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寻找东方国家崛起的根源——对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的观察

近年在中国国内兴起的东方外交史研究绝不是偶然的.它与东方国家如火如荼的现代化浪潮和发展的大趋势密切相关.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提出与构建始于21世纪初.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在以空前的规模与速度走向世界,从世界体系的边缘进入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     

2016年俄罗斯的“东方外交”及其影响

<正>在乌克兰危机久拖未决、西方经济制裁一再延续的背景下,俄罗斯不断拓展"东方外交",以使其突围脱困。2016年,普京政府利用中国进一步崛起和美国战略转移的历史机遇,加强东方外交。其在积极推动欧亚经济联盟战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积极深化与东盟的对话伙伴关系,加快开启对日战略缓和,并谋划着新一轮俄美关系"重启"。东方外交增加了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回旋余地,使俄在承受外部压力     

民国外交史的新探索

<正>《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简称"新著")努力适应当今中国面临的世界新形势和新特点,服务中国外交新战略和新需求,着重关注和研究对于当今外交依然发生重大影响的相关内容,对于丰富当今中国实施"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的外交新思维,确定新时期中国外交新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新著"对于中华民国外交史的研究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其一、建立一个富有特色的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新体系。"新著"体系注重中国所处国际背景的重大变化;列强在华势力的升涨降落;中国外交主要交涉对手和内容的变     

向西方学术界既定话语发出的中国声音

西方学术界不承认东西方区别十年前,我在澳门大学与时为外交学院教授的陈奉林先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首次会面。那时,他向我明确提出外交学院与澳门大学共同合作,一起来推动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听到这个提议,我如逢知己,一拍即合。对东方国家的外交历史和外交模式进行研究,一直是我心中的夙愿。     

学术生涯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陈奉林《东方外交史》一书的启示

正陈奉林博士撰写的《东方外交史》厚厚书稿摆上了我的书桌。近50万字的巨著积聚了他近20年的心血。我们可以说是外交史研究的同行,又都同属于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大范畴,共同话题甚多,彼此也都十分关注对方学术工作的进展情况。即将出版的《东方外交史》告诉我们,     

“未来十年的中国周边外交:新挑战、新理念、新战略”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正>2013年10月,中共中央举办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召开如此高层级和全国规模的会议专门研究周边外交工作,在共和国外交史上是空前的。七常委全部出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确定了今后五年至十年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明确了中国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习近平提出的"亲、诚、惠、容"四字箴言,将成为中国营造睦邻友好周边环境和确定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     

论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历史影响

阐述了曾国藩外交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羁縻驭夷”，指出曾国藩外交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解读共和国外交的精品力作

<正>《当代中国外交十六讲》夏莉萍梁晓君李潜虞熊志勇/著2017年1月版世界知识出版社《当代中国外交十六讲》今年1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中国对外关系教研室教师集体合作的结晶。该教研室自1957年成立以来,编写出版过多部关于中国外交史的教材。原中国对外关系教研室主任、外交学院资深教授谢益显先生曾在20世纪80年代主编了三卷本《中国外交史》中的第三本,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卷。这是国内公开出版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第一本专著和教材。1997年,由谢益显教授为主编、曲星教授和熊志勇教授为副主编的《中国当代外交史》出版,后来做过两次增补与再版。这几本书构成     

“东亚区域意识与合作历史经验”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正>5月12日,由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和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东亚区域意识与合作历史经验"学术研讨会在外交学院举行。来自外交部、商务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世界知识》杂志社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单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外交学院外交学系主任唐晓教授、商务部研究院唐淳风研究     

再议从70年大视角研究中国周边外交

正从70年大视角研究中国周边外交,需要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正确制定周边外交大战略的整体角度,回顾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史,对新中国周边外交的历史、现状、理论、热点、战略、政策诸方面重要问题进行反思与探索,深化对周边外交史的研究。在研究思路上,需要改变偏重大国研究的传统倾向,努力做到统筹周边大国外交研究与小国外交研究、兼顾周边区域外交研究和国别外交研究、均衡周边双边外交研究与多边外交研究,努力全面反映中国周边外交70年的全貌。在研究方法上,需要注重国际政治学和历史学方法论相结合,注重历史叙述与理论分析相结合,注重弘扬新中国周     

