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中的留养制度

留养制度是指对于犯死刑、流刑等重罪人犯,家中尚有待其颐养天年的直系血亲,法律特许死刑犯人"侍亲缓刑"、流刑犯人"权留养亲",等到年老的直系血亲死后,始令罪犯依律服刑的一种制度.此制肇始于北魏,定型于唐代,之后虽为历代所继承发展,但多沿袭了唐律的立法精神与旨趣.     

丧服制度法律化的意图——以《唐律疏议》中丧期禁忌事项为例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特别在古代,礼仪文化深入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家庭、社交、宴饮、服饰、居住等日常生活,也延伸到国家的典章制度和政治生活中。中国古代礼仪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礼,丧礼是凶礼中最为重视的一部分,它属于人生的最后一次礼仪。丧礼既表达生者对于死者的眷恋,也是原始宗教中对死者的尊敬。同时,中国社会推崇孝道和家庭伦理,因此古人对于丧葬礼仪极为重视。以《唐律疏议》中关于居丧期间的禁止事项来探讨丧服制度法律化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统治的意义。     

从《唐律疏议》看封建特权制度下情与法的冲突与统一

以描述性方法,分析了《唐律疏议》中特权制度下,情与法的冲突与统一,在情与法发生冲突时,通过法让位于情,从而实现情与法的统一。     

论《唐律疏议》语言承继的跨越性特征

《唐律疏议》语言承继的跨越性,是指它直承先秦法律语言风格而越过了秦汉的法律语言。这个论断的提出,是基于对《尚书·吕刑》和《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关法条的语言的考察后得出的。《唐律疏议》语言的以意统形和典雅老辣的风格,直逼《吕刑》而远离《秦简》。     

论《唐律疏议》中的累犯制度

《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其结构严谨、内容完备，影响及于古今中外。唐律中对累犯制度的规定，深刻、系统和广泛地反映了中国封建刑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技术，尽管其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于严密法网，维护社会稳定还是有其积极的作用。     

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法定刑设置问题研究——以功利主义原则为视角

盗窃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是侵犯财产罪中的两个重要罪名,从功利主义视角可以探讨两罪的刑罚设置依据。从功利主义看,盗窃罪的刑罚比故意毁坏财物罪设置的刑罚要重的主要原因在于犯罪的恶害程度不同以及罪刑相称的目的两方面。这种方法有助于从立法高度上研究刑罚设置的合理性,加深对两罪的理解,有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     

浅议监视居住制度——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等内容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可谓是重塑了这一制度,但是学界对监视居住持截然不同的看法。修订后的监视居住规定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如对监视居住的期限、监控措施、住所指定居所缺乏必要的解释等。应重新设定监视居住的执行期限,并作出细致的划分,进一步明确、细化对监视居住期间采取的电子监控、通信监控等措施的规定,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赋予检察机关执行监视居住的权力,对住处和指定居所的界限作出清晰的划分等,使监视居住发挥应有的作用。     

海峡两岸保安处分制度之比较——以对吸毒行为的规制为视角

毒品的泛滥使得毒品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戒毒问题同样是在海峡两岸都亟需解决的问题。大陆地区在立法上对吸毒行为采非犯罪化理论，排除了对吸毒行为适用刑罚的可能，而以保安性措施作为戒毒体系的主体。台湾地区吸毒行为的入罪和法律效果双轨制，构成了其对吸毒行为规制的主体。海峡两岸的戒毒制度存在值得相互借鉴的方面和共同发展的空间。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构罪标准探讨——以选择性罪名的内涵为视角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可能对广播电视正常运行造成严重破坏。但目前没有相关法律对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的构罪标准进行明确解释。本文通过分析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的构罪标准，以其选择性罪名，印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构罪标准作为参照，确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     

外资并购中反垄断审查制度研究——以《反垄断法》和现行审查制度为视角

外资并购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由于外资并购可能导致垄断的产生,影响东道国的市场竞争秩序和经济安全,东道国有必要对外资并购进行政府管制。强制性预先申报的反垄断审查制度是对外资并购行为进行规制的重要手段。《反垄断法》对于经营者集中的规定和现行审查制度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解决二者的冲突是有效实施外资并购中反垄断审查制度的关键。从我国的现状来看,对内外资并购进行分别审查更能够发挥外资并购中反垄断审查的作用。     

