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韩非子法治思想探析

商鞅与韩非子是先秦时期法家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商鞅是法家学派早期的重要代表之一，其思想开创了法家学派重法的传统，《商君书》是其法治思想的精华。韩非子是法家后期的思想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商鞅法治思想的特点是重“法”，相对忽视了“术”与“势”在国家治理当中的作用。韩非在商鞅重“法”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了法治中“术”和“势”的巨大作用，并最终形成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在君臣关系问题上，商鞅强调“君臣共操”，即共同治理国家，使君臣关系和谐；韩非子则提倡以“术”御臣，容易造成君臣关系紧张。从法治思想的具体运用来看，商鞅相对重视“农战”，主张农业和战争相结合，其目的是富国强兵；韩非重君权，其法治思想以君主专制为出发点和归宿。     

试论诸葛亮行法治蜀

诸葛亮,在辅佐刘备,刘禅治蜀的二十余年中,他任人唯贤,科教严明,厉行法治,行法治蜀,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德法结合,礼威并用诸葛亮十分崇尚先秦法家思想,在治蜀过程中,他始终强调"威之以法"、"厉行法治"。他说："威武加则刑罚施,刑罚施则众奸塞,不加成武,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众恶不理,其国亡"[1],他把法治同国家兴亡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一观点与管子《任法篇》的："不能废法而治国"、韩非《有度篇》的"奉法者强则国强"完全是一致的;诸葛亮在治军中切实贯彻"使法量功";主张法律面前人太平等,诸葛亮曾上疏后主…     

法家与黄老道家“法”思想比较——以秦汉间政治流变为视角

法家主张＂定分明法＂而重君,黄老道家主张＂道生法＂而重民,秦汉间政治流变的过程说明了立法当以民为本。但是法家法治的工具理性在国家治理模式中有优越性,汉初道、法合流,是中国古代社会＂王霸杂之＂治理模式实践性的开始。     

先秦时期德治与法治关系辨析

德治与法治本源于西周时期的礼治,至春秋战国时期,逐渐从礼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儒家虽重"德治",但也承认"法治"的重要作用;而法家虽特重"法治",然亦不排斥"德治".     

著作·体式·风格——漫论先秦法家之文

法家是先秦时期主张“法治”、强调耕战、坚持历史进化观、力主改革的进步思想流派。《汉书·艺文志》云:“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理官,就是法官。法家思想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春秋初期的齐相管仲主张“以法治国”,嗣后,郑之子产、晋之范宣子均立法以治,魏李悝大倡法治,韩中不害“明法”重“术”,慎到“尚法”而讲“势”,秦商鞅变法而国大治。管、李、申、商诸人史称前期法家。战国末期之韩非子,     

韩非“法”治哲学探微

韩非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一直被认为是建立在他＂凡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基础之上。但是,不能忽视的是,韩非的法治思想还有另外一个理论依据,这就是它的＂道＂＂法＂论。纵观《韩非子》,它的＂法＂、＂术＂确实与＂道＂、＂德＂有着内在的思想联系。可以这样理解,人性论,＂道＂＂法＂之论,二者合一,才能使完整意义上的法治思想成立。本文试图从《韩非子》中的＂道＂＂法＂之论出发探析韩非法治思想,以窥韩非法治哲学的根据。     

子夏子思之学与法家思想的融通

儒法至汉晋方得以合流,而早在先秦,子夏子思之学已与法家有融通之处。子夏氏之儒的行事及思想或许正是法家任法与专制理论的源泉。子思"牧民以利"更与法家功利思想如出一辙,儒简"定纷止争"譬喻的记载即是儒家子思学派与法家思想融合的印证。     

儒法思想对班主任工作的启示和借鉴

法家的"法""势""术"思想和儒家的"仁"的观点对班主任工作有重要启示,法、势、术、仁是教学管理不可或缺的,仁是前提,法、势是基础,术是关键。     

试论诸葛亮的法治思想

诸葛亮不仅是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他在治理蜀国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德主刑辅”为主，仁政与法治并举，恩德与威严兼用的以正统儒家思想为核心、法家思想为手段的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内儒外法，厉行法治，适势定法，并存刚柔，执法严明，宽严有度，刑不择贵。通过诸葛亮法治思想的实践，使得蜀国在三国鼎立、诸侯割据的战乱年代成为国泰民安、吏治清明、经济发达、政绩显的国家。     

韩非子功利主义美学思想的哲学根源

韩非子的功利主义美学思想源自于他的哲学思想。在哲学上,韩非子继承了老子的"道"论,按照"道生法"的逻辑,将道家自然无为的哲学转化成一种充分有为的哲学。道生万物,是天地运演之规律,这规律是天地运演的准则,具体到人事即为治世治人的法典。可以说,法家是从道家那里为自己找到法理基础的,或者说法家的哲学来源于道家。     

简析法家思想对先秦时期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影响

先秦是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鼎盛时期,各个方面的科学技术都有了飞速发展。这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指导秦朝一统天下的法家思想。法家的法治、重视农业、革新实践、改造自然、尊重客观规律、重视科学技术等许多思想在各个方面都促进了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对先秦时期的科学技术之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至今也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     

