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悬诗》看祖海尔的战争观

在伊斯兰教创教之前,阿拉伯半岛游牧人的生活中充斥着血亲复仇和部落战争,“阿拉伯人的日子”也正是对发生在各部族以及阿拉伯人与外民族之间战争的记录。正是在这个战争频繁、劫掠成性的年代,祖海尔在其《悬诗》中独树一帜,竭力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相处,实为难能可贵。     

从一首诗看唐代对南诏的用兵——读李白《古风·三十四》

我国唐代的许多诗人,运用诗歌这一艺术形式,从各方面深刻揭露严酷的社会现实。战争是唐代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对于正义的战争,诗人们尽力赞扬和讴歌;对于非正义的战争,诗人们竭力反对和谴责。天宝时期对南诏发动的两次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诗人们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鞭笞,李白的《古风·三十四》就是一首代表性的作品。 李唐王朝第一次对南诏的用兵,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七五一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领八万士兵征伐南诏,     

从《诗辩》看锡德尼的文学创作观

菲利普·锡德尼的《诗辩》从几个方面对诗人进行了辩护,并针对英国文学的弊病提出了当时的英国文学需要改进的地方。通过研究《诗辩》的写作背景,揭示了锡德尼提出的诗人要有原创性的创作观的现实意义,并通过锡德尼同时期及之后的代表诗人的文学风格研究其提出的观点的影响。     

浅谈从《咏柳》看唐宋诗的差别

唐诗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最高的审美风范,宋诗继唐诗后又走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唐诗和宋诗作为中国诗学史上的两种不同风格.自宋代以来就多有褒贬抑扬之争。其实,唐诗宋诗之分非仅朝代之别,实有风格之殊。下面我们就试比较一下唐宋两朝的两首不同的咏柳诗,以管中窥豹,试分析唐宋诗的风格差异。     

从《诗经》婚恋诗看先秦婚姻礼制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表达爱情、婚姻的诗数量众多。《诗经》婚恋诗清晰地描述了周代聘婚礼的真实过程,展现了先秦的婚姻礼制状况及各诸侯国礼仪教化的进程。《诗经》婚恋诗还反映出各地婚俗存在差异,礼仪教化的程度并不一致;齐、卫两地因地处偏远而受周朝礼仪教化的影响较少,顽强地保留了自己本地的婚俗等史实。     

从意象看阮籍《咏怀诗》中的幻灭感

阮籍生活在魏晋易代的正始时期,所处时代政局的黑暗使阮籍创作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中流露出对人生、生命的幻灭感。这种忧生之嗟形象地表现在他诗歌所选取的意象之中,通过对这些意象进行分析,可以清晰领会诗人对人生、生命的体悟,准确把握其诗歌的主旨。     

从《诗经》怨刺诗看周人的忧患意识

<诗经>怨刺诗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斗争,暴露了上层统治集团腐朽糜烂的生活,对残酷的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表现了一定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     

从《寄东鲁二稚子》看李白的儿女亲情

从《寄东鲁二稚子》看李白的儿女亲情闵尊蕃对李白及其诗歌的研究，历来少有论及他的儿女亲情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李白的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山水诗，游仙诗等构成了其创作的主要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给人留下的主要印象是“笑傲王候”、“佯狂放诞”、“飘然有超世之心”...     

从《神话与诗》看闻一多的研究方法

从《神话与诗》可看出，闻一多对神话与诗歌等古典文学的研究并不囿于传统，而是广泛吸纳西方新兴科学，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综合研究，把我国神话学传统考据方法和西方现代性“理性”结合起来，并辅之以训诂考据等多种中国传统研究方法，把诗歌与神话中的一些看似孤立的毫无联系的意象串联起来，将散漫的神话片段还原成先民的生活画卷，从而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开辟出新的道路。     

从《诗经》涉病诗看周代的社会病因

对疾病的解释须与具体历史时空和社会文化语境相结合,从中发掘疾病的社会根源。涉医文学与彼时医学人文思想相嵌合,从《诗经》涉病诗出发窥探周代的社会病因,会发现劳苦、忧郁和社会动乱是主要致病因素。加诸底层民众的病痛和苦难皆因统治者而生,健康与疾病关系为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压迫与被压迫关系所覆盖,此亦为周代的社会痼疾。     

从《书所见》看赵翼忧民诗的诗史价值

赵翼晚年创作了一系列纪实性的忧民诗。对此研究可以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以《书所见》为个案来进行，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诗人强烈的民胞物与的情怀与自觉的诗史意识，而且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所谓乾隆盛世的子民艰难的生活状态，透过该诗可以明晰地倾听到盛世之音下的凄凉之声。     

