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古代文论的作者及特点

彝族用彝文写作的文论作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出自于一个社会阶层——毕摩。彝族古代文论体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1）以诗论诗，用诗歌的形式来阐述文学的观点；（2）具有明显的直观性和经验性；（3）文学（包括文论）与历史、经书长期浑为一体，没有分离出来；（4）把民间文学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范围；（5）彝族古代文论家前后的理论观点一脉相承，长时期中变化不大，具有超强的稳定性。     

明代文人书信体文论探究

书信体文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种重要的文论形式。明代文人书信体文论数量多,内容涉及面广,问题意识突出,形式灵活多变,成为明代众多文学流派传播文学观点的重要途径。对明代文人书信体文论的探究,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情况,也是研究中国古代书信体文论发展的重要环节。     

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叙事

重生的生态文化根系与天人关系的生态场域的形成,促生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叙事维度.以"原道"为理论基点,实现礼、天、心三者合一,中国古代文论在历史传承中以礼化、天化、心化的共生态势建构起了自身的生态理论体系.文本自洽、言说制衡、情志分合、诗人作诗、境界至上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生态叙事的逻辑展开,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叙事策略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性发展理路、独特的致思方式与理论品养等,都对当下的理论建设与转型极具启发意义.     

论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

对古代文论今天有观照和转换两种阐释。"观照"是以古释古,强调还原历史上显性的文论范畴或隐性的文论系统;"转换"则着重要求以古释今或释今参古,即用古代的文论,包括概念与范畴、思想与精神等来主导或辅佐今天的文学理论。从文学和文论载体、批评对象、文学批评观念、批评主体思想特质等因素来看,古代文论具有浓郁的自足性和自适性,这也是古代文论观照较易、转换较难的主要原因。     

梁章钜《楹联丛话》的诗学研究

梁章钜撰写的《楹联丛话》是我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部具有理论意义和价值的联话著作。在创作理论上,梁氏明确地提出了楹联创作的三种方式及从事楹联创作应遵循的四个法则;在批评理论上,梁氏认为楹联批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审美标准是“工切”。“工”是楹联形式上的要求,即对仗工整;“切”是楹联内容上的要求,即楹联内容与题目或者题咏对象切合、符合。创作理论与批评理论不是断裂的,而是有机联系,彼此交融。     

简论中国古代文论的风格化特色

中国古代文论是具有风格化特色的文论。其风格化特色的涵义是：（一）文论方式体现出艺术风格的特点;（二）风格专论达到较高境界。这使中国古代文论在思维方式、内在构成及文风等方面具有了重要特色与价值。其中蕴含着中国古代哲学、宗教、政治等丰富的文化内涵。     

王力先生的语言形式美理论观

诗歌讲究声律是为了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和回环的美,这是王力先生的语言形式美理论观.他不仅重视对语言形式审美,同时也不忽略内容对形式的作用.他的理论观不但是对古代文论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为今天的创作提出新的标准.     

体系建构：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空间的开拓

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辉煌成果,迫使新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必须向体系建构的方向发展。古代文论的存在形态具有零散性特征,但零散的理论形态中又存在着潜在的理论体系。如何将古代文论的“潜体系”建构出来而成为“显体系”,从而开拓出新的研究空间,是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迫切任务之一。     

略论孙犁的作家人格论

孙犁既是创作家又是文论家,他的文论是他几十年文学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的结晶。他的作家人格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家为人与为文的统一,作家个人的人生实践、人格发展要与时代社会的要求和发展一致;为了求得作品的真实,作家的人格要以情感的形式真实外化,同时作家还得保持一颗不为名利所动的赤子之心。其作家人格论融合了以修身立命为核心的古代道德文章精神和以“二为”为宗旨的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精神。     

承继与开拓——评《中国古代文论承传研究》

胡建次、邱美琼《中国古代文论承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月)一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虽然此书与《中国古典词学理论批评承传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6月)一书同为作者从事中国文论"承传"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但自涉足文论"承传"研究领域以来,作者首先投入的是对此书的写作,其历时7年多,呕心沥血,反复增补,终于付梓。全书共5章,作者分别从文学创作论、文学审美论、文学批评论、文学批评方法及文论体式等专题角度,考察我国古代文论内在纵向的承纳接受与发展变化的复杂历程。全书内容广博、文献翔实、逻辑清     

试论孔子的文学理论

孔子是我国儒家的代表人物,也是先秦时代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他有一句名言:“辞达而已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文辞要准确地表达其思想内容。他在此提出了一个重要文学理论问题: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时至今日,这一理论还有它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故孔子对我国先秦时期文学理论的贡献是深远的。     

