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武陵山区永顺县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数理统计等方法,对位于武陵山区永顺县的168户农户进行系统调查,将农户划分为纯农型、兼业型Ⅰ、兼业型Ⅱ、非农型4类,进而分析了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多样化特征及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类型以兼业型Ⅱ居多,所占比例为46.72%;其次为非农型,为22.13%;纯农型为16.39%;兼业型Ⅰ最少,为14.75%.2)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策略存在显著差异,纯农型农户生计活动单一,脆弱性和风险最大,引入并扩大非农活动是民族贫困区未来生计策略的发展趋势.3)不同生计策略选择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不同,主要影响耕地的是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及粮食生产力水平.4)民族贫困区耕地资源缺乏、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以及农户自身劳动素质共同制约农户生计和耕地利用的可持续性.加强农户劳动技术培训以提高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加快土地综合整治以提高耕地利用效率是民族贫困区提升农村内部发展能力,实现农户生计和耕地利用可持续性的根本途径.     

统筹城乡发展策略下基于生计风险诊断的农户后顾生计来源识别——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中梁镇龙泉村为例

农户后顾生计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保障,研究其来源不仅可以厘清不同类型农户未来生计发展方向,且能为制定相应的支农惠农政策提供理论参考.研究运用主成分法与改进BP神经网络相结合,通过参与式农户调查建立农户属性数据库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源,基于农户生计资产量动态划分农户,诊断其生计风险,从而识别不同类型农户的后顾生计来源.结果显示:(1)不同类型农户由于生计状况的差异导致其面临的风险各异,农业多样化发展型农户以自然风险和家庭风险为主,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农户主要为市场风险,非农多样化和非农专业化发展型农户主要为市场风险及体制风险,兼业化发展型农户兼具各种风险;(2)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风险程度差异明显,其大小顺序为:农业专业化发展型(0.92),农业多样化发展型(0.71),兼业化发展型(0.65),非农专业化发展型(0.55)和非农多样化发展型(0.46);(3)出于最大限度规避风险的心理思考及适应政策的需要,不同类型的农户后顾生计来源组合差异明显.     

基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生计资本度量——以四川省402户农户为例简

为探索农户生计资本的客观定量评价,以2012年在四川省抽样调查的402户农户数据为基础,借鉴英国国际发展机构(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5类生计资本下的12个二级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的3个水平——纯农型、兼业型、非农型进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选择出显著的变量及其偏回归系数,用该系数构造生计资本大小的评价权重,对生计资本进行客观定量评价.结果发现: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显著的变量有现金收入、耕地面积、赠送礼金等6个变量;在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中,现金收入占其权重的64.4%,前3个重要变量——现金收入、耕地面积、赠送礼金权重占比达89.2%;大多数农户选择兼业型的生计策略,选择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较大,稳定水平也不同.?更多还原     

基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生计资本度量——以四川省402户农户为例

为探索农户生计资本的客观定量评价,以2012年在四川省抽样调查的402户农户数据为基础,借鉴英国国际发展机构(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5类生计资本下的12个二级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的3个水平——纯农型、兼业型、非农型进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选择出显著的变量及其偏回归系数,用该系数构造生计资本大小的评价权重,对生计资本进行客观定量评价.结果发现: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显著的变量有现金收入、耕地面积、赠送礼金等6个变量;在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中,现金收入占其权重的64.4%,前3个重要变量——现金收入、耕地面积、赠送礼金权重占比达89.2%;大多数农户选择兼业型的生计策略,选择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较大,稳定水平也不同.     

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居民点用地选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农户意愿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分析法、入户调查法和GIS数据分析法探讨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居民点用地选址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对居民点用地条件的需求各不相同:农业主导型农户基于农业生产的生存理性选择,在考虑居民点用地选址时生存因素考虑更多;农工兼具型农户基于经济理性选择期望居民点用地能兼顾非农和务农生产活动的需求;非农主导型农户则偏向考虑影响生活水平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因素.研究结论:农村居民点用地选址需要充分尊重农户意愿,满足不同兼业类型农户需求,最终实现农村居民点用地合理布局及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     

生计资本视角下土地整治绩效满意度研究——以四川省冉义镇为例

为评估土地整治绩效满意度, 选取四川省邛崃市冉义镇为研究区,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依据职业, 将农户划分为纯农业、以农为主兼业、以非农为主兼业及非农业4种生计类型, 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5个方面构建生计资本测算表, 对土地整治区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生计资本现状进行评价。基于测算结果, 考察土地整治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 并采用Probit模型分析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 农户生计资本略失衡, 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值较高, 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值较低; 2) 农户对土地整治工程的满意度总体上较高, 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收入来源变化等因素对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 教育程度、金融资本和生计活动开支对非农类型农户的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宅基地复垦利益诉求分析

