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宇宙观的二元论倾向析

王符,东汉临泾(甘肃泾川北)人,大约生当和、安帝之后至桓、灵之际。著《潜夫论》三十六篇,唐韩愈谓为“愤世著论,潜夫是名”(《韩昌黎集》卷十二),说明《潜夫论》乃是愤世嫉俗之作。在对《潜夫论》的研究讨论中,也涉及王符的宇宙观问题,对此论者看法不一,有的说是“元气一元论”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有的则说是“道气二元论”(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究竟如何?有必要再做一番探讨。     

柳宗元“好佛”的原因及其世界观的实质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关于他的世界观实质,学术界不少同志认为:他是一个唯物主义元气一元论者、无神论者;也有同志认为他的思想主流是唯心主义,或至少是二元论者,其主要根据是:柳宗元曾自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下引柳文凡只注明卷数者,皆见此书),并与佛教僧侣们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写作与佛教有关的诗、文、碑、记共达50篇之多,几占其文章总数的十分之一)。因此,为了弄清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有必要对他“好佛”的原因作深入一步的探讨。     

天说

柳宗元的《天说》是批判韩愈的《天说》的。韩愈在《天说》里宣扬反动的天命观,宣称天是人类的最高主宰,具有“赏善罚恶”的威力,人的命运如何是由天决定的。 韩愈认为,虫食害万物,是万物的仇人。人比虫更厉害,祸害元气阴阳,是天地的仇人。因此,他认为能使虫的滋长减少,就“有功于物”、能使祸害元气阴阳的人的滋     

关于孙光宪的词及其生平的几个问题

一、对孙词的评价问题谈到唐五代的词,有的人往往举温(庭筠)、韦(庄)两大家为代表;有的人则以温、李(煜)为其杰出代表。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唐五代词”这一章中说:“在唐五代词人中,无论从作品来看,或从词的发展意义上看,最有成就的当推李煜。”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七章“唐五代的文化概况”中说:“温庭筠是词的创始者,李煜则是词的扩大者。”其实,孙光宪的词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家,他的词无论在数量上和     

《孟子·梁惠王》篇的修辞特色

《孟子》是记录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轲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唯心主义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的总集。南宋朱喜把它同《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唐宋八大家的韩愈相当推崇盂轲,说“孟轲好辩,孔道以明。”八大家的苏洵生平尤其喜欢《孟子》,据传他曾端坐读之七八年,在《上欧阳内翰书》中称赞《孟子》“语约而意尽,不为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     

龚自珍《明良论》系年新证

《明良论》是龚自珍早年一组议政之作，收入其自刻本《少作》。这组文章的写作，与嘉庆十八年的“禁门之变”以及河南、山东天理教起义有关。它作于整个事变完全平定之后，嘉庆十九年的春夏间。“明良”二字，出自《尚书》，意思是“君明臣良”。龚自珍以“君明臣良”为中心议题，针对“今病”，开出“古方”，强调“君明”则“臣良”，要求君主正确地对待和使用士大夫，提出君臣“共治天下”的理想。他对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的批判，是尖锐的、有力的；他提出的“共治”理想，虽然大胆、难得，却是不切实际的。《明良论》展现了青年时代龚自珍的政治抱负与议政风采，当时有人把它比作贾谊的《治安策》。     

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

(一)一元论(英文 Monism)一词,源出于希腊语 Móros,意思为“纯一”“唯一”。德国近代哲学家沃尔弗首先从哲学的意义上使用此语。在他看来,凡是用“唯一”(即一个本原或本质)原理来解释宇宙者均属一元论者。沃尔弗在他的《关于上帝、宇宙和灵魂的合理的思想》一书中,把哲学家分为独断论者和怀疑论者两类,而在独断论者中     

形而上学否认事物的联系吗?

现行的一些哲学教科书,在对形而上学的评价上,仍然存在着简单化的做法。例如有的书认为,“一般的形而上学观点根本否认事物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页)。有的书说得更绝对化,认为“形而上学否认了事物的联系”,“把自然和社会看成是彼此孤立、没有任何联系的偶然现象的堆积。”(《马克思主义哲学简要读本》,广东人民出     