文学言语形式与风格的形成——《文学概论》的阶段梳理（二）

文学理论的构建有赖于我们对人类话语形式的准确认知,有赖于我们对不同民族文学生成背后的话语形式的真切感知,也有赖于我们对创作的话语凝成与欣赏的话语认同的多维把捉。文学作品是特殊的话语凝成,是个体言语与群体语言在完美认同后的特殊凝固形态,即特殊的言语形式。这种特殊的言语形式由文学家的特殊性而来,最后由欣赏者认同、理解,在理论视域下阐释为文学风格。既如此,我们认为,文学风格理论的梳理当以话语情景为主,当以一定话语权（如民族话语、地域话语等等）为明确背景。以下内容即以传统中华话语情景为主。     

论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理论

意识形态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但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往往偏重于对文学的思想内容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而忽视了文学的自律性,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特里·伊格尔顿将意识形态理论运用于文学形式、文学生产的分析,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新视界,是在新的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有益补充。     

刘勰论宋齐文学及文学的古今之变

刘勰论宋齐文学，于泛泛的称扬后面，实际作出了否定性的评价，这在有关宋齐文学的论争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针对宋齐以来文风的讹变，刘勰提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以及“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概括乎雅俗之际”的指导方针，一方面是基于其“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同时也包含了他对文学古今之变的规律性的理解。刘勰的这一探讨不仅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也不乏指导创作的实践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抗灾意识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灾荒文学的本质就是折射这一关系,中国古代文学不但刻录了灾荒的历史痕迹,更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抗灾意识与生生不息的精神,展示了中华民族热爱自然、珍惜生命的生态观和生命价值观。     

从“外部视角”对中国古代美学、文论的独特透视——《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的观察方式

德国著名汉学家、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卜松山先生的新著《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一书,从"外部视角"对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进行了独特的审视:在思想史大背景下叙述美学、文论史;跨文化的比较视角;现代阐释学的考察理路。该观察方式表现出了一些与中国学者书写的中国美学、文论著作不同的、有新鲜感并极富启发性的要素,能够帮助照亮中国在此类研究中的某些"盲点",并以这种方式推动中国学者与西方同仁富有成效的交流。     

中国学习思想的特征及现代学术价值

这是作者为<中国学习思想通史>写的一篇<序>.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学习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以儒学思想为主导的,以经典为学习文本的、诸子与释道为补充的多元并存的形态.现代学习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以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为背景的,以批判传统和学习西方科技为特征的创新形态.而古代与现代有继承而不可截然分割,又有明显的区别.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学习思想是"天人合一"的模式,分而言之,它有四个显著的特点:人通过学习所要达到的是智慧之境;知行观是中国学习思想中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国学习思想中贯穿着一条王官之学与民间之学互动、感应、消长的规律;史官文化形态是中国学习思想的显著特征之一.中国学习思想统摄多个学科,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具有知识论与智慧论内涵的研究课题.现代化要求学习从个人行为转变为"全民学习,终身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     

在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代文学

提出把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文化语境中,才能真正阐明其意义和价值,从而突破传统的讲解模式。可以在各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把握作品的主题,在各种文化信息中阐释作品的内涵,突破传统的雅俗文化界限,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解读民间特色鲜明的作品。     

马克思环境哲学思想论要——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包含着马克思环境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体现为六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性的统一是从人及自然各自的根本属性出发,说明人与自然的矛盾统一,是马克思环境哲学的思想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统一,是从两类关系的关联性出发,说明它们和谐的内在必然性,是马克思环境哲学的核心内容;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是从人的社会性出发,说明的是人的社会本质,是马克思环境哲学的价值依据;无机身体与有机身体的统一是从人的自然性出发,说明的是人的自然的本质,是马克思环境哲学的理论特征;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是从人的实践本性出发,说明的是人的主体性的特殊规定,是马克思环境哲学的实践原则;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是从人与自然和解的根本旨归出发,说明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之境,是马克思环境哲学的终级关怀和最高道德境界。     

中国近代文学分期上限之我见

自从1949年以来,在我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绝大多数中国文学史、分体断代史、分体文学发展史、古代文学作品选等书籍,都把中国近代文学分期的上限定在1841(或1840)年。应该看到,这种划分方法,显然直接受到历史学分期的影响,并不适合文学分期的客观情况,同时也是长期以来极左思潮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泛滥的结果,对研究清一代文学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近代文学分期的上限只能定在19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