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采取"隆佛"政策的原因与影响

北宋初期统治集团采取“隆佛”政策，既是戎马出身的统治者厌烦兵戈征战极力推行“右文”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当时佛教势力发展迅猛影响广大的外在形势所迫。这一政策经过几代统治者相继努力执行，给北宋社会各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北宋初期的政权的稳固从中得到了实惠；寺院经济因获宠护而发展壮大，成为北宋社会一道独特风景；北宋时期的对外关系也因此活跃、发展；宋代的社会文化更是普遍沾染了佛理禅意，呈现出鲜明的特色，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达到了成熟的地步，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论北宋文人对《文选》的评价与接受

北宋文人对《文选》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善的。《文选》在北宋的流布态势,经历了由初期的繁盛到中后期的平稳变迁。北宋初期文人重《文选》,作诗为文常宗法《文选》,中后期文人仍然熟悉《文选》,苏轼对其态度是个特例,是重视下的“求全之毁”。当然,北宋也有小部分文人对《文选》态度冷淡。     

佛教对中土孝亲观的因应之道

<孝经>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孝意味着对父母辛勤养育之恩的真诚感激和深切怀念,孝一方面具有生物学的依据,另一方面也非常适合农业耕作、自给自足、聚族而居、家国同构、君父一体的中国社会现实.佛教以辞别君亲、出家修行为入道初步,解脱烦恼、涅槃寂静为终极归向,不可避免地受到儒道两家以"不孝"为口实的攻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积极地向儒家人物靠拢,认真解释佛教的理想、追求与儒家的孝道毫无违逆之处,并大力挖掘自家的孝道资源,逐渐积累起非常丰富的佛教孝道思想资料.北宋契嵩撰<孝论>一文,阐明了佛教的出家修行并不与儒家在家奉亲的孝道相矛盾,代表了土生土长的佛教僧众不愿意违背世俗伦常的心声,也标志着佛教在北宋时期已经立足中土,扎根民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事实.     

北宋官员政治型贬降和叙复的特点

北宋官员政治型贬降措施是从相对单一向多样化方向发展的,总体发展趋势是贬降程度越来越重。尽管北宋有详尽的贬降、叙复制度,但在实践中却往往不遵守这些制度。政治型贬降往往假借法律、道德的名义进行,法律经常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对法律的轻视导致北宋政治环境从宽容逐步走向严酷。     

王雱与佛教的关系

作为北宋荆公新学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王雱，受父亲王安石的影响。与佛教存在着较多的交涉。从王雱家学渊源、现存著述《老子注》、身后是非等三个层面，可了解王雱与佛教之因缘关系。     

隋代的岭南佛教活动

仁寿置塔是隋代岭南佛教发展中的关键性因素,对隋代岭南佛教发展影响深远,不仅造成了隋代岭南高僧活动数量的增加和地域范围的扩大,而且吸引了普通僧众和俗家善信的广泛参与,在民间掀起了一场佛教信仰热潮,而这又反映了隋代岭南佛教发展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即深受官方佛教政策的直接影响。而仁寿置塔之所以能对隋代岭南的佛教发展影响如此之大,其根本原因即在于隋代岭南佛教发展的整体水平较低,它是当时岭南开发程度较低、全国政治中心北移、隋代佛教政策和王仲宣判乱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浅论隋唐佛教隆兴的主要原因

隋唐佛教的繁荣和发展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隋唐帝王的崇佛及官僚阶层对佛教的态度和政策为佛教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佛教本身的中国化成为佛教在隋唐繁荣的文化根基；隋唐经济繁荣为佛教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     

北宋教育政策探析

基于发展文教事业、恢复儒家伦理纲常的需要，北宋统治者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政策，通过尊师重教、任用名师讲学，重视专科学校教育，积极进行教育兴学改革，鼓励私学、倡导家庭教育等政策措施，重建宋王朝的教育体系，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积极开明的教育政策维护了北宋王朝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对北宋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     

中国放宽宗教政策促进佛教繁荣

法新社2009年7月9日报道说：“文革”结束,人们对佛教的兴趣日趋浓厚,在无神论政策实施数十年后,佛教开始大规模回归中国。 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允许宗教发展,尽管仍有许多框框。现在可以看到的景象是,寺庙内香火旺盛,大殿里信徒济济,僧侣们云游四海扬法。佛教的复苏在五台山最为明显。     

佛教信仰的民间异化——以洛阳禅虚寺为中心的考察

佛教在中土传播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民间信仰的渗透,并由此改变了传统佛教的信仰空间。禅虚寺始建于北魏时期,随着洛阳城址的逐渐西移,禅虚寺地位逐渐边缘化;北宋时期,禅虚寺已经由皇家寺庙完全退化为了乡村佛堂。宋代以后,随着洛阳城市的衰落,禅虚寺所处的金村社会阶层发生了变化,同时伴随着外来人口迁移,龙王信仰代替佛教信仰成为主流信仰。近些年来,在旅游业的驱动下,禅虚寺得以复兴,但在当地村民的主导下,复建的禅虚寺具有极其明显的多元信仰特征,民间信仰和佛教信仰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构建了当今禅虚寺的信仰空间。     