从《诗经》诗义看先秦女性的自由性情

《诗经》中的婚恋诗为我们呈现了先秦时期女性的人格魅力。在礼仪制度初建的时代,礼教对女性的规范远没有后世森严而琐碎,女性个性多元化:有的温柔文静,有的刁蛮任性,有的顽皮活泼,有的软弱随和,有的坚强执着,有的热情大方,有的含蓄多情。她们活得自由而洒脱,纵情而恣意,既可以大胆表白爱情,也可以委婉表达爱意;她们既可以主动追求爱侣,也可以勇敢地拒绝异性追求。然而,不管含蓄内敛,还是热情奔放,先秦的姑娘们都赢得了男子对她们的赞美和爱慕。这说明,刻板的女性模式在当时并没有形成传统,先秦女性们在情感生活上活得比较自我,较少受到礼教的约束。     

比较李白《赠汪伦》一诗的两种译文

本文拟通过比较李白《赠汪伦》一诗的两种译文的异同,来说明诗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以及复译的客观现实必要性和主观努力的实际效果。     

从《赵翼诗编年全集》看乾嘉士风与诗风

从<赵翼诗编年全集>这个窗口,可以看出乾嘉时期诗歌创作的祈向以及诗学宗趣及其转变.通过诗风可以透视士风的变化,由士风又可管窥世风.反之亦然,乾嘉时期特殊的世风影响着士风的演交,而士风的转变直接影响着诗风的发展.     

从《卫风·氓》、《邶风·谷风》看《诗经》的弃妇诗

《卫风·氓》和《邶风·谷风》是《诗经》中两篇有代表性的弃妇诗。经济地位的改变、礼法制度的束缚和男子的喜新厌旧是弃妇诗产生的社会根源。弃妇形象的相同点在于都是勤劳、善良、温柔、恪守妇道的贤妻,不同点在于《邶风.谷风》中人物顺从软弱,《卫风.氓》中的人物则开始觉醒,逐渐走向自强自立。对比衬托,形象栩栩如生;叙事为主,间以抒情和议论;借景抒情,善用比兴手法;诗风纯朴,色调哀婉动人等构成了弃妇诗的艺术特色。     

从《不老草》看梁上泉的诗美追求和诗体创新

<不老草>别具一格的四辑组合中,第一辑"微型小诗"虽然多属日常感悟的随意点画,但已蕴涵梁上泉对诗要"真、情、深、新、精、音"的总体选择;第二辑"六弦琴续弹"则是这种总体选择的定向延伸,标志着他将中国传统诗歌所崇尚的内形式美和外形式美融入个人诗美创造的得心应手,对当代汉诗奉献出了六行体律式;第三辑"抒情谣曲"、第四辑"长笛短吹",除了继续着他半个世纪以来诗路寻绎的主要轨迹,也对当代汉诗体式的多样化和多向性提供出了一个可描摹坐标.经由<不老草>,不仅可以更切近地认识梁上泉其人其诗,而且对于当代汉诗的未来走向将会拓宽视野和增添乐观.     

从《诗总闻》看王质的“人情观”

宋人以己意解诗,多创新说,为驳正《毛传》《郑笺》等的看法,举起了“以情解诗”的武器,从欧阳修在《诗本义》中创造性地运用人情说诗的方法后,苏辙也以“人情”说为论诗的着眼点,此后的宋代学者在解诗中将这种方法一以贯之,南宋初年的王质也毫不例外。在用情解诗的过程中,他以人之普情作为解诗的关键,在《诗》三百所描写的广阔社会风貌中,构建了一个自我认知下的人情世界,敷陈开来,其所追求的人情理想境界也表露无遗。     

从《那里是有点什么》看辛格的宗教观

在短篇小说《那里是有点什么》中,辛格通过描写主人公拉比在自我认知上从迷失到回归的痛苦过程,反映了自身矛盾审视上帝后对传统宗教信仰的一种认同。《那里是有点什么》体现了现代人的信仰危机,值得人们深思。     

从《粤西诗载》看唐人对广西情感印象的演进

《粤西诗载》中的唐代诗歌,记录了唐人对广西情感印象的演进轨迹：初唐的厌恶、盛唐的既欣赏又感伤、中唐的适应、晚唐的留恋。这个变化表明了从初唐到晚唐,唐人对广西的好感是与时俱进的。造成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广西在唐代得到了很好的开发,社会经济文化逐步发展,并在晚唐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尤其显现在桂、邕、容三管的重镇区域。     

从韵脚看《全宋诗·绍昙》诗标点的得失

韵文的标点应是在韵脚处用句号,非韵脚后不应用句号,但释绍昙一些诗的标点出现了与该条例相反的情况。本文胪列绍昙所有标点有疑问的诗,并从押韵的角度指出其中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