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实践”文学：阿英“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考察（一）

在阿英看来，文学与政治（政治理念）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状态，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统一于对“理想中国”的想象之中。从“想象现实观”出发，阿英完成了“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思考探索。这种批评模式，倡导“审美-实践”的文学范式，认为文学与政治的链接是通过“想象”——对人类自由美好生活的想象，肯定人的价值，肯定文学的审美特性，肯定文学的实践价值，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收获。     

“审美-实践”文学：阿英“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考察（二）

在阿英看来，文学与政治（政治理念）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状态，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统一于对“理想中国”的想象之中。从“想象现实观”出发，阿英完成了“文学一政治”批评模式的思考探索。这种批评模式，倡导“审美一实践”的文学范式，认为文学与政治的链接是通过“想象”——对人类自由美好生活的想象，肯定人的价值，肯定文学的审美特性，肯定文学的实践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丈论中国化的重要收获。     

关于“新时期文学”与人道主义

“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它可以指涉“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政治家口号下的文学写作；它也可以指涉“创作自由”、“人道主义”、“新启蒙”、“个性解放”、“表现自我”等知识分子与文学家们的倡导。它可以用来概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也可以用来概括“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处在“新时期”。组成我们现如今的广泛的“共识”，广泛“认同”的观点，都是由“新时期”来提供的。90年代以后，往往是对80年代某些观念的强调、延续或者以此为基础的推断。“新时期文学”的最基本态度还可以用这几个概念来描述：“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文学独立”。人道主义精神是“新时期文学”的最强音，也代表了1970年代末以来文学的最感人最健康的声音。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以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为文学资源，“新时期文学”展开了对文化大革命传统社会主义“极左”政治的全面否定和批判。“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旗帜上有“自由”、“博爱”，却鲜有“平等”。人道主义者更倾向于把当下的问题看成是“社会转型”中的问题，这种态度一致延续到1990年代。但是没有对平等价值的奋力追求，又何来人道主义呢？而人道主义者的现实和历史位置究竟又在哪里呢？“新时期文学”10年盛会那段时间内，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关于“忏悔”。忏悔在当时的表述下，是对今日之我的肯定，是自我与历史的“切割”。让文学与时代、社会“切割”，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考察“人本身的灵魂”，在这一点上，“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后者也有所谓“忏悔意识?     

翻译之“科学”与“艺术”视阈

文章论述了“科学派”与“艺术派”各自的基本观点,并分析了其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作为科学和艺术的统一不应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简单地从语言学或文学角度来进行翻译研究显然不能满足当前的翻译研究的需要,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才是翻译研究的主流。     

“艺道并进”：突破“语言的牢笼”

对语言符号的创造，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然而，在使用上，人们又总是面临着有限的语言与无限的意义之矛盾。一向被称为驾驭语言的高手的文学家，也常常因文不逮意，意不称物而陷入“语言的牢笼”。为摆脱这种难以言说的痛苦，文学家进行着不懈地努力和探索。“艺道并进”作为一种途径，意味着文学才能的优化。当文学创造者做到了文学之才与文学之能并举，并在“自然而然”中进入无目的合规律性的创造境界，方能为突破“语言的牢笼”提供可能。     

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

神话在今日学科体制中归属于文学是一个大错误。因为神话概念远大于文学。神话作为初民智慧的表述,代表着文化的基因。后世出现的文、史、哲等学科划分都不足以涵盖整体性的神话。作为神圣叙事的神话与史前宗教信仰和仪式活动共生,是文史哲的共同源头。中国早期历史具有“神话历史”的鲜明特点。文学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会通视角,是重新进入华夏文明传统,重新理解中国神话历史的门径。从《尚书》《春秋》到《周礼》《说文解字》,古代经典体现着神话思维编码的统一逻辑。参照玉神话与圣人神话的八千年传承,呼吁学界从文学视野的“中国神话”转到文化整体视野的“神话中国”。     

从“文学性”到“娱乐性”：一种解构文学本质观的策略

随着消费时代临近以及文学边界的消蚀，“文学性”越来越受到文艺学研究者的青睐。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文学性”，无论是作为本质的“文学性”或作为功能的“文学性”。“文学性”概念是现代化过程中理性冲动所导致的成果，是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作祟。文艺学研究应该放弃对“文学性”的探寻，将研究的逻辑起点从“文学文本”转向“文学活动”，结合历史语境对“文学活动”的样态做出描述。由此，我们就可以用“娱乐性”来概括“文学活动”所共享的特征。     

“三个代表”与“以人为本”的内在和谐统一

“三个代表”与以人为本是有机统一、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实现“三个代表”的最终归宿就是为了提人自身的素质，使人自身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我们党应从经济、政治、化三个方面当好“三个代表”，以达到“三个代表”与以人为本的内在和谐统一。     