清代词社的时代特征

词社萌芽于北宋，成型于南宋末期，到了清代随着词学复兴而高度繁荣，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时代特征：形成了全国性的词社网络，促进了各地词学的交流和互通；词学结社目的高度觉醒，词社更具专业性，对词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社集内容多样，为词学文献的丰富做出了贡献。     

我国北宋时期占城稻的推广与发展

占城稻原产于古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关于北宋时期占城稻引种时间、推广与发展的成果和意义，因史料不详，众说纷纭。结合当时自然、社会条件，通过分析资料，认为在北宋时期，因人口增加，粮食短缺，政府大力倡导、认真组织，民间积极响应的社会条件下，利用占城稻的耐旱特性，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达到了增加粮食产量的目的，并为以后江南地区稻麦两熟制的发展莫定了基础。     

江西新喻佛教史概论

随着佛教东渐,佛法在华夏遍地开花,新喻地区也沐浴在法雨兰香之中,以致高僧大德、法门龙象相继而起,名山古寺、宝刹禅林凌云烁汉。南朝至隋,新喻佛教蓬勃发展,,唐宋之时,臻于极盛,元代一度回落,明代再次中兴,明末以后一蹶不振,近代则法脉中断,只留下断碣残碑。     

桂林摩崖唐代男像观音考——广西石刻研究之二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深入人心,与佛、菩萨、罗汉等的雕像、画像的传播是不可分的。观音信仰的传播是佛教传播中的一部分重要内容,研究观音像的传播使我们可以看出佛教传播的存在和途径。桂林龙隐岩有一男性观音像,属世所稀见,虽然刻于清代,但从其刻像的文字记载,从明人的石刻记载、观音信仰的发展特点,从唐代的佛教在桂林发展的考察,可见应该是唐人作品,反映了唐代佛教在桂林的发展。     

叶适《宿觉庵记》解读

叶适,南宋永嘉学派著名学者。其早年即接触佛教,中年读佛经千卷,对佛学造诣颇深,晚年出资重修温州佛教名山松台山寺院,游居其间,并作《宿觉庵记》,流露出他对待佛学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叶适认为佛学为“世外瑰奇之说”,与本朝治乱本不相关：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佛学造诣颇为自许,对学者学佛不得要领多有讥讽。     

论佛教与政治的交融与互动——以江南六朝佛教与政治关系为个案的历史考察和文化探析

江南的地域性概念因随不同历史阶段的行政区划而呈现出不同时期的政治意义。佛教传入江南后,迅速地影响了江南民众的信仰世界。孙吴时期江南区域政治经验,即以神异说来凸现政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东晋动荡的社会政治局势,也深深影响着江南的佛教发展。南方四朝民间社会在信仰佛教的层面上,不仅具有心灵契机,而且具有政治环境。江南区域性的文化根基与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互相涵化、渗融互摄,从而建构起了江南区域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就江南六朝时期佛教与政治关系来说,总体而言是一种良性互补的互动关系,它所集聚的政教经验具有历史和现实的价值意义。     

论佛教对白居易等人诗歌创作的影响

唐代诗人的佛教情结表现为多个方面,他们不仅在生活上实践着佛家的清规戒律,过着淡泊名利的日子,而且热衷于和僧人们交往,其中也包括那些具有反佛思想的诗人。唐代诗人存在着这种浓厚佛教气息的原因,是社会与个人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诗人与佛教的这种密切关系又对唐代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进了唐诗走向繁荣昌盛。     

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

元代出伯家族在敦煌地区成为一大势力,位高权重,统治敦煌近一个半世纪,此时期藏传佛教得到延续和发展,留下许多藏传佛教遗迹。文章分析了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原因,对敦煌地区出土的碑石、文献、石窟壁画、游人题记等内容进行讨论,试图揭示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敦煌地区得到延续和发展的概况及原因。     

禅悦三生事空切，卧看秋水浸山烟——试论姜夔的佛禅思想

姜夔作为南宋词坛一大家,在宋代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的历史大背景下,其思想中渗透着佛、道二家相融并取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趣,反映了宋代文士独有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性格。文章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姜夔的佛禅思想做分析,进而对姜夔思想和心灵世界中的佛禅因素及南宋文士佛禅因缘背后的文化现象做了解和探寻。     

清代前期推行藏传佛教与对蒙藏的治策

文章探讨了清代前期推行藏传佛教治策的形成、发展和影响,着重论述了“康乾盛世”的清朝皇帝对这一治策的运用,清初推行这一治策,主要是通过打蒙藏上层的牌取得成果的,清代册封达赖喇嘛的策略,即体现出清朝政府有效管理西藏的一项重要制度“。兴黄教以安众蒙古也!”清初藏传佛教治策对于怀柔蒙古产生了历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