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安诗歌中的“悲风”意象

建安诗歌中运用风这个外物景象较多，而且都着上了诗人强烈的悲凉慷慨之情，由此构成“悲风’’意象。建安诗歌的“悲风”意象具有抒情的多样性和形象性特征。这一意象的形成与建安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审美追求密切相关。“悲风”意象是建安文学的特色之处，也是建安风骨的体现。     

“丕植争储”与邺下文土之关系考论

从现存建安“同题诗”和“唱和诗”可以考见，邺下诸文士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丕植争储”的政治漩涡，他们的诗歌创作与“丕植争储”这一政治事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出独特的政治品性，是建安诗风“慷慨多气”的重要原因。     

解读“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以农村旅游资源为例

“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反映的是公共物品问题。“公地悲剧”是公共物品过度使用的结果,“反公地悲剧”则是公共物品被闲置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公地悲剧”在于产权不清,所以需要明确产权;“反公地悲剧”则在于产权支离破碎,所以要整合产权。农村旅游资源大都存在“公地”特性,必须加强对两种“悲剧”研究,积极寻找有效对策,以实现农村旅游的科学快速发展。     

慷慨有悲心 兴文自成篇——试论曹植赋作中的慷慨情感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的时代”,由于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特定的精神内涵而被冠之以“建安风骨”、“建安风力”,时至今日仍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文心雕龙·时序》论建安文学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帮之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雅好慷慨”、“梗概而多气”,正是建安文学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而这一点,在曹植这位被钟嵘称之为“建安之杰”(《诗品·总论》)的命运多舛的文坛主将的作品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情与志的交融——释"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大忧患的时期。而曹氏父子及建安诸诗人却从曹操统一北中国事业的推动中,受到了英雄业绩的极大鼓舞和推动,从而激起了他们的功业意识与历史使命感,使得他们能够“伤时悯乱”而不失壮迈之志,激扬文字而常带风云之色,形成风骨嶙峋的建安特质。可以说,这种嶙峋的“建安风骨”正是建安诗歌情与志的最生动的体现。     

哀莫大于心不死──对屈原的一种文化解读

“心死”是一种悲哀，而“心不死”是更为深层的悲哀与悲剧。屈原的悲剧是“心不死”的悲剧。     

曹操和曹植的游仙诗

曹操和曹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们是有名的所谓“建安文学”的倡导者和中坚力量。谈到“建安文学”,人们都盛赞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激昂慷慨的风格,认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文心雕龙·时序》评建安文学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些话准确地叙述了建安文学的主要风貌,同时也表述了曹操与曹植作品的基本特色。     

“清谈”与《典论·论文》

曹丕以“文人”为中心展开论述,从剖析古之“文人相轻”之因人手,品评今之文人建安七子,表扬了建安七子“审己度人”的品评态度,提高了他们的名望和地位。通过品评建安七子,曹丕得出了文人取得不同文学成就的原因,即文体不同（文体论）、文人个性不同（文气说）,从而凸显了文人个体的生命价值,提出了“嗅时说”,表现出文人的生命意识。     

建安文学研究述要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文学繁荣,对此,我国历代作家、批评家都给予重视,并进行了研究和评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顾这一漫长的“建安文学研究史”,对我们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汲取经验,促进今天建安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循着历史的线索,对不同历史时期有关建安文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加以简要评述,以求勾划出古今建安文学研究的基本概貌。     

中西方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之比较

作为广义的悲剧来说，它蕴涵了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基础、哲学观念，造就了不同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文章分析和比较中西方悲剧意识、悲剧精神之大不同及其原因。认为中国悲剧意识内在于儒家的“入世”思想中，佛家和道家的“出世”思想消解了悲剧意识，导致了悲剧精神的缺乏。西方悲剧意识的哲学基础源于主客二分的柏拉图“理念说”，因此在与世界的抗争中表现出崇高的悲剧精神。     

论老舍笔下祥子悲剧的深度和根源

试从祥子这个主人公入手，全面深入地挖掘《骆驼祥子》的悲剧意蕴。祥子的悲剧决不仅仅是以往论者所关注的经济上的无法翻身。他的悲剧除了买车愿望不能实现的事业悲剧外，还包括屈从虎妞及不能与小福子结合的婚恋悲剧和最终丧失生活理想、善良品质的“人”的悲剧。祥子的悲剧是社会悲剧。造成祥子悲剧的具体根源有刘四爷的有序剥削、孙侦探的无序掠夺、虎妞的婚姻讹诈等等，总之是那个“虎”吃“骆驼”的“动物世界”。老舍先生对祥子悲剧根源的揭示既是具体生动的，又带有一定的象征色彩     

