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稀见宋元明清唐宋诗歌选本二十种述论

遍检现有研究唐宋诗歌选本的论著,如孙琴安《六百种唐诗选本提要》、金生奎《明代唐诗选本研究》、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卞东波《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高磊《清代知见宋诗选本叙录》、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等,发现上述论著著录之外,仍有一些重要的唐宋诗歌选本遗漏,特增补20种。     

南诏骠信与清平官赵叔达唱和诗试析

(1)南诏骠信与清平官赵叔达“星回节”唱和诗(下简称“唱和诗”),见《太平广见》483卷“南诏”条,诗出《玉(奚谷)编事》、《锦绣万花谷》和《全唐诗》等书。下引《太平广记》,文中有小字夹注者,今用()号标出,全文如下。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四）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五）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三）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从《壶谷诗评》透视南龙翼诗论的现实价值

朝鲜诗家南龙翼不仅编辑了朝鲜汉诗诗歌总集《箕雅》，更运用他的选诗标准，在《壶谷诗评》中对李杜优劣进行了审美观照，并对朝鲜唐诗学起到了桥梁作用，更提出了79格的诗歌风格理论，不仅揭示出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更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中国文化中鹤意象的形成及其特点——从《昭明文选》、《全唐诗》等出发

鹤最早出现在《诗》《易》等经书中;其后便是史书、诸子等所记载的关于鹤的传说故事。至中国第一部文章总集——《昭明文选》,已有较多关于鹤的文字出现,尤其是鲍照的《舞鹤赋》,更是佳什。到了唐诗,对鹤的描写更加具体细致,鹤意象趋向丰富、成熟。     

南朝文学范式的文学教育意义

南朝文学范式的文学教育功能有两种基本实现方式,一种是以名士或知名作家群体命名的固定审美风格的流行与引领,另一种是文学类总集、别集及类书的风行。前者如康乐体、徐庾体等诗歌样式,后者如《文选》《华林遍略》等。作为典型文学技艺的表征,它们带有示范和审美引导的技术意义,对南朝文学活动的繁荣发展有重要意义。     

卢仝《月蚀诗》天文学史研究

卢仝的《月蚀诗》在唐诗中具有鲜明的特点以及独特的地位.通过天文软件模拟观测了当时月食的全过程,并对《月蚀诗》进行了天文学史角度的解读,研究了卢仝诗歌中月食发生时的入宿度、诗人对星占学传统的继承等问题,在唐诗研究领域具有重大的补充价值.     

诗学之正源 法度之准则——赋、比、兴与意境创造

赋、比、兴一般称为三种创作手法,它是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创作中总结出来的艺术经验,后来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的一组重要范畴。它最早见于战国时代《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为“六诗”中之“三诗”,后来亦称“三义”。《周礼》对“三诗”没有作出具体解释。汉以后对之解释、引申、发挥日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由于古代文学家、理论家对“三义”的研究、讨论,都是联系着《诗经》创作的实例、《易传》之“立象以尽意”的命题以及诗歌创作中形象思维的特点     

维特·宾纳英译唐诗《玉山诗集》及其仿中国诗研究

美国20世纪著名诗人翻译家维特·宾纳翻译的《玉山诗集》是《唐诗三百首》在英语世界的第一部英译单行本。宾纳在"散体"译诗思想的指导下,以独特的方式传译了唐诗的情感、语言风格和音乐性。宾纳创作的诗歌折射出他丰富的唐诗翻译体验,显现出唐诗意象、语言等"汉诗风尚",是著名的"仿中国诗"。《玉山诗集》与仿中国诗为宾纳在英语诗坛赢得了盛誉,促进了美国现代诗歌的发展。     

形象立论写意真 独具匠心见精神——浅谈《红楼梦》中的诗论观

《红楼梦》确有"传诗之意"。但它的"传诗"与"佳人才子等书"的传诗皆然不同,它不是作者把自己平时创作的情诗艳赋用生造的人物悲欢离合及滥编的故事情节串连起来,借以流传于世,而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和描写故事情节的需要特意创作的诗词曲赋,致使诗如其人。同时,还通过所塑的人物的口中言,恰到好处地阐述了不落窠臼、不同凡响的诗论观。《红楼梦》诗词曲赋是作者曹雪芹的诗论和诗词创作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小议离别诗的风格与时代的关系