新时期“寻根文学”潮流

“寻根文学”是一种文化导根——站在现代意识的角度，重新审视民族文化形态。着眼于民族素质现代化的重铸。梳理“寻根文学”的兴起与嬗变轨迹，对其中的代表作进行分析。     

一部“接着讲”的优秀的文学理论新教材

以群主编的《文学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等文学理论教材都是“照着讲”的教材，而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是“接着讲”的文学理论教材。“照着讲”的文学理论教材强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突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功利性；“接着讲”的文学理论教材强调文学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突出文学的学理性和审美性。两者之间的基本的概念范畴和主要的文学理论观念有根本的区别。     

“知识”与“思想”的悖论——通识教育与文艺学教学改革

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中的知识，均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构成真理，这与我国大学目前极力追求的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形成内在冲突，也致使其中的文学教育越来越趋向于工具性，尤其是在文艺学学科的教学中。改进这一情形不是仅在学科内部做技术性调整，而是在理念方面凸显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性，处理好“思想”与“知识”的悖论，立足于文学教育，尝试某些可把学生带入问题、思维训练和审美实践的教学模式，如本文所谈的“文本阅读”式教学。     

“美丽的日本”与“暖昧的日本”－川端康成为大江健三郎创作比较

日本诺贝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以自己出色的文学创作向世界展示了“美丽的日本”与“暧昧的日本”。川端康成是日本传统文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日本的“美神”。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战后文学的代表。他的作品极具现代性和世界性。其中，川端康成的“孤儿根性”和大江健三郎“畸婴体验”对他们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川端康成对“唯美”与“感伤”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大江健三郎对西方“存在主义”的批判吸收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文革文学”——失态的文学

“文化大革命”中的主流文学是失态的文学。其主要特征是“极化”即彻底意识形态化，主要表现为否定一切的极端化思潮，文学本体的彻底丧失，极端的文学创作模式和“棍子式”文学批评。文学彻底意识形态化对文学本身造成了戕害。失态的文学的发生有其社会历史根源，它不是孤立的，突然出现的     

拜“物”·恋“物”·迷“物”——上海女性作家的“物”叙述探析

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比，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物”叙述的缺席，更多强调文学的教化和教育功能。上海女性作家弥补了该丈学叙述的空白，她们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直截了当书写着对“物”的崇敬、迷恋和渴求，这不但是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是人性的合理复苏。     

并非“多余”的话——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解读

在反思“纯文学”的问题中，不能仅仅以文学为中心来讨论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纯文学”的观念，或者通过揭示文学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并不能面对“纯文学”所带来的“去政治化”的逻辑。本文通过对瞿秋白临终遗言《多余的话》的细读，认为在瞿秋白看来，认为“文学”比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更能把握现实，这种对“文学”的理解并不是说文学相比政治更“自由”，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出现了问题，所以，这里的“文学”不过是在“政治与文学”的二元结构中凸显政治困境的他者，或者说文学比政治更“政治”。     

“深水鱼”——索尔仁尼琴与苏俄“秘密文学”

荣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是苏维埃俄国“秘密文学”的卓越代表。他的创作是俄罗斯“秘密文学”光荣传统的一部分。他的创作经历是苏联时期地下作家苦难命运的一个缩影。他以自己的创作，不仅延续和发展了俄罗斯文学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而且表现了俄罗斯文学的自由精神与专制压迫的永恒对立。     

柯岩的“人本”思想与文学追求

“人本”思想在柯岩的文学创作中体现为两个大的层面，即“人民”与“人”。这种以“人”为介体和载体的生活之美与时代之美，永远都是谍智与道德的结合、表象与本质的统一、过程与结果的变绎。所以，柯岩对“美”的发掘和表现，也总是自觉地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最后又笃定要落脚在这个基本点上的。柯岩的“人本”思想已经在其文学追求与审美取向中扬励和体现得十分深广，是实实在在的创作实践和真真灼灼的目标追求。这也正是柯岩文学创作的潜力、活力、引力与魅力之所在。     

“向内转”: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研究关键词

“向内转”是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研究的“关键词”。“向内转”、创作心理研究与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是鲁枢元1980年代学术研究的重心。鲁枢元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言语学研究与精神生态研究也生发于文艺心理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精神性、内向性与主体性色彩。虽然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生态学的跨界研究，分属于鲁枢元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文艺研究，但三者之间具有血脉联系和思想共性，即鲁枢元一以贯之对精神、心灵与内宇宙格外关注。因此“向内转”不仅是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研究的“关键词”,也是贯穿于鲁枢元整个学术生涯的“关键词”,体现了鲁枢元文艺思想的精神底色和学术研究的总体向度。     

重提张志公“特殊工具”说

张志公提出的语文“特殊工具”说，是现行语文课程标准关于语文性质的定义“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雏形。对于正确理解“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纠正目前存在的“泛人文性”倾向，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论形象的间接性

形象的间接性是文学形象区别于其他艺术形象的突出特点，“形象”与“间接”本是一对矛盾，但在文学形象里却是和谐统一的。本文认为，这一矛盾得以统一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文学语言内涵的丰富性；二是语言本身的文化积淀；三是读者的阅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