刘桢简论

被誉为五言诗创作“妙绝时人”的刘桢,是建安诗坛上一位颇有成就的重要诗人。后世评论者往往把他与“建安之杰”的曹植并列,或者与王粲比并。从刘桢现存的数量不多的诗篇看,这种简单的比并,也并非毫无道理。至少可以见出他的诗歌创作在当时,或稍后一点的南朝时代是有一定影响的。     

论严歌苓创作的悲剧审美特性

新移民作家严歌苓在其文学创作中,更青睐于对悲剧的写作。因严歌苓兼具中西方文化的深厚修养,使其在悲剧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悲剧审美特性：一、“冷静忧伤”的悲剧书写;二、“卓别林”式的悲剧语调;三、诗意与悲悯交织的悲剧意境。     

《推销员之死》：“美国梦”的悲歌

从美国文学情结“美国梦”的角度 ,通过威利·洛曼“美国梦”的幻灭 ,对儿子希望的破灭、他的自杀悲剧对家庭造成的悲剧影响的精神分析及剧本的结构分析 ,说明了他的自杀悲剧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悲剧 ,为“美国梦”唱出了一曲深沉的悲歌。     

屈原与司马迁悲剧意识之比较

屈原和司马迁分别是战国末期楚国和西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他们身上都弥漫着深沉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悲剧命运和他们对待悲剧命运的态度这两个方面。屈原的悲剧是乱世之悲。司马迁的悲剧是盛世之悲。两人的悲剧实质上都是源于个人人格与黑暗势力的冲突。面对悲剧命运,屈原选择了自沉汨罗,以死“殉道”;司马迁则选择了忍辱著书,用生“矢志”。他们都在“发愤”中发泄了自己的情感,并最终寻求到了各自的解脱。     

浅谈施工企业在工程中的造价控制及合同管理

计划经济是我国建安工程预算一直沿用的的管理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传统的建安工程造价及合同管理模式对建筑市场的发展有相当大的阻碍作用。表现在不少项目上特别是大中型项目和重点项目上,常出现投资“节节高”的现象,即初步设计概算超过可行性研究的投资估算额,施工图预算超过初步投资概算,竣工决算造价超过施工图预算。本文就如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安工程预算与造价管理模式,谈几点浅见。     

中国古典悲剧结构形成的原因刍论

依据西方悲剧理论,从结构模式上来看中国古典悲剧,因其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而似乎冲淡了悲剧氛围。其实不然,这一“光明的尾巴”正是中国古典悲剧的特点所在。因其在创作主体、传统美学观念和观众审美心理等方面有着特殊的生成土壤,在结构形式上与西方悲剧不同而已。     

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悲剧意识

西方现代的西绪福斯精神,孕育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悲剧意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形象是“意识到一切都是荒谬人”,是“局外人”,表现出少有的孤独和冷漠;寻找自我及其失败的悲哀,潜含着真正的悲剧性,生之忧与死之惧是现代人的病症,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断加以表现的主题,厌倦和恐惧构成现代主义文学悲剧意识的两大内容。“异化”是西方现代人们最严竣的悲剧性境遇,对人类崇高品格的否定,必然导致对悲剧崇高性的否定,因此出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喜剧性的悲剧”或“反向悲剧”。     

文化的悲剧 --老舍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实质

老舍小说中的众多人物根据其鲜明的文化身份，大致可分为“老派人物”、“理想人物”、“新派人物”三大类。他们的身份虽不同，但悲剧性的命运却十分相似。其悲剧主要是由他们各自所负载的文化与时代、历史的不谐调造成的。三类人物分别属于“被旧文化管辖而死的悲剧”、“反抗旧文化而死的悲剧”、“受劣质文化浸染而死的悲剧”，虽不悲壮激烈，却也深沉凝重，令人警醒。     

从鲁迅塑造的悲剧人物看悲剧冲突的特征

这里所说的悲剧,是美学范畴的悲剧。 恩格斯在分析拉萨尔的《冯·济金根》一剧时,提出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的论断,以后,一般将这一论断看作对悲剧的理论的概括。鲁迅先生认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有人认为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有价值的东西”与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一致的。我觉得,两者虽一致,但却有一定差别,我认为鲁迅对悲剧作的这一解释,可以把恩格斯的论断囊括进去,而后者却不能囊括前者,即,除了恩格斯所论述的那种悲剧外,还应该有另外类型的悲剧(如施昌东提出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与实现这个要求的阻力之间的悲剧的冲突”而导致的悲剧,他试图以此来解释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而这另外类型的悲剧,却可以用鲁迅先生的解释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