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熹反《毛诗序》问题的探讨

今人认为朱熹《诗集传》废《毛诗序》不用，直接从文学角度求之于《诗经》。而《诗集传》对诸诗的题解。有近三分之二沿袭《毛诗序》，故“废《毛诗序》不用”的说法不能成立。朱熹反《毛诗序》的言论主要集中在“淫诗”和《诗经》尤其是“小雅”诸篇的写作时代两点上。“淫诗”说为朱熹承袭《论语》及《礼记·乐记》之说而来。但朱熹的推论犯了逻辑方面的错误，其“淫诗”说缺乏可靠的依据。《诗序》作者离开《诗经》写作时代下限不远、其所说时世较为可信。朱熹反《毛诗序》的主要目的，一是认为《毛诗序》为汉儒或村野妄人所作；二是认为《毛诗序》有害于温柔敦厚之“诗教”。其反《毛诗序》的根本目的，是想借解《诗》来为其理学思想服务。     

魏源《诗古微》解说《国风》诗旨特色探微

在解说《诗经.国风》诗旨方面,魏源《诗古微》颇具新颖独到之处：一是注重《诗经》诗篇本意的探讨,否定《毛诗》美刺说,大胆解说爱情诗,有助于恢复《诗经》的文学审美;其次,魏源论诗注重地理风俗视角,但没有停留在泛论层面,而是和具体诗篇的诗旨分析密切相连;同时,魏源没有古今汉宋的门户之见,在吸收《毛诗》合理因素的同时,大胆采用三家诗说,广泛吸收宋儒诗说,可谓融贯群言,兼采各家诗说。     

让远古的歌声自由歌唱——我的《诗经》“读白”

《诗经》是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总集,是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诗经》的解读要从儒家的那种道德、修身的角度中解放出来,从民歌的角度理解＂国风＂。对现代人来说,要以诗心翻译《诗经》,在理解的基础上,理解诗歌是唱谁的,谁唱的,唱什么东西,让《诗经》真正回到＂诗＂上去。     

《毛诗序》和《诗集传》对诗旨理解的不同

作为《诗经》宋学的集大成之作,朱熹的《诗集传》对《毛诗序》多有批判,突破《毛诗序》"美刺言《诗》"对诗旨的牵强附会,主张"以诗言《诗》",试图从文本出发探求诗的本义,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诗的本来面目。朱熹虽对序是否合乎诗旨产生怀疑,主张不依序说诗,但在具体释诗过程中存在并未完全废序的现象,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谈如何鉴赏诗歌的思想内容

《毛诗序》作者说：“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那么，对于古代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和鉴赏应该从哪些方面做起呢？     

散点聚焦备课的尝试

听一位教师上《白鹭》，应该说这位教师的教学设计还是非常巧妙的。但是当教师让学生讲“白鹭为什么像一首诗”这个关键问题的时候，学生只会重复说白鹭像一首诗，对于白鹭和诗歌的哪些方面的美相似，学生就是说不出来。     

《诗经》采摘诗研究

《诗经》中有许多寄托怀人情感的诗歌，而这些诗歌中经常出现思念之人的一个动作，那就是“采”，诗人常以“采摘”作为思念怀人的一种方式。我们把诗中出现“采”字，且“采”字具有摘取、折取之意的诗歌，归类为“采摘诗”，并将它们分为以“采”字起兴的诗歌、采集某种植物表达思念之情的诗歌、记录采摘的过程来表达喜悦之情的诗歌三类。     

《诗经》阐释与毛先舒《诗辩坻》之诗学观念

作为诗话诗经学的重要成果,毛先舒在《诗辩坻》中对《诗经》多有阐释,他还以《诗经》为准的,从"诗之本源""诗之法""诗之用"等方面来构建其诗学大厦。毛先舒将诗歌的本源推溯至《诗经》,即所谓"归源《风》《雅》";他以《诗经》为标准论诗法,不但对《诗经》之章法韵律推崇备至,还以此作为作诗、评诗的准绳;他强调诗歌的社会伦理功用,倡导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     

清代《诗经》的文学接受成就

清代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促成《诗经》文学接受丰收期的出现,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读《诗》之作,形式上可分为评点、评析、诗话、诗说、诗问、诗论等。清代的《诗经》接受在经学的笼罩下注重发挥个人见解,以传统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法阅读《诗经》,并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引中为艺术原则,从而对《诗经》的艺术特质揭示得更细致深入。     