以贵州省金沙县坪坝镇双兴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为典型案例,对城镇集中安置型农户宅基地复垦权益诉求进行调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该安置点户主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较低,近70%的户主在村内或乡镇范围内就业;搬迁农户户均宅基地面积为148 m~2左右,其中低收入农户宅基地面积最大,中等收入农户最小;高收入农户宅基地内部结构更强调其居住功能,而中低收入农户兼顾其生产功能.搬迁农户宅基地复垦的利益诉求主要集中在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障方面,且农户收入水平越高,其政策认知能力越强.因此,除对搬迁农户进行就业培训之外,应设置一定量的公益性兜底就业岗位,实现搬迁农户从"传统自给型农业就业"向"城镇型现代多元化就业"转型.同时,完善搬迁农户宅基地复垦之后的农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等与城镇居民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和转换机制,加强搬迁农户的后续扶持政策,真正实现搬迁农户"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脱贫目标.     

侗族村寨聚居空间演变特征分析——以贵州黎平高寅侗寨为例

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九潮镇高寅侗寨为典型案例,从农户宅基地利用视角,对侗族村寨用地规模及其内部特征、空间演变过程及其形态特征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高寅侗寨宅基地扩张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达到70%以上,户均宅基地面积维持在170m2左右,高寅侗寨宅基地扩张具有加速蔓延趋势且新修房屋正逐步放弃传统木瓦结构,偏好砖混结构;农户宅基地的居住功能在不断加强,而生产功能(主要是圈舍养殖等)正逐步趋于弱化,内部结构正趋于简单化、集约化;近三十多年高寅侗寨用地存在着先沿"歌堂"内向"填充",后向"风雨桥"外向扩展的演变过程,体现了侗族村民依山傍水的建房理念.     

都市山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天津市蓟州区4个典型村的实证

基于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天津市蓟州区4个典型村的调查,分析都市山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为完善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政策提供案例借鉴.本文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和问卷调查法相结合,借助Spass 22.0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文化程度、性别(男性)、农户生计来源多样化程度、宅基地数量、所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及所在村庄公共设施状况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与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及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促进,尤其在乡村旅游村,以及靠近县城的非农经济发达村,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相对较高;(2)年龄、户口性质(农村户口)、家庭人口总数、宅基地面积、人均宅基地面积、取得方式、是否翻建、是否确权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负相关.宅基地退出意愿较低的农户,多为户主年龄较老且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来源的农户,由于其抵御生计脆弱性的能力较低,宅基地的保障功能较为重要.研究认为,都市山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政策设计,应该与提高农户生计多样化、促进乡村农家院及休闲旅游发展相结合,同时保障生计脆弱农户的宅基地资产权利,提高补偿标准,发挥政策合力,以此促进宅基地制度改革有序开展.     

城市边缘区“三生”空间格局演变与驱动因素分析——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以北京朝阳区为例,识别城市边缘区的“三生”空间,并借助转换矩阵和空间分析工具刻画“三生”空间格局演变。在此基础上,优选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三生”空间转换的驱动因素,得到如下结果。1)2005—2020年,按照距离市中心由近及远的空间顺序,生产空间规模缩减并集聚,生态空间在城市外围形成绿色环带,生态–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活–农业生产空间快速缩减,生活–非农生产空间按照点–线–面顺序快速扩张。2)2005—2020年,生产空间转为生活–非农生产空间是首要转换方向,生活–非农生产空间持续获得大量转入,已成为区域内占比最大的“三生”空间类型。3)2005—2010年,在人口、经济与产业因素的驱动下,生产空间转为生活–非农生产空间,同时生态–农业生产空间转为生产空间;2010—2015年,人口与经济因素进一步驱动生产空间转为生活–非农生产空间; 2015—2020年,在政策和产业因素的驱动下,生产空间转为生活–非农生产空间或生态空间。研究结果证实城市边缘区“三生”空间格局演变存在距离和政策驱动效应。     

