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与制度道德

技术治理失灵问题的回应需要关注行政主体和治理客体之间的关系,技术和治理的伦理体现为社会道德和制度秩序,两者的关系表现为公共价值,以此构成技术治理合理性的基本条件,同时指导技术治理寻求秩序与道德的共同体——制度道德。制度道德为技术治理提供合理性来源和行为原则,也提供了技术治理现代化发展的结构性"嵌入"和社会治理"再治理"两种方式。由此,技术治理的内在困境得以解释,责任伦理得以澄清,发展路径得以明确。     

神经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负责任创新的视角

由于受到创新主体和研究客体等因素的制约,神经技术,尤其是新兴神经技术的应用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负责任创新视角下的预期治理是应对神经技术伦理风险的一种有效路径。该路径倡导多主体参与、多学科合作的技术发展理念,构建高度透明、持续互动、民主治理的管理机制,将神经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深度融合,突显"责任与创新"的统一,保证神经技术在伦理的约束和规范下健康发展。     

基因编辑技术治理的三维伦理考量:问题、困境与求解

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的广泛应用会带来多维伦理治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在技术风险、人性道德、社会秩序和治理实践等层面形成四大基本伦理问题，由此造成四大伦理困境：基因编辑技术的不确定性带来安全伦理困境；改变个体道德基础导致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困境；系列伦理失序问题带来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多元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引起伦理治理混乱困境。求解基因编辑技术伦理治理的四重伦理问题和困境，可尝试采取四大伦理策略予以破局：一是用负责任创新的审慎态度对待基因编辑技术，破解技术安全伦理困境；二是做好人性道德本体论的理论创新准备，破解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伦理困境；三是追求制度正义，破解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四是寻求多元共识的伦理治理原则，破解区域自治与全球共治的伦理治理混乱困境。     

网络空间治理及其伦理秩序建构

随着以互联网为主体的网络空间成为人类生活新空间,国家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作为现实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空间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加强网络空间治理,而网络空间伦理治理则是创新网络空间治理的新视域。网络空间伦理治理旨在建构网络空间的良性伦理秩序,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从水环境治理走向水伦理治理——水环境治理的伦理探析

实现长效治水，促进人与水的可持续发展是水环境治理的实践难题。水环境治理从工具意义上认识水，将水看作人类客观改造的对象；水伦理治理把水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人水共构、共生的理念，强调治水是一种合伦理性的治理，以水伦理为价值取向，围绕水伦理问题进行治理。浙江“五水共治”的治水伦理实践为我们在新时期处理好人水关系，促进人水和谐提供了有益参考。     

责任伦理与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

作为主体的人在运用大数据进行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肩负着重要的伦理责任。然而,责任伦理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公正困境、主体消解、隐私泄露、自由受限等伦理问题。传统信念伦理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在网络舆情治理中表现出明显不足。责任伦理克服了传统信念伦理的缺陷,契合了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的伦理诉求。因此,应在实践中通过重塑责任伦理,以实现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具体而言,主体层面,强化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行为层面,构建多元责任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制度层面,建立健全责任伦理规范。     

认知增强的风险及其治理

认知增强在帮助人类获得更强认知能力、实现更强认知效果的同时,也触发了对人自身的安全、公平与自由、情绪情感与人格"同一性"、"天赋属性"的消解、潜能降低与进化单一等诸多风险。创新主体的"责任意识"不强,个体在选择使用认知增强时对有效性与合理性的审慎程度不够,社会舆论引导的不够合理,技术监管体系的欠完善,是认知增强风险的主要成因。对于认知增强采取"无限制发展"与"完全禁止发展"的态度都是不现实的。针对其风险,应从认知增强的创新主体、使用主体、技术的社会环境、技术监督监管等方面积极寻求治理之策。     

人类生物样本库材料转移协议：实践考察与治理探索

在人类遗传研究活动中，人类生物样本库通常与研究者签订材料转移协议，由此对人类生物样本和/或数据的移转、使用目的与方式等相关事项进行具体约定。对人类生物样本库情境中材料转移协议文本的主要内容进行比较，有助于总结和提炼出材料转移协议签订过程中应重点关注的伦理与法律问题。由于材料转移协议关涉诸多利益相关者，其文本涵括人类生物样本和/或数据的提供、接收与存储使用、隐私保护与保密、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费用、保证与责任等诸多条款。因此，有必要引入治理理念，材料转移协议既可以作为人类生物样本库的治理工具，又应当作为治理对象得到有效的治理，从而合理界定材料转移协议的功能范围，实现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应然与实然:现代技术伦理风险的文化治理能力提升

现代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同时也引发重重的伦理风险。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内蕴着丰富的文化属性,技术主体的文化选择作为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关键,要求利用文化调控技术伦理风险。通过对现代技术伦理风险消解与文化治理能力提升从应然到实然的系统剖析,探求面向现代技术伦理风险文化治理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以此来规约和消解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实现对技术伦理风险的防范。     

从共生产视角看中国干细胞治理

干细胞研究给医学带来无限希望和挑战.本文从共生产的视角提出,成功的干细胞转化研究需要一种治理模式,使不同的行动者在科学技术、医疗健康、产业经济、伦理法律和社会政治领域中相互合作,共同应对各种问题.基于这种理论预设,本文针对干细胞公司、高校研究所、干细胞产业化基地三种不同类型的转化研究,对中国的案例展开具体分析.最后,结合干细胞转化研究的治理模式和一手的案例研究访谈材料,提出如何走向转化研究的治理的建议.     

