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小奴隶”与“奴隶社”及奴隶丛书

叶紫、萧军、萧红是当时社会的三个“小奴隶”，他们在30年代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学背景下，深感环境对进步文学青年的压迫，在鲁迅的帮助指导下，巧妙地战斗，组织“奴隶社”，出版奴隶丛书，扩大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森严文网，为革命文学争得了生存和发展空间，是反文化“围剿”的成功典范。     

长篇历史小说《安源往事》: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

中国文坛经过 80年代后期至 90年代初期的技巧形式实验与“历史沉迷”之后 ,又出现了一批关心当前社会问题的小说 ,一些代表性的作品有谈歌的《大厂》、何申的《年底》、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等 ,引起文学评论界的极大关注 ,被看作“现实主义的冲击波”或“现实主义的回归”、作品社会责任感及道德意识的唤醒。有些评论文章认为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核心不是简单的复制社会现实 ,它要求以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思想光束来烛照社会现实 ,对社会现实采取不妥协的和批判的态度。作为作家 ,他宁可对“历史”有所“不恭”,也绝不能以任何理由认同…     

诗可以“怨”乎?——儒家“怨刺”理论的合理性及其困境

儒家“怨刺”理论代表了儒家诗学思想中最健康积极的一面,形成了忧国忧民的古典现实主义传统;但由于儒家思想内在的矛盾以及“怨刺”理论和封建专制制度的矛盾冲突,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陷入了目的性失落的困境:批判现实,但无力改革现实;忧国忧民,但不能救国救民。最终只能龟缩到纯艺术的狭小天地之中。要走出困境,必须实现儒家思想和现代思潮的合流。     

苏联文艺政策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自苏联，从这个创作原则的定义到对它的各种阐释，我国文艺界都深受其影响。尤其是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等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阐释，对我国当年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8年，毛泽东同志倡导“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以后，特别是在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正式确立了“两结合”创造原则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始受到冷落。     

论张廷竹和他的“大时代三部曲”

文学、作家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与当地的经济、文化状态密不可分，作家只有沉潜到生活的最深处，感受到时代的强有力的脉动，才有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作家张廷竹和他的“大时代三部曲”（《大路朝天》、《盛世危情》、《清平世界》）以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深刻介入社会问题，展现社会众生相，揭示人本性中的善与恶在非常状态下的激变，着力于对人的灵魂的探索与改造，探索未来发展之路，不失为一个时代的“醒世恒言”，也为改革文学提供了新的范本。     

柳宗元“永州八记”的现实主义特色

“永州八记”的创作与柳宗元的政治遭遇、思想状况、生活体验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组具有游踪连续性的水游记中,借助生动鲜明的山水形象,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的高尚品格,是典型的托物言志创作手法。其中有些篇章,直接涉及现实社会的尖锐矛盾,表现出他的一贯性政治主张。这些作品具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和可贵的思想价值,构成了浓重的现实主义特色,正因为如此,“永州八记”在我国古代山水游记乃至整个文学史上都特别受到重视。     

试论“爵士时代”美国小说家及其作品的悲观情绪

在美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阶段即现实主义时期 ,文学形式精彩纷呈、多彩多姿 ,唯小说可谓独领风骚。至“爵士时代”,美国小说名家、名篇如过江之鲫 ,虽非千人一面、千篇一律 ,但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主题——对困厄时代美国现实的悲观绝望     

从题材选用看屈原与战国士文化之关系

题材是构成作品的基本要素，是时代精神的折光，更是作者思想向度的反映。屈原作品题材中“两美遇合”与“现实之境”相融，“法先王”与“法后王”并举，“言治”与“言巫”同列，不仅反映了屈原对先秦诸子思想精华的汲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屈作自成一家的原因。     

“毛泽东热”探源

本文认为：“毛泽东热”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现实原因和心理原因。毛泽东的伟大是其产生的历史原因；社会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机制、部分人才市场经济的歪曲认识是其产生的现实原因；而部分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再认识心理以及从众心理是其产生的心理原因。研究“毛泽东热”对于我们领导者、理论界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体制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六国君臣引“汉朝故事”考辨：“史相”与“史实”之间

目前所存“十六国”史料中，保留了十六国君臣引用“汉朝故事”及在实录后加入“如汉朝故事”之类的记载，这是十六国史官为构建“华夏化”政治体形象编排的“史相”,而“史实”是两汉以来经史分离，史学地位提高，《汉书》因特殊的历史地位而被广为传播，十六国君臣引“汉朝故事”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使“史相”与“史实”存在一定的距离，但利用汉朝的政治资源促进了十六国政治文明的演进。     