蒋廷黻:从外交史专家到著名外交家

在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之中,蒋廷黻有着从中国外交史研究专家转为著名外交家的特殊经历。他主持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历史系十多年,开拓了中国外交史研究新学科,后又入仕政界,担任过许多高级外交职务,成为著名民国外交家。中国外交史新学科奠基人     

三议从70年大视角研究中国周边外交

<正>从70年大视角研究新中国周边外交,应从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的高基点出发,回顾历史,探究得失,总结经验,正确认知新中国周边外交史的阶段性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演变幅度非常大。笔者认为这种变化既受国际格局、时代特征、周边环境影响和制约,也与中国决策者的国家建设目标、国际局势评判以及世界战略设计有关,呈现了三个历史时代七个阶段性变化:在中国"站起来"的毛泽东时代,可划分为联苏抗美阶段、反美又反苏阶段、联美反苏阶段;在中国"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邓小平及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可划分为不与     

中国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走到了哪一步

脱去紧身衣,中国学者走在了前面若干年前,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巴里·布赞提出一个使国际关系学术领域摆脱“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的命题。1648年欧洲主要国家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被认为是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诞生于20世纪初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建立在1648年之后欧洲国家关系基础上的,是根据这300多年的欧洲国际关系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但这并不适合解释东方国家的外交实践。     

刘彦:以外交史研究著名的外交家

刘彦一生未正式在外交部任职,却是中国近代有影响的外交家.他关于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的提案,振臂一呼,全国响应.他研究中国外交史的著述丰富而影响深远.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受刘彦著作的影响很大,解放后曾向外交界推荐过刘彦的外交史著作.刘彦是中国近代第一代有民族意识、致力于维护民族利益的外交家和外交史学家.     

《周恩来外交文选》研讨会召开

在周恩来总理诞辰93周年前夕,外交学院和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共同召开了学习《周恩来外交文选》研讨会。40多位老大使、老外交工作者、教授、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周总理是新中国外交的直接领导人和决策者,他对战后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作过深刻的研究和论说,为我们留下了     

胡适:战时中国驻美大使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一生倡导和实践科学、民主、法治、人权,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学术大师之一。同时,他又自称是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与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汪精卫等领导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抗日战争期间,他应国民政府之"征调",赴美欧宣传抗日,后就任战时中国驻美大使,时近四年,在民国外交史上留下了重要的记录。"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胡适曾经是国民党政府的反对派。他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的建立始于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反对武力抗日、等待国际环境变化的外交主张,特别是同情"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态度,引     

“阿拉伯东方”包括那些国家?

阿拉伯东方是指一部分阿拉伯国家和地区而言。就地理上的范围来说,它比我们平常所说的阿拉伯世界的范围要狭一些,因为它不包括非洲的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如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在内。因此,阿拉伯东方的人口,只有阿拉伯世界的总人口八千多万中的四千八百万左右,而面积也只有总面积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中的四百多万平方公里。那末阿拉伯东方究竟包括那些国家和地区呢?下表所列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就是属于阿拉伯东方的范围以内的:     

我国和平外交光辉胜利的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了。十年前,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十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突飞猛进,又进一步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有力地鼓舞和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十年来,象工业、农业和文教等战线上的大跃进一样,我国在外交上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旧中国时代充满着血泪和屈辱的外交史早已送进了历史博物馆。站立起来了的人民中国,作为独立自主的伟大国家走上了国际舞台,同以苏联为首的所有兄弟国家手携手地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共同奋斗。并且起着越来越卓越的作用。我们也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发展着日益广泛的友好联系和     

严鹤龄:两度出任清华校长的外交官

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为中国培养和输送了许多著名外交人才,早期有施肇基、颜惠庆、顾维钧,后期有宋子文等代表人物,严鹤龄也是其中一位名人。     

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浅析

马恩在对东方社会特别是对俄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列宁把这一设想付诸俄国革命的实践，领导俄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对如何建设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邓小平则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系统地、创造性地发展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