

通过特定的效用函数来讨论个体异质性对行业集体行动的影响,选择个体供给技术水平和个体努力程度作为异质性变量.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出口企业对行业集体物品总供给量既定的条件下,某个出口企业对集体物品的供给受到其努力程度和供给技术的影响,且这两个变量成正比例变化,即出口企业在采取集体行动时,供给技术水平越高的生产企业将付出越多的努力来保证集体行动成功;而生产规模小,供给技术水平低的生产企业不努力供给或者说是越倾向于偷懒,它们似乎更不利于促成集体行动.现实中存在许多支持上述假说的经验证据.     

基于EWA学习的共享资源捐赠习俗演化仿真研究

针对个体策略学习可能对共享资源捐赠习俗演化路径产生影响,提出用EWA学习模型刻画个体在现实场景下的策略调整过程,建立多个体EWA学习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基于EWA学习给出算法流程,进行计算机仿真实验。仿真结果表明,在EWA学习支配下,随着迭代期次的增加,供给策略对个体的吸引度越来越大,个体的平均支付及联合支付也相对较高,能够克服共享资源供给上的囚徒困境,使共享资源捐赠习俗发育成为可能。     

基于DEA整体理性和个体理性角度下的污染物配额分配

传统的污染物配额免费分配方法的分配依据是排污企业的产出或者排放量。然而,这种分配方法的分配结果往往不利于那些污染控制较好并且排污量较少的企业,而那些污染控制成本较高并且排污量较大的企业反而得到的配额比较多。这种分配结果显然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其实质是在变相激励企业去多排污。为解决该问题,本文提出基于DEA的污染物配额分配方法,该方法将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因素全部考虑在内,即依据企业的生产效率分配排污配额。本文分别从整体理性、个体理性和兼顾整体个体理性三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个不同的模型,决策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决策环境选择模型作为环境管理的参考依据。通过造纸厂的实例分析验证了这些模型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并且与传统的分配方法的分配结果比较,本文所提的模型不存在极端不合理的分配结果。     

绿色变轨型高技术新产品：规范因素与购买意向

基于绿色变轨型高技术（GTTT）新产品市场启动期的复杂管理情景，以汽车产业为案例，通过不同规范因素对GTTT等创新类型和不同市场发展时期下新产品购买意向影响的比较研究，发现：指令性规范（主观规范）和描述性规范对于市场启动期GTTT新产品的购买意向不是真实存在的影响因素；对于市场启动期的GTTT新产品，个体规范对购买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指令性规范和描述性规范均不具有显著影响；3种调节变量（集体自尊、依存自我和自我监控）仅集体自尊对个体规范与GTTT新产品购买意向的影响具有为负向调节作用；不同创新类型新产品影响购买意向的规范因素和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不同。上述发现表明，独立于他人的影响、更强调个体价值观的个体规范才是影响市场启动期GTTT新产品购买意向的影响因素，且这一关系受到个体差异性变量中集体自尊的调节作用。这些发现表明，独立于他人的影响、强调个体价值观的个体规范才是影响市场启动期GTTT新产品购买意向的影响因素，且这一关系受到个体差异性变量中集体自尊的调节作用，社会规范因素影响不明显，其理论贡献在于揭示出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对于新产品不同创新类型和市场发展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适配性，证伪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对于市场启动期GTTT新产品的适用性，可消除指导GTTT新产品市场启动战略制定的理论误导。     

考虑消费者环境意识及企业有限理性的生产决策研究

在排污权上限-交易机制下,考虑消费者环境意识,研究企业分别在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假设下,如何进行传统产品和绿色产品的生产决策.通过对企业在上述假设下的两产品联合生产和单独生产的决策分析,得到结论:在企业完全理性假设下,当两产品联合生产时,存在绿色补贴区间使得随着消费者环境意识的增强,企业的最优总产量增加、总排污量减少;在企业完全理性假设下,当绿色产品和传统产品的产量不为零时,联合生产方式下的产量和排污量均小于单独生产,总利润大于单独生产;在企业有限理性假设下上述结果依然成立,不同的是两种生产方式下的期望产量差、期望排污量差和期望利润的差分别随着企业的有限理性程度的增强而减小;无论企业采取联合生产还是单独生产方式,有限理性假设下的期望总产量和排污量总是高于纳什均衡,期望利润总是低于纳什均衡,并且前者随着有限理性程度的增强而增加,后者随着有限理性程度的增强而减少.因此,当企业进行多品类产品生产时,联合生产比单独生产更有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会随着企业有限理性程度的增强而减弱,并且有限理性能够引发"牛鞭效应",企业必须对决策过程中的有限理性引起重视.     

替代型公共品提供的激励问题博弈分析

运用非合作博弈方法,建立带参数的替代型公共品提供博弈,分析公共品自愿提供过程中,政府策略选择对促进个体行为的影响,以及贡献者的策略选择问题,并进一步讨论公共品自愿提供的激励机制。通过构造公共品提供的合作博弈,得到其核心与公共品提供的林达尔配置统一,因此是满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配置方式。     

非理性消费行为形成机理：基于购买决策模型的仿真

本文基于决策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构建消费者购买决策模型，并利用购买决策模型仿真研究消费者非理性消费行为及其产生的机理。研究表明，环境因素通过商品决策属性感知、期望和吸引力等决策变量，影响消费者的商品效用评价，触发非理性消费行为。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商品效用评价的增加或减小，产生冲动型消费行为或厌恶型消费行为，且两种非理性消费行为可以相互转换。商品的整体满意水平越高，引起非理性消费行为转换的属性感知值越大，触发冲动型消费行为越困难。商品决策属性吸引力达到非理性消费行为的转换值时，商品效用评价最高，市场竞争力最强。单一决策属性的消费决策极易引起极端非理性消费行为，不利于消费者的健康消费。消费者购买决策模型对非理性消费行为具有很好的解释、识别和预测能力，为企业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基金管理费激励的有效性

管理费激励的有效性取决于基金资金流与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建立多变量的回归模型,采用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季度数据对中国基金市场存在的"赎回异象"和流业绩关系的特征进行了实证.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发现中国基金市场由于业绩与基金流量之间存在较小的正的系数,以及统计显著性不高等,管理费激励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效果并不突出.而且在管理费激励制度下,中国基金市场中的流业绩关系没有显著的特征,表明投资者对基金业绩排名不敏感,说明中国基金投资者的理性程度还不够,正处于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阶段.最后,针对中国基金市场,提出了增强中国基金管理费激励效率的相关政策建议.     