巴渝新居集体搬迁户的生计恢复力差异与建设路径

巴渝新居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农户最需要、最长远的生计问题。比较集体搬迁户生计恢复力的前后变化和主体差异，有助于识别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对于保障农户长远生计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重庆市江津区龙华镇燕坝村为样区，基于燕坝场、白龙场、彭家山等3个巴渝新居点集体搬迁农户的调研数据，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3个维度构建生计恢复力指标体系，按种养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将农户划分为种植型农户、养殖型农户、种养型农户和非农型农户，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搬迁前后的生计恢复力水平进行评价，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解释结构模型，识别影响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差异的主要因素，进而探索农户生计恢复力提升的建设路径。得到以下结果：1) 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具有差异。搬迁前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从高到低分别为：种植型农户(0.166)、非农型农户(0.161)、养殖型农户(0.139)和种养型农户(0.106)。搬迁后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从高到低为种养型农户(0.376)、养殖型农户(0.365)、种植型农户(0.311)和非农型农户(0.265)；2) 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在搬迁后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生计恢复力提升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种养型农户(0.270)、养殖型农户(0.226)、种植型农户(0.145)和非农型农户(0.104)；3) 影 响非农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因子有家庭通讯费用、财务储蓄等非农业因子，影响其他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因子有种植、养殖业产值以及人均旱地面积等农业因子。研究结果表明，集中居住有效提升了农户生计恢复力，但不同生计来源农户生计恢复力差异较大，应侧重从提高农户教育水平以及增加生计多样性入手，分类建设农户长远生计保障的路径。     

农村经济转型期不同类型农户共生能力研究：以重庆市合川区大柱村为例

农户作为农村经济转型及经济建设的微观行为主体,渐由"个体"转向"共同体",发展模式逐渐由"竞争"趋向"协作",准确判别农户间共生能力对合理引导农户生产、促进和谐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引入共生理论,以农户分化为基础划分农户共生单元,以农户年收益值作为主质参量,通过共生度及共生系数模型对农户共生单元间共生能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共生单元间均只存在正向共生关系,不存在寄生或偏利共生关系,农户共生单元之间新能量流的非对称性降低,逐渐向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进化;2不同类型农户共生单元间影响程度差异明显,兼业发展型农户与非农发展型农户间的共生能力最强,其达到对称性互惠共生阶段所需时间也最短.     

旅游影响下西江苗寨群社会文化变迁空间分异研究

以贵州西江苗寨群为研究样区,采用均值对比分析和系统聚类分析,对研究区进行旅游影响空间划分,围绕不同区域开展社会文化变迁空间分异研究。研究表明:1)西江苗寨群不同旅游影响程度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程度与变迁方向差异较大;2)在生计模式、人际关系等"外向型"社会文化层面核心区村寨变迁最显著,整体变迁强度由核心区到边缘区递减;3)在建筑文化、服饰文化、歌舞文化等"地方性"社会文化层面核心区村寨变迁强度小,过渡区村寨变迁最显著,整体变迁强度呈倒"U"型分异;4)在资源禀赋、政策、资本以及现代介入路径等要素影响下,西江苗寨群不同区域社会文化发展机制差异较大。     

江西红壤区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机理--以兴国县为例

以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机理分析,确定区位与经济发展水平、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劳动力状况、水土流失现状等5大类因素为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量化成11项具体指标,通过SPSS软件对各项量化指标与水土保持投入行为进行相关性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运行结果表明,农户水土保持投资决策行为主要受到农户家庭人均收入、非农收入比例、农业经营土地面积、家庭从事农业人口数量以及水土流失减产损失因素的影响．而不同因素对于农户水土保持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距离城镇近的农村,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机会高,因此,对于以农业为主要目标的水土保持投资兴趣不大;家庭农业人口数量多的农户,由于受到食物需求的压力,其受到的水土保持投资激励也大;同时,来自种植业占家庭收入比例高的村庄,其从事水土保持的积极性更高．最后章提出,在稳定国家水土保持治理投资政策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以及水土流失治理“合作组织 农户”、“公司 农户”等的组织制度,推进水土保持治理．     

北京市大兴区耕地空间重构分析

土地整治对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本文选取北京市大兴区1∶10 000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以乡镇作为分析单元,进行空间重构方法探讨;其次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要求出发,确定空间重构分析参数及标准值;最后对土地整治过程中存在的空间重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大兴区各乡镇的耕地面积比例未达到60%的依次是亦庄镇、旧宫镇、西红门镇、黄村镇等,仅礼贤镇达满足要求,土地整治需通过土地利用转型解决;(2)满足高标准建设中形状指数要求的耕地斑块仅有2538块,占全区19.30%,形状指数处于1.06—1.5的比例最大;(3)农田基础设施占有率除旧宫镇、礼贤镇、榆垡镇、安定镇、庞各庄镇、魏善庄镇的农田基础设施不到8%外,其余各镇的农田基础设施占有率均已超出标准值,且以亦庄镇、西红门镇尤为严重;(4)大兴区大于13.3hm2以上的耕地斑块数共705块,占全区总斑块数的5.36%,需通过小块并大块实现耕地集中连片,以达到区域农业规模化生产.     

