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规范合宪性解释的具体适用

刑法学的本体应是解释论,对刑法规范的具体适用有赖于对刑法规范进行恰当、合理的解释并使其符合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随着近年来学界逐渐兴起对合宪性解释的关注以及对宪法司法化运动的期待,宪法学者与其他部门法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使得这一期待成为可能。不同于德国宪法法院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我国刑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应充分发挥宪法对刑法解释的限制和检验功能,使刑法规范在个案的定罪量刑上具有可操作性。让刑法规范在字面涵义可能的范围内做出与宪法规范保护目的一致的解释,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以合宪性为解释标准,使刑法规范在具体适用时能够充分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     

走出理论假设的困境--关于宪法规范几个问题的探讨

宪法规范是宪法学基本范畴之一.目前学术界对宪法规范诸多理论问题尚存争议.宪法规范是存在于宪法体系之中的一种法律规则;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有两种;一种结构由行为主体、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构成,另一种结构由行为主体、行为模式构成;宪法规范不仅具有根本性、原则性、纲领性,而且具有制裁性的特点.     

从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的保护看宪法与物权法之互动

我国物权法的制定将会加强对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同时我们也就面临着在宪法现有规定未修改之前应如何协调物权法与它的关系问题,或者是如何实现二者的最佳契合的问题。实现二者的最佳契合,应当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维护宪法权威,充分尊重其国家根本法的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确保物权法的规定不违背宪法的有关原则和精神;其次,充分发掘宪法有关规定的内涵空间;再次,在不违背宪法的有关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赋予宪法有关规定的内涵以时代的新内容。     

论不纯正不作为犯中法律规定义务的限制

法律规定义务是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来源之一,但其内涵与外延应得到严格的界定。法律规范的形式、内容和解释应成为限定法律规定义务的三大标准。形式上摒弃宪法义务、内容上崇尚人身法益、解释上遵从一次违法规范的原义应成为法律规定义务适用的具体标准。     

经济法适用中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以德国激励规制法的司法实践为例

德国激励规制法作为德国能源领域重要的法律,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研究经济法律适用中的形式与实质正义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法律规范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实现过程存在十分复杂的情况.司法机关对于法律规范的合法性审查既是对规范内容实质正义性的追求,也是在权力制衡制度下的形式正义的实现.而权力制衡的制度必然更加突出宪法的权威地位.但是当宪法将行政性规范的实质正义审查权交给行政立法者自己的时候,则更加有助于行政立法者所追求的实质正义即社会经济管理效率的实现,其代价是对于立法和法律权威的弱化.     

浅议宪法司法化

随着“齐玉苓案件“的批复出台,宪法司法化作为一个热点话题再次被搬上了法律论坛,不管是著名的学者,还是政府官员在此都异口同声:中国应该实现宪法司法化.然而,中国的现状是:宪法缺乏在司法上的适用性,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缺乏必要的违宪审查权,宪法在法律体系中是处于最高地位的摆设.本文从宪法司法化的内涵、意义及其在司法适用上的限制,立足于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现状,从中找出原因,并针对其中的问题提出一些尝试性的解决思路,以期能在中国尽早实现宪法司法化.     

电子文件时代档案来源原则的嬗变

来源原则是档案界公认的现代档案整理的核心原则,在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下显示了其非凡的生命力。电子文件时代,来源原则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指导意义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不同的是,来源原则在规范和指导电子文件管理的具体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人民主权原则的二元取向及对制度设计的影响

由于直接民主自身的缺陷，现代法治国家多采纳代议制民主形式。人民主权原则作为代议制民主建立的主要理论根据，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对这一原则的不同理解影响宪法的形式及其所规定的制度设计。不成文宪法下的议会至上与成文宪法下的三权分立构成了当今世界两种制度设计的基础模型，其设计理念与人民主权原则的取向密切勾连，两种制度设计的比较对我国宪政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民法基本原则之司法适用——以公序良俗原则为视角

从民法基本原则性质的角度出发,以实证主义的法律方法论证了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不仅是法律要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法律规范的拘束力,故其可以司法适用并作为民事裁判的依据.但其在司法适用时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则.     

论农村老年人健康权的国家义务

关注和保障农村老年人健康权,是立宪中国国家义务的重要内容.从宪法学上看,与农村老年人健康权权能的多重面向相对应,国家对其依次负有尊重、保护和给付义务.同时,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该递进义务的履行与国家权力之分工,互为表里,而彼此制约.实现农村老年人健康权,国家必须全面贯彻宪法平等对待原则,通过规范和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以保证立法和行政机关积极履行宪法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规定的各项给付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