控股股东利益导向和非理性分红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非理性分红现象进行分析,发现监管层的政策引导不能完全解释该现象。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股权分割的特殊背景下,控股股东个体利益最大化是影响公司非理性分红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后,发现民营控股的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理性分红倾向更强。股东间的权力制衡和内部监控机制对抑制非理性分红的作用不明显,而负债对非理性分红行为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经济网络的自组织动力学——基于个体之间经济交易的研究

在交易动态模型研究的基础上,以个体之间的交易为工具,主要对复杂系统中经济网络形成、发展的动力学进行研究论述.研究发现:个体的优化选择交易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自组织进化,经济复杂系统的自然秩序来源于经济个体通过交易关系联结起来的、稳定的复杂经济网络;但由于个体理性预期的局限性,有限理性的微观个体在价格信号指引下容易陷入逐...     

采购组合拍卖改进机制研究

针对多因素逆向组合拍卖,设计了QA-VCG机制,该机制既满足机制设计要求的基本性质,同时考虑了逆向组合拍卖中质量因素分配的新特征.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以提高采购商收益为目的,设计了改进QA-VCG机制,改进QA-VCG机制既满足分配效率、激励相容和个体理性,同时显著提高了采购商收益量.在条件期望意义下,进一步证明了改进QA-VCG机制对于提高采购商期望收益的最优性.     

基于税收的企业水污染治理制度设计

本文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论证了控制企业努力水平与税率的关系。以水污染治理研究为例将成本公摊制度应用其中,建立了基于税收的制度改进模型,推导出了水污染型企业在群体效用最大与个体效用最大下的努力水平均衡点,及个体企业与企业集体同时满足效用最大化时最佳税率应满足的条件。研究表明当水污染型企业最佳努力水平的均衡点偏离区域内企业集体效用最大时企业个体的努力水平均衡点时,企业集体利益与个体企业利益都会受损,区域内水污染型企业数量越多时,税率也必须增大,才可使个体企业行为均衡点与企业集体收益最大的均衡点一致。此时税收起到了调节水污染型企业的生产速度而使水资源得到一定的保护。本文也为治理水污染型企业提供决策支持与制度参考。     

基于旁支付的虚拟企业收益分配博弈

收益分配是虚拟企业发展形成的关键因素,合作剩余的公平分配是合作博弈成败的基础。本文运用收益分配模型与博弈论的相关方法,设计了基于旁支付的激励机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旁支付激励机制下,成员企业的努力水平与虚拟企业期望总收益均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说明了该机制的有效性;随后,应用博弈论的分配理论与Nash讨价还价方法设计了利润分配模型,在满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条件下,将合作博弈产生的合作剩余进行了分配,得到了可行的分配方案。     

政企联合储备应急物资的激励决策

政企联合储备应急物资能有效缓解应急物资储备不足的困境，而代储供应商间的优势互补有助于提升应急物资储备水平。为激励企业积极参与储备应急物资，在政企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引入了供应商间的合作关系，构建了应急物资储备激励模型。进一步，推导分析了供应商分散合作及柔性合作下的政企决策策略，开展了参数灵敏性分析及数值分析，讨论了若干重要变量对政企最优决策及储备量的影响，并由此得到管理启示。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单纯储备收益分成的代储供应商间难以实现最优协作，确立合理的柔性合作可同时增强政企、供应商间合作关系，更好地激励供应商的参与积极性，提升储备库存和储备效率。     

模糊联盟的Shapley值与稳定性

基于经典合作博弈Shapley值的概念及模糊合作博弈理论, 给出了具有模糊联盟的合作博弈个体理性及集体理性定义. 基于Butnariu提出的具有比例值的模糊博弈及Tsurumi提出的具有Choquet积分形式的模糊博弈, 结合 Li 提出的Shapley函数的简化表达式, 研究了模糊联盟的稳定性问题, 证明了一些相关结论.     

基于贝叶斯决策的证券市场过度反应

现有研究多将证券市场过度反应现象归因于投资者信息不对称、非理性决策等行为金融学因素,认为其与投资者贝叶斯理性决策准则相矛盾。本文以投资者信息对称和理性交易为前提,以贝叶斯决策准则为框架,通过引入不确定效应和信息扩散因素,重新诠释信息冲击下的证券市场过度反应特征。结论显示:市场过度反应现象可能并非投资者异质性和非理性决策行为所导致,而是市场本身的固有属性;投资者理性程度、冲击持续时间、公司分红稳定性是影响过度反应特征的重要因素。     

只有事前预算平衡的鲁棒贸易机制研究

本文运用机制设计的思想研究了不完全信息下的二人协凋问题，给出了具有优超策略激励相容性、事后理性和事前预算平衡的贸易机制的完全刻划，证明了事前有效的上述机制和具有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Ｎａｓｈ激励相容性、事间理性、事后预算平衡的贸易机制达到同样的效率水平；最后研究了这两种机制的相互转化问题，给出了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的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