中国古典诗词洋洋大观,抒情写性出自本心,动人深处,不能自己。而所有情感中,离别最令人难以自持;且在交通不便的年代,生离往往意味着死别：所以离别诗就成为古典诗词中的一朵奇葩。但正如江淹在《别赋》中所写的＂别虽一绪,事乃万族＂,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选取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唐四个时期,探讨离别诗的风格与时代的关联。     

试论《荷马史诗》的战争观——兼与《诗经》中的王事诗相比较

《荷马史诗》内容丰富、诗才洋溢，具有重要的文学、民俗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价值。与我国古代诗歌典籍《诗经》中的王事诗相比，二者在战争目的、战争形式以及人们对于战争的态度等方面存在差异。     

试论《诗经》的艺术表现方法——赋

一、问题的提出前几年,文艺界对诗歌的“比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一讨论,自然涉及最早出现“比”、“兴”这些概念的诗歌总集《诗经》。不少文章,在研究《诗经》中“赋”、“比”、“兴”的应用时,在探索“比”、“兴”的形成和发展时,在论述诗歌创作中“比”、“兴”的功用时,往往强调“比”、“兴”而忽视“赋”,抬高     

古诗词和音乐相融的历史沿袭

我国的古诗词,远从上古的讴歌吟呼,历经《诗经》、《楚辞》、汉魏南北朝乐府、唐诗、宋词均为合乐之诗。可见,音乐和诗词之间有着天然的姻亲关系。古典诗词吟诵在我国古代诗词创作和传播中生生不息地传承繁衍。     

杨升庵的詠柳诗词及其艺术造诣

在历代古典诗文的名作中,有一些作者由于不同的原因,对某些树木花草有其特殊的爱好,以至创作出烩炙人口的优秀诗文。陶渊明的爱菊咏菊,陆游的爱梅赋梅,周敦颐的爱莲写莲以及郑板桥的爱竹画竹赋竹等等,都成为历代文坛上的佳话。 读过明代诗人杨升庵的诗词,使人也产生这种印象,他除咏赋梅花,茶花的诗篇外,特爱杨柳,写过一些专题的咏柳诗词,用柳树来铺陈,联想、排比的诗词更是不少。据王文才先生选注的《杨慎诗选》介绍,他还选注过《古今柳诗》二、三百首。在《升庵诗话》中,他对梁、唐、宋代一些诗人的咏柳诗词还作过一些评论。本文公就杨升庵咏柳诗词的内容、偏爱原因和这些咏柳诗词的艺术造就作一粗浅探讨。 就现在不完全的了解,杨升庵除选编过《古今柳诗》外,在《升庵诗话》中,对唐代诗人薛能的《柳枝词》,刘禹锡的元帝《阳元馆柳诗》、张小山《小桃红》等等有关咏柳诗词,作过评价批点,有的虽然仅一诗一句一字,都很精当妥贴。杨升     

唐诗选本凡例批评功能转变与诗学理论建构——以《读雪山房唐诗钞》为中心

《唐诗品汇》《唐诗解》凡例在以阐明编纂体例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涉及诗学批评的相关信息;《唐诗别裁集》凡例在阐述类目设置和选诗标准外,兼论诗歌发展演变、体式辨析、创作与鉴赏等内容。《读雪山房唐诗钞》七篇凡例不仅传递出明确的诗歌辨体意识,其内容表述亦条分缕析,反映出管世铭宏通的诗学理论。作为批评文体的明清唐诗选本凡例,其批评功能呈现出由兼论到专论的趋向,加之凡例具有不同于序、序题等批评文体的形态、功能,因而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批评价值。     

略论《诗经》中的几个问题

一 诗的数量问题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有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而小雅中的笙诗六篇,有目无辞,不计在内。《诗经》共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15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周颂全部和大雅的大部分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的全部则是周室东迁以后至春秋中叶的作品。以前只称为《诗》或《诗三百》,汉代始尊为《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