以《原罪》为例解读基督教文化中的罪与救赎

《原罪》是一部关于爱与欲望的黑色激情悬疑片,这部影片自从上映之初就因其中充斥的大量男女主人公的激情片段而广受关注。其实抛开影片悬疑刺激的情节表现形式,正如影片片名所示,《原罪》其实是一部带有浓厚西方基督教文化元素的的影片,片中男女主人公人生轨迹中所犯下的罪行,与他们自我救赎的过程深刻地再现了基督教文化中罪与救赎的主题,值得人们深思。     

《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制度目的探讨——以“法益”概念的发展趋势为视角

非法出售或提供试题、答案罪是本次刑法修订新增的内容之一,其在刑法学界受到冷遇,在现实社会却大量涌现。关于该罪名的制度目的,也即其保护何种法益的问题,存在文化传统论与社会制度论的分歧。在法益发展的客观化、个体化趋势下,以不特定个体的公平竞争权为基础的国家考试选拔机制,才是本罪的保护法益。维护这一机制,是本罪的制度目的。     

如何准确区分此罪与彼罪——以故意伤害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为例

在刑事司法工作中,如何准确区分此罪与彼罪,不但涉及到保障司法公正和效率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怎样稳、准、狠地打击、惩罚犯罪的问题。诚然,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各种犯罪之间有必然存在它们的共性与特性,所以想准确区分此罪与彼罪也并非易事。本文仅以故意伤害罪与他罪的界分为例,试图以一罪自身及案情事实的特殊性,提供区分此罪与彼罪的一个新的审视角度。     

孔子眼中的《诗经》探微——以《论语》为视角

《诗经》作为一部永世流传的经典著作,与《楚辞》一起,开辟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文学的源头.《诗经》自形成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祭典、外交、社会交往等诸多方面.在《诗经》的流传中,不少人做了大量的整理、润色和解说,儒家大师孔子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论语》作为记录孔子言行的重要著作,其中也记载着孔子对《诗经》的解说,其内容涉及文学、政治、教育等许多层面,其中一些重要文学理念,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和文论的“源头活水”.     

国外生物资源刑法保护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印度和圭亚那为例

生物资源是20世纪末才被纳入刑法保护的范畴.印度和圭亚那有关生物资源保护法设立了针对侵害生物资源犯罪的刑法制度,为生物资源提供较为完善的刑法保护.我国生物资源丰富,而所遭受的生物海盗侵害亦很严重.我国应借鉴印度和圭亚那的经验,尽快制定有关生物资源保护法,建构生物资源的刑法保护制度.     

民国时期的《边城》接受研究——以期待视野为视角

在受到更多读者欣赏之时,沈从文却清醒地意识到与商业结缘、迁就读者的审美期待对创作的制约.文学观的重新定位与逐渐成熟为沈从文创作<边城>打下了良好基础.从<边城>创作、发表到后来的出版、修订,读者以及作者的期待视野都一度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通过期待视野这一视角对<边城>的创作影响、原初接受以及版本变化等方面进行考察分析,可以进一步认识<边城>在民国时期的接受状况.     

演绎作品著作权及其归属制度完善研究——以《著作权法》（修订稿）为视角

演绎作品是一种特殊的著作权客体。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其著作权的归属以及行使规则规定较为简单,难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大量关于演绎作品的著作权纠纷,尤其是涉及在其他作品基础上制作的电影作品时,情况更为复杂。2011年7月,国家版权局启动了《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工作,在《著作权法》修订稿中,立法者引进了＂演绎作品＂这一法律术语,并细化了演绎作品著作权行使的一般规则,明确利用已有作品制作的视听作品是演绎作品,并规定其特殊的行使规则。相关修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与完善——以《侵权责任法》第22条为视角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侵权责任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然而,由于第22条之规定较为原则,势必会导致司法实践的困境。就我国而言,我们应该重新界定精神损害赔偿主体制度的适用范围,完善涉及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建立完善的精神损害赔偿专家证人制度及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论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以艺术院校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为视角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理论基础在于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在信息化时代具有不可避免性,因此我国刑法典将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纳入刑法典具有合理性,但是我国刑法典所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又具有法定刑过低及管辖权不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