论《诗经》服饰描写的意义

《诗经》服饰描写的意义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服饰标身份;二、服饰示“美”,“刺”;三,服饰传情谊;四、服饰示“双关”。     

论《诗经》的“兴”与古典诗歌“情”“景”关系的演变

我国古典诗歌有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它们多以情景交融的方式来抒情，这种特色的古老源泉可追溯到《诗经》中的“兴”。考察“兴”的物象的特点，“兴”与下文联系的程度以及关联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诗歌发展初期，古典诗歌的“情”与“景”二者关系的演变轨迹。     

还俗:媒体文化语境中诗歌的传播策略

在我们过去关于诗歌的观念中,诗歌似乎是属于高雅、严肃、精英的文学,但诗歌就其本质而言,却是以"通俗"起家的,是在劳动中产生的。《诗经》中不少作品就是古歌谣,文人的搜集、删订和编纂将它们提炼为雅文学,被后人视为诗之源,诗之巅。     

《文心雕龙》中的诗歌批评

《心雕龙》中的诗歌批评自成理论体系,其一是《明诗》篇中对诗歌抒发情志的特征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二是《情采》篇中强调诗的缘情审美特性,提出“为情造”,达到诗歌创作中情理并存、情志并重的状态;其三是《知音》篇中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诗歌批评鉴定理论,对诗歌鉴赏的主体和客体诸方面因素作了细致的分析;其四是《神思》、《隐秀》篇中对诗歌意象的深入探索,指出诗歌的特点就在于意存象中、隐在秀中,主客观相通,物我交融等,这些都是刘勰对中国诗论的重大贡献。     

情与景的完美统一——从《蒹葭》与《菁菁者莪》析《诗经》恋歌特色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虽然距今已是年代久远,但其中的许多诗歌至今仍广为流传。从“关关睢鸠,在河之洲”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诗经》无不以其简洁传神的文字,纯真质朴的感情打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     

春露和秋露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论及《诗经》中“兴”的手法时以《野有蔓草》与《蒹葭》为例，释“野有蔓草，零露溥之。有美一人，清扬婉兮”为“清秀妩媚的少女，就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这显然是有误兴为比的嫌疑；至于他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是“河滨芦     

“风水”之喻：宋人诗学“自然”观之精灵

在宋人的诗学阐释中，往往以“风水”之喻，说明“自然”之英旨。其内涵，一方面是主体意识的自由表达，一方面是客观物象的天然呈现，而且这主客体两方面又是浑然契合，不留人工痕迹。是中国诗歌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论的进一步开拓。呈现了自然平淡与艰涩雕绘斗争的轨迹。     

《中国文学史》“孔子删诗”说之教学鉴赏设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论及“孔子删诗”说,但对“孔子删诗”说的提出、流布、影响等问题都未曾论述。通过清理相关材料,可知汉初陆贾首次提出孔子编定《诗》一说,而司马迁则在陆贾的基础上,从编《诗》方式、标准、目的等方面提出系统的“孔子删诗”说,但还未提出“删《诗》”一语。西汉末东汉初,《论语讖》在删减《诗》《书》章句文献的风气下,首次提出孔子“删《诗》”一语,此说得到王充、班固、应劭等东汉学者的接受而成为学界共识,并对汉代《诗经》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浅论《氓》的主题

一直以来 ,关于《诗经·氓》的主题说法不一 ,总结归纳 ,大致有以下三种 :刺时说———刺淫氵失 ;宣扬媒妁制度 ;弃妇说。我认为原诗本义只不过是一个妇女叙述了自己的婚姻感情经历 ,表现了一个女子从爱到决 ,从顺从到自强的思想转变     

“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欧阳修《诗本义》的经学贡献

欧阳修《诗本义》是宋代《诗》学滥觞之作。欧公一反汉唐以来“疏不破注”墨守章句训话的解经模式，首开“疑”经“惑”传之风，对于《诗》之大义，主张“以人情求之”，反对悖情逆理之迂说；对于《诗》之文辞，则主张舍迂从简，舍曲从直，批评增字改经强合己意之臆解；对于诗旨则主张本诸文学探诗意，自出议论立新说，还提出诗辨本末，篇别时世之论。总之，于《诗经》作品、毛郑旧注及有关经学问题皆有辨析，创见颇多，凡其所云，盖属空谷足音之论。自此之后，宋人解说《诗经》开始摆脱毛“传”郑“笺”束缚走上自出议论的新途，“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宋学”遂告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