渗水井在提高庭院雨水下渗率中的应用

为减少历史街区中的合流制排水系统的污水溢流量,降低雨污分流改造难度,利用历史庭院下垫层的瓦砾层特点,采用渗水井海绵技术提高地表的雨水下渗率,削减降雨径流.蓄渗性能试验结果表明,瓦砾层平均蓄水率和渗透系数分别为33.52 L·m~(-3)和13.490 m·d~(-1),分别是原状土的7.7倍和245.3倍.通过渗水井将庭院雨水径流汇至瓦砾层可强化下渗,对不同面积庭院的渗水井直径选用方案进行了研究.以汇水面积为120 m~2的典型庭院为例,采用直径为1.6 m、蓄水深度为1.1 m的渗水井,能将重现期为3 a、降雨历时为2 h的暴雨所产生的径流削减89.45%.     

基于田野调查的农户农业生产区位分析——以河南省巩义市吴沟村为例

以农户为调研单位对河南省吴沟村农业生产区位分析结果表明,距离、肥力、劳动力转移、兼业化都对农户农业生产区位产生影响.吴沟村农户农业区位的选择遵循以下规律:①距离对农业生产区位仍产生较大影响,地块类型仍按照菜地、好地、中等地、差等地有规律地分布;②在主要地块(面积较大,条件较好)种植主要作物——小麦、玉米;③即使经济状况较好,很多农户仍用人耕做,机械化程度低;④农户一般选择最近地块种植蔬菜、红薯等作物;⑤在劳动力迁移和兼业化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农户种植作物多样性减少明显,作物种植单一性现象突出.提出了改善吴沟村农业生产低效率的建议:①增加农业生产性投资;②创新土地制度,加快土地流转;③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基于农户尺度的鄱阳湖平原水稻多熟种植现状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该文以多熟种植典型区域——江西省鄱阳湖地区为例,基于农户问卷调查资料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该地区水稻熟制的现状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i)在研究区内约66.47%的受访农户选择多熟种植的耕作模式且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ii)农户水稻多熟种植模式的选择主要受灌溉条件、地块面积、家庭规模、微地貌类型、农户对农业补贴的评价、非农总收入、旱灾等因素的影响;(iii)灌溉条件、地块面积、家庭规模、微地貌类型、农业补贴与农户水稻熟制的选择呈显著正相关,而不断爆发的旱灾频度和非农总收入的增多对水稻的多熟种植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iv)未来政府应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因地制宜地引导农民进行多熟种植,以保障区域粮食安全.     

三峡库区特色农业演变及其效应研究——以仙女村为例

研究三峡库区特色农业发展及其效应,对该区域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从村域角度出发,以三峡库区奉节县仙女村为例,结合遥感和GIS技术,对研究区进行实地调查获得当地农业种植、人口结构、生计变化和农户收入等数据,探讨仙女村乡村特色农业演变及其效应.结果表明:1)仙女村农作物种类从多样化的传统农作物向单一的特色农作物发展,脐橙逐渐成为当地的主导农作物,产量迅猛增长; 2)仙女村村民年收入随着特色农业的发展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3)农户生计类型发生改变,由纯务工向纯务农转变,农户外出的务工地点与仙女村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 4)脐橙林从散乱分布到集聚分布转变,在空间上不断向交通线路靠近,并且脐橙种植的品种类型也趋于多样化; 5)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及脐橙林种植面积的扩大,仙女村森林覆盖率明显增加,有效地治理了水土流失,增强了仙女村生物多样性,该村生态系统更加稳定,土地的生产力提高,仙女村生态和经济效益得到快速发展.     

城郊工业村农户生计转型与可持续性研究——以南昌市新洲村、西江村为例

为研究乡村工业化对农户生计转型及可持续性的影响,该文选取南昌市新洲村和西江村2个典型城郊工业村为研究区,构建乡村工业化-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等对农户生计转型与可持续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乡村工业化导致农户生计由单一趋于多元,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工业化、兼业化和返村化特点; 2)乡村工业化对农户回流吸引力较强,超过40%的农户受工厂建设吸引回村就业,但回流人口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和性别结构不均衡; 3)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偏低,各类型资本存在差异,农户间资本指数和资本耦合协调程度差异明显; 4)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总体上较强,在农户间表现为纯工农户<非工农户<外出农户<主工农户<兼工农户.因此,农户在参与乡村工业提高收入的同时要保障生计多样性,提高生计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