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济纳汉简》所见日历研究

《额济纳汉简》历日简的整理存在一些阙疏,一是整理者的疏忽,“始建国四年”误释为“始建国一三年”,“乙丑”误释为“乙未”;二是书手的问题,“建平”年号仅用四年,而书手写作“建平五年”,“始建国三年三月”当为“庚申朔”,而书作“癸亥朔”;三是《二十史朔闰表》、《中国史历日和中公历日对照表》两书出现推断矛盾,对“居摄二年正月壬戌”推算二者相差达三十天,以简文可证后者为正;对“建武四年九月戊子”、“始建国三年三月甲寅”的推算两表不一,可以简文正之。     

关于朱熹反《毛诗序》问题的探讨

今人认为朱熹《诗集传》废《毛诗序》不用，直接从文学角度求之于《诗经》。而《诗集传》对诸诗的题解。有近三分之二沿袭《毛诗序》，故“废《毛诗序》不用”的说法不能成立。朱熹反《毛诗序》的言论主要集中在“淫诗”和《诗经》尤其是“小雅”诸篇的写作时代两点上。“淫诗”说为朱熹承袭《论语》及《礼记·乐记》之说而来。但朱熹的推论犯了逻辑方面的错误，其“淫诗”说缺乏可靠的依据。《诗序》作者离开《诗经》写作时代下限不远、其所说时世较为可信。朱熹反《毛诗序》的主要目的，一是认为《毛诗序》为汉儒或村野妄人所作；二是认为《毛诗序》有害于温柔敦厚之“诗教”。其反《毛诗序》的根本目的，是想借解《诗》来为其理学思想服务。     

合体象形质疑

“合体象形”产生根源在许慎《说文》。象形字是不可分割的独体之文。传统所谓“合体象形”字，或为指事字，或为象意字，或为形声或转注字。据此，笔者认为“合体象形”之说不能成立。     

释“床”——兼说“床前明月光”、“绕床弄青梅”

“床(牀)”,历来字书、词书和古注的解释大致有四:一为坐卧之具。如《说文》:“安身之几坐也。”《释名·释床帐》:“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广雅·释器》:“栖谓之床。”《广韵》:“箦也。”(箦亦床也)二为井干或井栏。一般皆引古乐府《淮南王篇》“后园凿井银作床”为证,诗词中多作“银床”或“玉床”。三为“凡安置器物者,多名曰床。如笔床、琴床、茶床、印床。”(见《中华大字典》)四为“凡荐居物下者,多谓之床,如乘齿牙之骨曰牙床,产朱砂之白石曰牙床。”(同上书)此义新版《辞源》改训为“底部”,增补“河床”、“矿床”二例。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兼谈“诗言志”与“诗缘情”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一千多年来,研究者不乏其人。其中以王嗣爽在《杜臆》中说的最中肯。他说:“上数章诗,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往来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这真正触到了诗人创作的奥秘。 “非亲见不能作” 为什么《三吏》、《三别》“非亲见不能作”呢?因为它真实。“意翻空而易奇,言徽实而难巧。”把安史之乱给战地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真实地表现出来,比想落天外,梦笔生花要难。由于“诗缘情”的特征,诗人不能靠对生活细节的具体描写取     

《汉语大词典》未录词语释证（二）

唐代古文家欧阳詹在散文创作中追求语言的新变和古雅，复活或创造了不少历史词或新词。《汉语大词典》收录了十余条源自其作品的词语。但是，仍有不少词语，辞书尚未收录注释，这对于唐代散文研究和语言研究都是不利的。文章择取“儒里”、“港洞”、“闲丽”、“物义”、“山节”、“秘邃”“奔崖”、“六阴”、“浮泉”、“掺执”、“白移”等词语，利用传统训诂手段加以解释，既有助于对文本的研究，亦可补大型语文辞书之阙。     

“元和体”考论与张安祖先生商榷

张安祖先生《〈唐国史补〉“元和之风尚怪”说考论》一文中对“元和体”界定有误。张文认为“元和体”应包括元白讽喻诗。对于元稹未将讽喻诗归入“元和体”，张安祖先生解释为：“元和体”当时并非关名，元稹对其讽喻诗格外珍重，出于自我保护心理，故将讽喻诗排除在“元和体”之外。经过考察，这一解释并不能成立，故“元和体”之界定应依元稹之说。     

狈与猫

狈依照《新华字典》里的解释:“狈是传说中的一种兽。”现行本《辞海》“狼狈”条的解释:“按:旧说,狼狈两兽名,狈前腿绝短,每行必驾两狼,失狼则不能动。”以上字典、辞书的解释是否准确,大自然中有没有狈这种动物呢?狼和狈是“两兽名”吗?《康熙字典》中“狈”字的解释是:“狈,兽名,狼属也。生子或欠一足二足者。相附而行,离则颠。”这种解释比较合乎科学道理:第一,狈并非传说中的兽,自然界里有狈;第二,狈就是狼生下的畸形后代,一条腿或两条腿发育不全,走起路来要趴在健全的狼身上。一离开,就要跌倒。     

