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界组织视角看新兴科技的治理机制——以合成生物学领域为例

不同群体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随着社会转型而日渐增强,伦理治理机制本质上是多相关主体引出的责任分担问题。本文引入"边界组织"的概念,分析多主体的参与、多元化构成的边界组织的形成,选取仅经历十多年发展的合成生物学领域、以美国为例,剖析边界组织在领域伦理治理的作用,认为多主体参与促成了新的治理机制的形成,并且更加有效地推动了新兴科技的伦理治理,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边界组织"的形成和运作。目前我国的确还缺乏承担这一作用的角色,建设一个能够将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整合在一起,共同协商治理的平台也即边界组织,尤为重要。     

约束与选择:现代科技伦理问题的制度探索

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日益凸显,现代科技的伦理问题要受相应制度的约束,而这种约束主要由自由的受限性、自律的不确定性及制度的强制性等多重因素所决定。针对现代科技伦理制度的定位与缺失,需要选择和制定科学的制度,以此约束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使科技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无治理则无伦理中国科技伦理问题如何治

2022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下称《意见》),这是我国全面推进科技伦理治理的纲领性文件. 《意见》突出问题导向,着力健全完善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机制和解决领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补齐科技伦理治理的短板.这为中国科技伦理治理展开了新篇章,标志着我国科技伦理治理进入整...     

论信息隐私伦理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在《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所提出的加强源头治理、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的意见指导下，针对知情同意失效、去匿名化以及群体隐私侵权所带来的三种处于立法保护空白状态的信息隐私伦理风险问题，提出并论证了“信息科技客体与信息科技主体有限认知、信息科技客体与信息科技主体片面价值观相结合是信息隐私伦理风险的两方面成因”这一观点，之后，在成因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两项能够从源头予以治理的制度保障措施，即个人信息保护基金制度和隐私保护设计及其制度保障措施。     

神经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负责任创新的视角

由于受到创新主体和研究客体等因素的制约,神经技术,尤其是新兴神经技术的应用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负责任创新视角下的预期治理是应对神经技术伦理风险的一种有效路径。该路径倡导多主体参与、多学科合作的技术发展理念,构建高度透明、持续互动、民主治理的管理机制,将神经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深度融合,突显"责任与创新"的统一,保证神经技术在伦理的约束和规范下健康发展。     

自律与他律——特色小镇建设的伦理治理及现代转型

在地方发展与治理中,政府政策的干预属于他律,与此形成重要补充的是以内生伦理为治理途径的自律。伦理治理的价值理念、主体伦理、关系伦理和制度伦理源于内生伦理约束,并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和变迁。以伦理治理对特色小镇建设进行自律性审视,发现汲取型、管控型、动员型和功利型治理方式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促进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内生伦理自律与外来治理他律的良善结合。按照"元伦理"的伦理审视与伦理批判,基于乡镇基层政府、原住民和外来资本的社会契约,特色小镇的伦理治理应实现从"汲取"到"服务"、从"管控"到"共治"、从"动员"到"回应"、从"功利"到"公益"的现代转型。     

欧洲议会的技术评估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形势下,技术评估日益成为我国科技的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并受到各方关注。研究发现,技术评估已成为欧盟国家科技决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推动了欧洲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欧洲议会层面组织开展的技术评估活动与评估实践做法对我国有一定启示。通过对欧洲议会技术评估组织的重点观察、典型分析及与欧洲国家技术评估发展的对比,我们认为应加快发展我国技术评估,完善科技治理,更好地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服务,并提出将技术评估作为管理技术的战略工具,提升科技的社会治理能力;加强理论方法研究,做好技术评估的顶层设计,提供制度保障;注重评估与政策、立法系统相结合,建立公众参与机制等建议。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我国进行了哪些探索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对"科技伦理原则""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加强科技伦理制度保障""强化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等方面给出了规范意见. 《意见》甫一出台,便引发科技界热烈讨论.此意见的出台会对科技创新带来怎样的影响?科技创新和传统伦理,这两者...     

新兴科技伦理治理由被动响应到主动贯穿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合成生物学、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一系列伦理争议.面对争议,我们从转基因技术在欧洲和我国近年来的遭遇中不难看到,在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已不再是唯一的知识权威.传统科技治理模式因缺乏科技伦理的维度而难以应对这些争议,由此推动了科技治理向科技伦理治理的转变.     

科技伦理治理法治化的现实困境与规范建构——以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的相互关系为切入点

法治化是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途径与关键保障。目前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化面临三重现实困境,首先反映在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之间本身存在某些紧张关系,由此反射到法治层面,则对法治带来了众多外部冲击。而后,如何调适这些紧张关系也对法治提出了更高要求。现实困境的叠加使得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供给显得薄弱与滞后。为此,在规范建构上,一是针对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内在紧张关系明确规范前提,即正确认识两者的相互关系。二是通过全面的规范路径逐一回应两者相互关系带来的对法治的外部冲击。三是通过一种更高层次的视角建立以互动为核心的规范保障,在体系层面满足两者相互关系对法治提出的更高要求,由此形成“法治供给有力—伦理治理有效—科技发展有序”的良性传导机制。     