对汉初黄老学派法律思想的解读

黄老之学是道家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汉初黄老学派融合吸收了诸子百家学说,尤其是法家的法治思想和儒家的德治思想,形成了一个成熟系统的法律思想体系,主张无为而治,轻徭薄赋,实行法治,简法轻刑,文武并用,德刑相济。汉初黄老学派法律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两汉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为中国封建法律指导思想由法到儒的转变起到了过渡性的桥梁作用。     

浅议法家斗争哲学思想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是幸运的,不仅可以著书立说,而且很多人身居显宦,使得法家理论在现实政治中得到了比较彻底地实施。在实践中他们需要权力,需要他人的服从,需要通过不断斗争来巩固权力和改革成果。因此,与其他各家比较,法家更强调斗争性,中国虽然在战乱中获得统一,但是也导致政治斗争的残酷及伦理道德沦失的消极后果。法家思想与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顺应了人民需求,代表了新兴地主的利益和时代前进的方向。因此法家的历史观是"进步"的。这已是很多学者的共识。但是如果仅仅是从法家取得的"成果"去肯定它的"进步"意义,未免标准单一且过于功利。本文就从法家斗争论这个角度去重新思考法家。     

荀子教育思想评注

荀子,名况,战国末期(约公元前386～前238年)赵国人。荀子是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教育家。 但是,自汉元帝转向尊儒反法以来,历代反动统治者都把孔孟之道作为毒害人民群众、巩固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他们极力吹捧孔老二,竭力贬低和诬蔑法家。这样,一部中国教育史被篡改成为反动儒家树碑立传的历史。法家被诬蔑为“不懂教育”,“没有教育思想”和“毁灭文化教育”。我们应该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荀子等先秦法家的“以法为教”的教育思想,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坚持法治、坚持进步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是与孔孟的     

汉朝立法指导思想的转变

汉朝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和发展的时期,统治者十分重视运用法律这一工具进行统治,加强了立法、执法的力度。由于汉朝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朝的立法指导思想也因此做了相应的调整,主要有两次大的转变。一、从法家思想到黄老思想的转变先秦诸子百家中强调以法治国的一派,被称为法家;早在战国时期,秦国任用法家早期的代表人物商鞅进行法制改革,他的改革比较彻底,推行新法比较得力,并建立起一套新的符合封建经济基础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各项制度,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为秦统一中国奠一了基础。…     

商鞅通识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分析

“商鞅法家论”为牵强附会之论,前人对他法家身份印象深刻主要源自于商鞅在秦国变法期间以法家思想构筑变法核心,以致妇孺皆识“商君之法”。事实上,商鞅不是一位仅通晓法家思想的专才,而是博通各家思想的通才,他是通识教育下的产物,也是通识思想的卓越践行者。因此,商鞅变法是商鞅糅合诸家思想精华部分（以法家学派思想为核心,其他学派思想为分翼）的变法图强运动,这是秦国变法效果优胜于六国变法的重要原因,更是通识思想在这一时代的合理运用。     

法治——中国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主导社会思潮

春秋战国时期,最能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法治”思潮,逐渐成为这一历史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这表现在：“法治”思想成为各诸侯国革新运动的旗帜;“法治”思潮的主要先导和推动者管仲、子产、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李斯、韩非等大都得以当政;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有的学派人士转而成为法家大师,有的颇具“法治”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法治”思潮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     

论规则之治在乡土社会中的困境

一、司法实践中的非规则之治中国自古是一个农耕文明相当发达的国度,"重农抑商"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隆礼轻法"也就必然是中国精神文化反映出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文化传统与建构在陌生人社会上的现代法治是相悖的。随着中国的现代化改革的推进,"法治"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主流话语。法治即规则之治,规则之治几乎是现代法治的核心。然而,"我国的社会现实表明,近年来农村的工业化发展很快,但是民间文化、宗教信仰、传统社会组织等并没有消失,而是不断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在目前国家主导型的法治建构模式下,乡土社会的现代性和传统性、正式法与民间法的冲突表现尤为突出。     

西方法治观与中国古代法治观的梳理与比较

法治是由若干要件组成的集合概念。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法治进行了初步探讨,近代西方从试图为法治下精确定义转向提炼法治的要件,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同样非常丰富,法家提出了系统的法治观,而道、墨、儒等学派则孕育了丰富的自然法思想。西方法治观与中国古代法治观的相同之处表现在所提炼的法治要件存在大量共性,并都对法治基本精神做了探索;不同之处表现在两者与人治的关系不同,提炼的法治要件完善程度不同,对法治精神的诠释不同,并且西方法治观很好地转化为实践,中国古代法治观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河南法家群体与中国早期法律文明——以先秦为中心

在中国早期法律文明形成过程中,河南涌现了一大批法家代表人物。针对当时的社会治理困境,河南法家群体阐发了缘法而治、术治等重大理论问题,成为中国早期法治理论的滥觞;他们在中国早期成文法的创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官方制法与私家制法领域并驾齐驱,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河南法家群体在中国早期法律教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无论是在私家律学教育上还是在官方律学教育上,都成绩斐然,并深深影响着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