秦观恋情词中的女性形象

宋代词人秦观的词被推为“婉约之正宗”。在其作《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8 3首词中,写恋情的就有5 4首之多。故有秦词“专主情致”之说。秦观恋情词中描写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对这些女性形象塑造与描摹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代表了词人作品的最高水平。     

隋炀帝评价的再探索——对吴思强同志《异议》的质疑

拜读了吴思强同志《〈隋炀帝再评价〉的异议》,颇有获益,也有疑点,敝人不揣冒昧,求同存异,对《异议》也“异议”一下,进行再探索。(一)平陈立功隋文帝于杨广平陈前夕,次第采取两项任命,先“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广为尚书令”。隋唐时代表台省(中央中枢机构)派出的机构称为行台,是地方上赋有中央直辖权力的大行政区,平时非常设机构,只在重大的战区临时设置,带有军事性。淮南行台省     

说“黄鹤”

说“黄鹤”严军“黄鹤”一词多见于古代诗文之中。北周庚信《小国赋》有“黄鹤戒露，非有意于轮轩，爱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之句；唐李白《蜀道难》亦有“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猱欲度愁攀援”之感叹；唐崔颢《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     

“马童面之”并非“马童仔细观看项羽”——“马童面之”之“面之”诸说评议

对《史记·项羽本纪》“马童面之”的“面之”来历有不同解释,传统说法中,有解释为“背对项羽”的,也有解释为“面对项羽”的,肖振宇先生则坚决否定了传统说法,提出“仔细观看项羽”的新解,并认为“根据字义、文义和语言规律”,此论新则新矣,可是根据对词语意义、上下文义辨析以及语言使用规律分析,笔者觉得此说有悖于词语意义和语言使用规律,传统解释才更合理。     

易中天《品三国》补正

易中天教授在《品三国》中，把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提出了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三项准则，即：“还原”、“比较”、“分析”。易教授在贯彻这三项原则时也难免有疏漏之处：一、把襄阳、赤壁之战说成曹刘之战不能成立；二、曹操一封信促成孙刘联盟的提法不妥；三、《白衣渡江》引用了《吕蒙传》上有两条错误的史料。     

“莫之或欺”的“或”字的词性和词义——《古代汉语》教学札记

《孟子·许行》一篇中,有“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一句。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课本注:“或,句中语气词。”对“或”字的词义不作任何解释,因此,把“莫之或欺”解为:“等于说没有人骗他。”《古代汉语》对“或”字的解释可能根据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和近人杨树达的《词诠》。《释词》:“或,语助也。《诗·天保》曰:‘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言无尔承也。或,语助耳。笺言:‘或之言有也。’     

贺拉斯《诗艺》中的文艺新思想

贺拉斯《诗艺》中的文艺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关于文艺的本质问题,他继承了传统的模仿说,提出了文艺模仿古典的原则,模仿之外亦有创造;在艺术理想方面,他进一步拓展了亚理斯多德强调过的“合式”原则;在艺术功能方面,他提出了著名的“寓教于乐”说。     

柯灵为丰子恺辩护

1938年,丰子恺避寇逃难至桂林,7月19日,他给上海的友人写了一封报安信。此信后被柯灵发表在《文汇报·世纪风》的“战乱中作家音讯”专栏中。由于此信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环城风景绝胜,为战争所迫,得率全家遨游名山大川,亦可谓因祸得福……”这样一段话,因此引来了某些人的非议。有一署名“若霖”的人就在《华美晨报》上发表文章,说丰子恺     

也谈中东“三国演义”——析以色列撤军黎巴嫩

徐向群先生在《世界知识》第11期上载文,参照《三国演义》解读纷繁的中东局势。敝人深以为然,不禁亦想以《三国》中关于“伐谋”、“伐交”战略的生动描写为参照框架,谈谈以从黎南部撤军中的玄奥。战役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的成功关羽水淹曹魏七军,“威名大震,华夏皆惊”,曹操聚文武商议“迁都以避之”。司马懿献计:大王可遣使去东吴陈说利害,令孙权暗暗起兵蹑云长之后。操依允,遣使游说东吴,孙权“欣然     

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之不成立——就教于石昌渝先生

石昌渝近年来发表系列考据文章论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一些学者撰文提出质疑和反证。本文从终结这场论争的立场出发,在对石氏立论证据土兵、银子、子母炮及腰刀逐一证伪的基础上,从学术思维和文学史脉的双重背景上,论证即使以学术假说视之,石氏是说亦不能成立,进而提出了“《水浒传》成书于元代中叶”这一虽未经证实、但却有较大合理性的学术假说。     

《中文大辞典》、《中华大字典》传讹一例

台湾省中文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纂，由台湾省中国文化学院和中国文亿研究所出版发行的《中文大辞典》，在“烟”字的第六义项中解释说：“进火也。《一切经音义》十四。‘烟，进火也。’”1980年中华书局缩印发行的编成于1915年的《中华大字典》，在“烟”字的第三义项中解释说：     

谈短篇小说的理趣

文学作品的“理趣”和“情趣”一样,都是我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欣尝的一个理论向题。理本身是抽象的,抽象的理论一般是不能唤起读者美感的,但理而有趣,却是美学中一个课题了。 清朝文艺批评家沈德潜曾在《诗说啐语》小说到诗中的理趣问题。他说:“杜诗‘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水流心不竟,云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