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汪曾祺早期小说中人物的内在叙事

汪曾祺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小说大多具有探索性。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汪曾祺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颇深,因此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意识流、象征等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同时在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的探索中所营造出来人物的意识世界有他自己的特色,充满丰富性、内在性,甚至作者以此作为行文的线索来展开叙述,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一套叙述逻辑。     

“学院”与“围城”联袂 古典与通俗共舞——论阿袁小说的叙事策略

阿袁小说以华丽的文笔、独特的选材、细腻的心理描写强势闯入读者视野,并获多项大奖,其小说风格有古典之美,有张爱玲小说的味道,属于学院派作家的谱系。本文以叙事学原理来分析阿袁小说的视角、结构、话语和风格等。     

小说叙事研究的新视野——空间叙事

阐述了人文社科领域内的“空间转向”和小说叙事研究的“空间叙事”的概念及其关系，并对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应以空间的叙事功能为核心问题，还可进行一些空间叙事的形态、视点、节奏等外围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些都为小说叙事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在“忏悔”的名义下张扬自我

忏悔是西方历史悠久、普遍流行的一种话语体系,忏悔录就是一种文学上的忏悔话语,本文试从忏悔的思想基础、实质和修辞性三个方面对18世纪法国大思想家、文学家卢梭的《忏悔录》进行了分析。     

鲁迅小说中意象叙事

本文从五个方面解读关于“意象叙事”在鲁迅小说文本中的运用,试图探求中国叙事言说背景下的鲁迅叙 事方略,在其小说文本中如何体现意象的双构或多构性,从而寻找到了以意象为中介,那种作者或隐含作者,与读 者或隐含读者间的深层对话。     

论师陀小说中的“新女性”叙事

师陀笔下的＂新女性＂来自城镇乡村,她们在家庭、社会和心灵深处寻找自我身份的认同却屡遭挫败。师陀立足于女性个体立场,展现了她们追求自由平等实践过程中的困境。同时,师陀揭示了女子自由平等启蒙理念在＂以人为本＂层面的缺失给＂新女性＂带来的创伤,启示人们思考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文化背景究竟给女子自由平等实践提供了多少自由的空间？把鲁迅先生对＂娜拉走后怎样＂的理性质疑进一步拓展到了文化反思的层面。     

论墨白小说的苦难叙事

苦难叙事赋予了墨白的创作以深刻的思想强力以及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其创作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标志。生命体验与责任感所合成的内在驱动力,二元对象的表象与永恒困境的人性隐喻所构成的叙事内容,悲悯与审视所交织的叙事角度共同建构了墨白独具一格的苦难叙事。对其苦难叙事的总结,既是对作家个体的探索,也涉及当代文学创作与苦难的关系。     

论墨白小说的苦难叙事

苦难叙事赋予了墨白的创作以深刻的思想强力以及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其创作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标志.生命体验与责任感所合成的内在驱动力,二元对象的表象与永恒困境的人性隐喻所构成的叙事内容,悲悯与审视所交织的叙事角度共同建构了墨白独具一格的苦难叙事.对其苦难叙事的总结,既是对作家个体的探索,也涉及当代文学创作与苦难的关系.     

“志同道不合”与“志同道合”——论合作化小说情爱叙事中的两种主要结构模式

＂十七年＂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情爱叙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当时主流政治话语的强力规训下,情爱叙事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儿女情＂被革命、阶级话语深深地压抑和遮蔽了,而呈现出来的乃是两种最为典型的＂志同道不合＂式与＂志同道合＂式的情爱结构模式。     

论略萨小说的“零件组合与立体叙事”艺术

略萨是结构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主张"立体"地反映多样化的现实生活.为此,他在创作中积极引进了立体绘画艺术中的"粘贴"、"并置"等技巧,把多个故事的多个片段打乱并置在一起,既像色彩斑斓的粘贴画,又像细碎零件的有机组合,在时空交叉、跳跃中,多层面、多维度、多棱体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原生态.这样,小说的叙事就成为"立体"的,而读者的阅读随之也成为"立体"的了.     

