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构建

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两变,一是由过去的旧史学变为"新史学"(含史料派史学),一是由"新史学"演进为真正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而唯物史观的传入则是中国现代史学临门一脚,开创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局面,诞生了全新而科学的史学理论、方法和丰硕的史学成果,催生了史观与史料并重的中国现代史学,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经过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大批研究者的艰辛开拓,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形成了丰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思想,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根基和范式。     

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法史学解读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法制史的内容。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对中国法制史的贡献问题,有开山鼻祖说、学科设置贡献说、副产品说等几种说法。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对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如:1.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对象应设定为历朝历代法制的整体;2.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应注重跨学科研究的思路和方法;3.注重中国法制史学科功能的发挥和实现;4.法史学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须经历理论不断更新和完善的过程。     

李大钊史学理论研究

李大钊史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一部分,始终是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他对于中国史学史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实践中,李大钊形成的史学理论对当代历史研究者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本文将从李大钊史学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史学内容以及史学方法这几方面分别论述李大钊对史学理论研究的贡献,以及李大钊对辛亥革命、孙中山等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贡献、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历史理论和现实意义、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与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比较,进行分析和阐述。     

新史学研究的又一本好书——读李勇教授《中国新史学之隐翼》

李勇《中国新史学之隐翼》,具有中西史学结合看问题的视阈。它分"欧美史学在中国""大陆世界史学界""台湾历史学界"三编,分述中国新史学中常常被忽略的内容。其对于"中国新史学"的提法新颖,令人信服;关于"隐翼"的界定恰当、明晰;运用"两只眼睛"思考史学问题,注意借助于西方史学方法论解决中国史学相关问题;在鲁滨逊和梁启超新史学的关联、李大钊与西方史学思想、张贵永欧美史学研究等一系列问题上多有创见。     

试论李大钊的史学研究方法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理论在我国的第一传播。他系统宣传和介绍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并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对此理论和方法作了具体的尝试和运用,从而建立起具有指导意义和富于操作价值的史学研究方法,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境界。     

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的历史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主要包括阶级斗争史观、人民群众史观、社会矛盾理论等。他所确立的史学研究方法、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晚年的思想偏差对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试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史学术语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20世纪初至192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介入中国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日本充当了引介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中国从日本大量引进日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汲取日本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日本引入,使唯物史观和大量带有日本色彩史学术语移植到中国,李大钊、李达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构建,在此背景下最终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发。     

论毛泽东以史鉴今的阶级属性和思想境界

毛泽东的以史鉴今与以往封建的“旧史学”和资产阶级所谓的“新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毛泽东的以史鉴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是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前提的 ,是以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进步事业为根本目的的。因此 ,毛泽东的以史鉴今在阶级属性和思想境界上超越了以往的史学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学术化与宏观化——兼评《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

改革开放以来 ,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构学术化与宏观化的具体表现 ,也是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是这种学术化和宏观化的阶段性成果     

论毛泽东以史鉴今的阶级属性和思想境界

毛泽东的以史鉴今与以往封建的“旧史学”和资产阶级所谓的“新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毛泽东的以史鉴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是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前提的，是以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进步事业为根本目的的。因此，毛泽东的以史鉴今在阶级属性和思想境界上超越了以往的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择了巨大作用。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学术化与宏观化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构学术化与宏观化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是这种学术化和宏观化的阶段性成果。     

鲁滨逊的《新史学》评述

《新史学》一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史学”流派奠基人鲁滨逊 (James HarveyRobinson,1 863～ 1 93 6)的代表作 ,也是欧美史学史上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该书在本世纪 2 0年代经我国史学家何炳松翻译出版后 ,曾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获得较高的声誉 ;60年代我国现代著名史家齐思和重译《新史学》,再次显示出该著作的魅力。如果说 60年代后由于受“左”倾的干扰对《新史学》大多采取摒弃和批判的立场 ,今天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一“历史从哪里开始 ,思维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诞生于 2 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思潮…     

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核心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瞿秋白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努力学习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为中国革命理论的形成和道路的探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开拓性的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当代西方史学的重大影响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与政治信仰由于各种原因而受到攻击与冷落。进入20世纪,随着传统史学弊病的日益暴露以及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对马克思正确判断的验证,特别是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建立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西方最大的史学流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当代西方史学的影响表现在: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遗产对西方史学界普遍产生了影响,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他们思维方法的一部分;二是西方每一国家的史学界都形成了一支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     

福泽谕吉与基佐的文明史观比较研究

福泽谕吉（1834—1901）大量地吸收基佐（1787—1874）的历史哲学,结合自身的理论特点,从本国实际国情出发,开创了一套具有鲜明日本时代特色的文明史学。福泽在融合基佐优势理论的同时,又保持了西方文明史学强调历史进化论的中心论调,并辩证地将其应用到具体的史学研究中,对日本及近代亚洲各国封建史学的消亡和新史学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陈独秀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的贡献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他既有爱我中华之心,更有救我中华之志。他引领新潮,为创建中国共产党铺路奠基;他独树一帜,创造开天辟地大事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核心人物;他在其位必谋其政,尽职尽责,成为中国共产党基本建设的设计师;他立党为公,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为塑造共产党员的公仆形象做表率;他解放思想,反对盲从,精心培育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精神;他从基本国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之,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探索中国革命的复兴之路,作出了重大贡献。     

柳诒徵与近代中国传记史学

传记史学理论在中国近代虽然不甚发达，但传记史学却颇为兴盛。柳诒徵不仅在中国文化史、史学理论等方面成就显著，在传记史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他传、自传多有行世，而其传记的注重教化、学术性、真实性等特点，也昭示了中国近代传记史学的特有面向。     

郑樵的会通思想和求实创新精神

在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南宋的郑樵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他鲜明地提出了“会通”思想,这在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对“会通”思想的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在当时空谈义理、不重实学的社会风气和学术氛围中,大力提倡“求实”的学风,并将其付诸修史实践,是难能可贵的。而他强烈的创新意识,使中国史学研究的内容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从而为史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开拓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基础。     

试论何炳松的史学阐释方法

何炳松是民国时期学贯中西的史学家。他把西方“新史学”的阐释学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的义理方法相结合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义理阐释方法。这一方法的主要内容有：标举推想工夫、心理阐释与境遇体验、“先考字义，次通真意”、“别识心裁”与“曲证旁推”、“纵通”与“横通”等。     

一切为了人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石

一切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也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凡事为人民着想,从人民利益出发,从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一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实践便不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