"双刃剑"片论

“双刃剑”这一古老的称谓,是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其影响的精辟概括,也生动地表述其既是造福人类的“天使”,又是威胁人类的“魔鬼”的双重角色。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理论界关于科学、技术、伦理之间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热浪叠起,对科学技术与“双刃剑”的评说颇多,集中起来不外乎三种:科学技术总体是双刃剑;科学不是双刃剑,技术是双刃剑;科学与技术分别是双刃剑……这些研究对科技伦理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科技伦理学科的指导、监控功能,建立有效的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监控机制,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本文…     

纳米实验室中的伦理参与初评

纳米技术兴起伊始,相关伦理和社会议题就受到了欧美各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纳米科学共同体的关注,为伦理考量参与技术发展提供了良机。在此背景下,伦理考量走进了一些欧美大学纳米实验室,企图参与纳米科学知识的生产。相关尝试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具体操作困难和实验室中人文社会家角色微妙等问题,对此,应增强伦理考量的实践相关性,并鼓励而非强求科研人员进行批判性反思。     

算法设计伦理治理的立场、争论与对策

算法伦理问题直接产生于算法设计实践,而算法设计的伦理问题源自不同算法设计者的伦理立场,是现实世界与技术界互动交融的结果。根据算法设计主体的差异化价值取向,可将相关伦理立场分为功利论、契约论、义务论、德性论等四大类型。算法设计的四种伦理立场在治理中极易导致四种特性鲜明的伦理倾向,即功利论下技治主义的弱正义性、契约论下规则主义的强形式公正性、义务论下规范主义的弱目的性以及德性论下自律主义的不可控性。算法设计的伦理治理应以构建负责人的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网络为指引,在实践中要遵守算法向善的基本价值立场,坚持公共善的核心伦理导向和负责人的可持续发展观,实现算法设计道德化的全流程覆盖并完善相关伦理治理体系。     

科研机构伦理审查机制设置的历史动因及现实运行中的问题

科研机构伦理审查机制是科技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其设置的历史原因最初在于公众对各类非人道地对待人类受试者或实验动物的科研行为的道德关注，其次源于社会对科学家能否通过自治实现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活动的质疑等等。中国自2000年以来已逐步建立起科研机构伦理审查规范体系，但在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审查结果的一致性问题、研究发展和伦理审查适当平衡的有效性问题等等，亟需要我们尽快建立必要的科研伦理咨询服务组织，拓展和完善科研规制框架和监管体系，以为科研机构和科学家从事高质量、负责任的科学研究和创新提供重要的组织保障和能力支持。     

论心理科学发展的伦理约束

心理学需要现代伦理规范的约束.心理学的伦理约束是对心理学的一种规范与保护,这种伦理约束规范了心理学的研究,促进了心理学的健康发展,提升了心理学的质量.心理学的伦理约束体现在对研究者主体的伦理约束,对研究对象的伦理思考与伦理待遇以及研究过程与程序上的伦理规范.加强心理学的伦理约束应注意做到:制定详尽的伦理道德准则、树立研究者的伦理意识、提升研究者的伦理觉悟、对青年心理学研究者的伦理规范培训以及在学术群体内成立专门的机构审查和监督心理学研究与发展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并采取有力的措施保证伦理约束的贯彻实施.     

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的约束与调控分析

共享是实现科技信息资源合理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共享的基本内涵,进一步从经济学和系统科学的视角,总结了限制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的约束条件。重点剖析了共享成本的构成及其产生的约束,包括单个参与主体的成本约束和系统性约束。提出了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的双向寻优模型和针对共享约束的调控对策,倡导主动共享和有限共享相结合,从而实现适度共享,以期最大程度地提高科技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中国NIS演进视域下科技中介的角色及走向

产生于中国"政府指令型"NIS重塑时期的科技中介,在中国"政府导引型"NIS、"政府协调型"NIS时期功能不断完善、角色不断演变,并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概念。学界关于科技中介及其角色的研究较少聚焦于中国NIS演进视域,并将其角色"黑箱化"处理。本文考察了我国科技中介在中国NIS演进的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变化,进而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出发,基于科技服务链与创新链融合、开放式创新及服务创新的新趋向,对我国科技中介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思考。     

数字赋能：科技治理主体结构变革与主体能力提升

数字时代,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需要厘清科技治理主体间的结构与功能变化。在价值理性引导下,数字化对科技治理主体结构产生变革,通过数字赋能主体职能使科技治理主体边界发生变迁;数字赋能主体信息系统形成更有效的互动体系;数字赋能主体需求来源强化社会参与,助推以“用户”为基础的需求结构层次重构。在此基础上,数字化在赋能科技治理主体结构的同时,也增强了科技治理主体对治理活动的决策与感知能力,加强主体事前推演能力以及把握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     

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治理什么、谁来治理与如何治理

人类基因增强作为一项试图改造人类自身的颠覆性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和塑造着人与社会。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其研究和应用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问题,亟需对其进行治理。伦理治理是对人类基因增强技术进行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是指政府、专家、企业、公众等技术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以伦理原则为指导,解决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研究和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进技术为人类造福的各种方式的总和。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治理什么,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对象;二是谁来治理,即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主体;三是如何治理,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路径。     

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的效度与限度

工程公共风险是指工程给公众、社会和自然带来的风险。公众是工程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是承担危险后果的主体,因此公众参与应成为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结构中的关键组成部分。面对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的诸多困境,应从普通公众、工程开发者、政府等多个主体的立场上,从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综合考量公众参与的效度。同时,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的治理是有限度的,要避免参与不足,防止参与过度,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有效的公众参与需要长期的积累,既需要制度的约束加以保障,又需要文化的积淀来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