纠结与坚守：关于王蒙的“理想”与“现实”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种心理倾向在王蒙的小说作品中互相纠结、同时存在。通过考察王蒙对纯粹“理想主义”的反思和坚守,能够发现他矛盾状态的心理根源。     

戈麦自杀的“内部故事”解读

戈麦是新时期以来自杀的青年诗人之一。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是戈麦走向自杀的主要动力：与“现实”的疏离使他成为一个“厌世者”，他生活在语言的鸟托邦之中，颠倒了现实与梦幻的关系，孤独、焦虑、幻想、封闭成为其精神状态；他的内心深处具有一种浓郁的死亡意识，死亡对他来说成了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成为他获得“新生”的唯一途径。     

科学发展观为“三农”经济发展开辟了新思路

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本文在总结“三农”发展现实和分析“三农”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按照党的十七大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探讨了新时期“三农”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蛮性”与“野性”：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土著类征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有许多叙写“南洋”土著形象的篇章，由于＂南洋＂民族生态的复杂多样性，每位作家作品中展现的“南洋”当地人群像也各不相同，然而却几乎同一标志性地呈示出某类相同的文化性格形象图谱，其中“蛮性”与“野性”是其主要通约化文化性格类征之一，作家分别赋予了其多重丰富的生动文化意涵。     

“小我”与“大我”统—论──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之—

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小我”与“大我”论实质是诗歌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论.主流派观点认为，“小我”是诗歌作品能够成立的基本前提，以“小我”写“大我”要力求“小我”与“大我”的有机统一，在“小我”和“大我”之间可以有所偏重但不可偏废.它对现代诗歌创作与理论建设有重要价值.     

北京当代城市文化中的“顽主”与“诗人”

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第三代”是沐浴着红色风暴成长起来的一代。在北京，文革中的“第三代”群体本身即存在差异，一类成长于干部大院，充满现实行动精神；另一类则成长于胡同深巷，理想气质浓厚。文革结束，在日渐多元化的北京城市文化激荡中，“第三代”群体日渐分化，一类成为“拒绝崇高”的“顽主”，另一类则成为“捍卫崇高”的“诗人”，“顽主”与“诗人”之争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主要内容。在当代作家王朔笔下，“顽主”展现了在当代城市中生存的诸种策略，其中包括自我解构、城市隐没、真情告白。     

近代报刊“喉舌论”考辨

在近代报刊发展初期,自由主义是使“喉舌”获得自由的主义,“喉舌论”是使言论自由成为现实的理论。戊戌变法前后,维新变法人士的报刊“喉舌论”,首先是要求封建专制统治者还民众以话语权,给民众以监督官吏、监督政治、监督社会、变法图强的政治权力;其次,他们还十分强调报刊“去塞求通”的“喉舌”功能,这是他们对启蒙民众,宣讲民主、科学的真理,沟通社会上下和国家内外信息以变革社会的话语制权的强调。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报刊“喉舌论”,则是要求其报刊成为宣传革命思想、推翻帝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喉舌”,掌控革命舆论的话语制权。     

吴虞“非孝”思想析论

在家庭尊长和社会顽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吴虞以中西方理论为资源,提出了“非孝”思想.他指出,孝在政治上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在伦理上有利于长上而不利于幼下,同时还揭露了孝的诸种危害.吴虞认识到了破除封建家庭制度的迫切性,主张以“和”代“孝”.虽然当时学界对吴虞的“非孝”思想褒贬不一,但吴虞的“非孝”思想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孝”思潮的重要力量.当代中国正掀起“弘孝”思潮,然而当代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却不容乐观.立足于社会现实,吴虞“非孝”思想中的基本价值以及吴虞所提出的理论模式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日本人的“ラち”、“そと”意识与日语的时态转换

从日本人的“ラち”、“そと”意识角度出发，通过对川端康成、志贺直哉的几部小说进行分析统计，探讨日语在描写过去的事件中，插入“内时态‘る’形”的条件和原因。分析发现当作者为了使作品更生动，或是作者与作品中人物产生“同感”时，或是表达作者的主观思想、评论时，往往发生时态的转换。     

由“三言”看阳明心学思想的渗透

作品总是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特殊的时代生活环境和作家思想渊源。拟话本小说“三言”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之作，以其曲折离奇的情节、生动活泼的语言，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形象，不但表现了社会形而下的内容，同时暗舍了形而上的哲学思潮，尤其是明中后期在民间广泛流传的阳明心学，更是不同程度地渗入到作品中来，并通过一定的形式和内容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