谈北村《玛卓的爱情》的多声部叙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为先锋作家，北村突出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特点，写出了形式感很强的“者说”系列小说，而到了1994年的《玛卓的爱情》却转变到注重故事的讲述，以变换叙述者的形式，体现其先锋小说的特点，这种“多声部”的叙事方式造成一种音乐“混响”的艺术效果。     

论中国古代小说“实-虚”观念的变迁与快节奏叙述的嬗变

中国古代小说“快节奏叙述”的地位有一个明显的由主到次的转变过程。该过程与小说家的创作意识由“崇实”到“纪虚”，修饰意识由“尚质”到“尚文”的嬗变过程相一致，它们是小说家的观念形态和实践创作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证据。     

论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创业叙事"--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

创业是农业合作化小说特有的叙事话语,它促成了中国农民由个人创业主体向创社会主义集体大业的历史主体身份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个人创业主体的叙事内涵虽然明显大于历史主体,但历史主体的精神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开掘,并建构起特殊的关于财富的一种道德训诫方式。同时,历史主体的集体创业,也对乡村的爱情和婚姻道德生活带来了明显的改造。     

《黄英》人物的心理透视

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地位急剧上升,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已被打破。商人阶层的社会价值必须重新估量。《聊斋志异》中的《黄英》就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黄英》通过马子才、黄英的结合以及他们的心理透视,可以看出士魂与商才的联姻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清末民初辽宁实业教育人物考

对清末民初辽宁的实业教育有影响的人物进行了考证。指出20世纪初，东北的一些地方官吏认识到，为了增强国力，抵御外侮，发展地方经济，必须振兴实业教育，筹备各类实业学校。其中代表人物有张鹤龄，王永江，谢荫昌，李献廷，徐鸿宝，张文翰，孙永芳等。     

从阶级叙事到生态叙事--新时期"非人类"小说的个案解读

非人类小说文本因主体性的缺失一直处于匿名状态，因而在新时期写作过程中不断地被不同的修辞方式所挪用。先后被叙述为：阶级矛盾、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对立、生态环保问题等。直到人类中心哲学解冻后，才写出真正属于“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爱与冲突。从对新时期写作不同阶段的文本个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发展演变过程。     

陈最良与劳伦斯神父的叙事意义与比较

陈最良与劳伦斯神父各自在<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扮演着叙事符号的角色,他们表现出来的是显在叙事特征,但由于中国古典戏剧与西方古典戏剧的不同美学基础,他们又表现出不同的叙事意义.据此可以认为,显在叙事与潜在叙事的区别,是由不同的美学基础决定的.     

晚明江南文化殊相——名士与名姝的艳情与悲剧

从明代中叶开始，江南士人在一定程度上确立起“超然”的意识，开始摆脱对政治权力的迷信和依附。士子们多数不太认真研习儒家经典，全身心地去奔仕途，而以文采风流、能诗词书画为习尚，以结社携妓交游为盛事。究其原因，主要是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密切相关。晚明的江南商人文化与才子、才女文化有不解之缘。商人文化对士人文化、青楼文化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万历年间娼妓遍天下，扬州、苏州、盛泽、松江、杭州等城镇妓馆林立，南京之秦淮最为繁盛，在秦淮青楼中深藏着许多才女，一般人称之为“名妓”，这些名妓的共同特征是才、色、艺三绝，卓而不群，精通琴棋书画，文学艺术造诣不让于须眉，做人上有侠肝义胆，见识过人，在明清易鼎之际，关心国家命运，崇尚气节，大义凛然。秦淮名妓生逢晚明朝代更替、社会巨变、天崩地解的所谓乱世，乱世出英雄也出美人。他们的命运绝大多数是悲剧式的，当时秦淮名妓的命运多半与江南名士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其代表人物为李香君、卞玉京、董小宛。     

晚明江南[1]文化殊相--名士与名姝的艳情与悲剧

从明代中叶开始,江南士人在一定程度上确立起"超然"的意识,开始摆脱对政治权力的迷信和依附.士子们多数不太认真研习儒家经典,全身心地去奔仕途,而以文采风流、能诗词书画为习尚,以结社携妓交游为盛事.究其原因,主要是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密切相关.晚明的江南商人文化与才子、才女文化有不解之缘.商人文化对士人文化、青楼文化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万历年间娼妓遍天下,扬州、苏州、盛泽、松江、杭州等城镇妓馆林立,南京之秦淮最为繁盛,在秦淮青楼中深藏着许多才女,一般人称之为"名妓",这些名妓的共同特征是才、色、艺三绝,卓而不群,精通琴棋书画,文学艺术造诣不让于须眉,做人上有侠肝义胆,见识过人,在明清易鼎之际,关心国家命运,崇尚气节,大义凛然.秦淮名妓生逢晚明朝代更替、社会巨变、天崩地解的所谓乱世,乱世出英雄也出美人.他们的命运绝大多数是悲剧式的,当时秦淮名妓的命运多半与江南名士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其代表人物为李香君、卞玉京、董小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