算法设计伦理治理的立场、争论与对策

算法伦理问题直接产生于算法设计实践,而算法设计的伦理问题源自不同算法设计者的伦理立场,是现实世界与技术界互动交融的结果。根据算法设计主体的差异化价值取向,可将相关伦理立场分为功利论、契约论、义务论、德性论等四大类型。算法设计的四种伦理立场在治理中极易导致四种特性鲜明的伦理倾向,即功利论下技治主义的弱正义性、契约论下规则主义的强形式公正性、义务论下规范主义的弱目的性以及德性论下自律主义的不可控性。算法设计的伦理治理应以构建负责人的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网络为指引,在实践中要遵守算法向善的基本价值立场,坚持公共善的核心伦理导向和负责人的可持续发展观,实现算法设计道德化的全流程覆盖并完善相关伦理治理体系。     

自律与他律——特色小镇建设的伦理治理及现代转型

在地方发展与治理中,政府政策的干预属于他律,与此形成重要补充的是以内生伦理为治理途径的自律。伦理治理的价值理念、主体伦理、关系伦理和制度伦理源于内生伦理约束,并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和变迁。以伦理治理对特色小镇建设进行自律性审视,发现汲取型、管控型、动员型和功利型治理方式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促进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内生伦理自律与外来治理他律的良善结合。按照"元伦理"的伦理审视与伦理批判,基于乡镇基层政府、原住民和外来资本的社会契约,特色小镇的伦理治理应实现从"汲取"到"服务"、从"管控"到"共治"、从"动员"到"回应"、从"功利"到"公益"的现代转型。     

大数据时代技术治理的情感缺位与回归

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技术治理成为了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更是催生了技术治理的全面扩张.大数据技术治理带来治理效率提升等积极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控制人,偏离服务于人本身等方面的异化,致使技术治理的情感缺位.情感是技术治理的必要内涵,是技术治理的出发点和价值合理性的来源.通过强化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情感支...     

论信息隐私伦理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在《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所提出的加强源头治理、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的意见指导下，针对知情同意失效、去匿名化以及群体隐私侵权所带来的三种处于立法保护空白状态的信息隐私伦理风险问题，提出并论证了“信息科技客体与信息科技主体有限认知、信息科技客体与信息科技主体片面价值观相结合是信息隐私伦理风险的两方面成因”这一观点，之后，在成因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两项能够从源头予以治理的制度保障措施，即个人信息保护基金制度和隐私保护设计及其制度保障措施。     

数字赋能：科技治理主体结构变革与主体能力提升

数字时代,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需要厘清科技治理主体间的结构与功能变化。在价值理性引导下,数字化对科技治理主体结构产生变革,通过数字赋能主体职能使科技治理主体边界发生变迁;数字赋能主体信息系统形成更有效的互动体系;数字赋能主体需求来源强化社会参与,助推以“用户”为基础的需求结构层次重构。在此基础上,数字化在赋能科技治理主体结构的同时,也增强了科技治理主体对治理活动的决策与感知能力,加强主体事前推演能力以及把握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     

大数据时代透明社会的伦理治理

大数据技术持续变革必然导致透明社会的形成。透明社会的形成必将产生诸如隐私威胁、犯过错误的人难以返回正常的社会生活、全面监控而不自由、大限制和被设计被选择等伦理困境。从根本上说,透明社会的伦理困境是由于人类滥用大数据技术所致。为了实现大数据时代的顺利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大数据时代的透明社会伦理困境进行必要的治理,要求树立正确的功利观、积极弘扬人文精神、不断建立健全相关伦理制度规范和弘扬社会美德。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挑战

"人类增强"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大伦理争议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人类的欲望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将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挑战。其道德和伦理蕴涵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对于"增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思考与商讨,从而全方位地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既能达到促进增强技术积极面的发展又能合理预期其潜在的风险性,预防或减少负面影响。     

人类基因增强伦理价值判断的人性论困境与超越

现代性的价值指向、人性的基因决定论、人类天性与价值之间直接的因果决定论以及人类自由对基因获得方式的依赖性共同构成了哈贝马斯人性论的理论困境,使人性论在人类基因增强伦理批判中日现困境。发展伦理学的发展有限性原则提供了整体主义的视角,使我们能够从人类基因组、自然和社会三个系统对人类角色的限制来考察人类的角色,从而使基因增强对人类的生存可能具有的负面价值清晰地呈现出来。     

培养皿中的大脑模型:人脑类器官研究的伦理问题探讨

人脑类器官技术为人类神经系统所特有的神经发育和疾病过程研究提供了具有生理相关性的模型,可用于大脑发育的研究和脑部疾病的预测。然而,这一技术的最新发展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和潜在风险。通过概述由人脑类器官技术引发的意识风险方面、动物“人性化”和能力增强方面、人脑类器官的道德地位归属方面以及隐私保护与知情同意方面的伦理问题,提出道德预防性原则、进行伦理限制和伦理监督、设立特定伦理评估机构以及扩大公众参与和伦理讨论等对应举措,为人脑类器官的伦理治理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