“斯文忧患余,圣哲垂彖系”——杜甫在湖南的诗歌创作

杜甫在湖南的三年,是“江湖行路难”的三年,也是“乱离难自救”的三年。当时他贫病交加,居无定所,处境十分困难,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歌手,他的诗歌创作却从未停止。“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泊岳阳城下》),他一进入湖南就这样庄严地宣告了。他早年曾说过:“诗是吾家事。”把写诗看成是世代相传的事业;到了湖南,这一思想又有新的发展,“斯文忧患余,圣哲垂彖系”(《宿凿石浦》),他要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的那样,把自己的诗视为优患中的发愤之作,以比于文王蒙难演《易》而作彖辞(《易》之卦辞),孔子莫容赞《易》而作系辞(卦辞传注)。就因为有这样的力量支持着他,所以     

试论李卓吾对《水浒传》的批评

李贽(1527—1602),号卓吾,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是晚明时期进步思想家。明末慈溪人冯仲元称他是“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天益山堂遗集》卷七《吊卓吾先生墓志诗》)。他这种战斗精神,不但表现在他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重要著作中,同时,也表现在他的一系列评点文字中。他在《与焦弱侯书》中说:“《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窜改得更妙。”象小说之类的     

略论《水浒传》与《金瓶梅》的关系

我国古典文学首屈一指的杰作是清朝时出现的《红楼梦》。由它形成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明代也产生过两部杰出的针砭现实、使人警醒的长篇小说,那就是《水浒传》与《金瓶梅》。《水浒传》的作者,有说是施耐庵的,有说是罗贯中的,有说是施、罗合著的。明·高儒《百川书志》中云:“《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在现存最早的明·容与堂刻本所附的《〈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中,也说《水浒传》是由“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的。施耐庵约卒于1370年;后约三十年,即1400年,罗贯中卒。揆之情理,罗贯中“编次”当在施耐庵去世之后。二人虽同生活于元末明初,然书成应是在1370至1400年之间,时为明洪武至建文初年。     

韩愈的籍贯考

韩愈的籍贯,史书记载不一,《旧唐书》记昌黎人;《新唐书》说邓州南阳人;李白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中也说南阳人;李翱在《韩吏部行状》中说“昌黎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及《中国文学史》说河南河阳人;《中国历史人物生率年表》(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载“昌黎(今河南南阳)人”。此外,还有些书籍说河内南阳,有的说河南沁阳,也有的说河南孟县。总之,众说纷云,未     

“所”字的词性

在现代汉语里常用在动词前面的“所”字,语法界向来有争议。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意见:多数学者认为“所”字是一个词,但是,对于它的词性看法不一。如马建忠的《文通》定它为“接读代字(代词)”,①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沿用其说,称之为“联接代词”;杨树达先生的《马氏文通刊误》反对把“所”字定为“代词”而称为“表被动的助动词”;②赵元任先生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叫它做“语助词”;③张志公先生的《汉语语法常识》和吕叔湘、孙德宣两位先生在《助词说略》里,都把“所”字定为“助词”;后来多数《现代汉语》都从助词之说,有的把它列入“结构助词”小类里。少数学者则认为这个“所”字不够“词”的资格,称之为     

论吴棫在古音学史上的光辉成就

一吴棫其人和《韵补》其书吴棫字才老,《韵补》自题武夷人,约生于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死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关于他的身世,文献记载不详。他的同乡徐蒇说他“登宣和六年进士第,尝召试馆职,不就,除太常丞。忤时宰,斥通判泉州”。“时宰”,指的是秦桧。关于吴棫忤秦桧的事,朱熹曾经有很生动的描述(见《朱子全书·卷六十二》)。     

从德国古典哲学看“一分为三”的命题

德国古典哲学是起于康德而终于费尔巴哈的,不过费尔巴哈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中介。列宁在谈到哲学上的“圆圈”时就说过:“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正因为费尔巴哈是中介,所以对于德国的古典哲学的终结就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一是费尔巴啥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二是黑格尔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但不管怎样,由于费尔巴哈是中介,所以形成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对此,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康德(1724——1804)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先验的唯心主义”,“形式的唯心主义力”,“批判的唯心主义弦,而列宁却认为康德是一个二元论者。列宁深刻地指出“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     

向日葵向日?绿色植物向日是进行光合作用

法学教授刘大生近日寄来几篇文章,有的是法学文章,也有的是杂文。其中有一组他写于1998年的文章《关于向日葵的陈述及对话》,大意是说经过他自己专门的观察,发现向日葵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其花盘随着太阳转动;从逻辑上看向日葵不可能转动,“那么粗硬的东西,怎么好随意转动呢?”;所有的工具书只说向日葵转而不说它如何转,说明编撰者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囊中羞涩”,“肚里无货”,根本说不出来。但是所有的工具书和教科书都说向日葵是向日的,欺骗了全世界60亿人。他写了一篇《向日葵如何向日?》的文章揭穿这个大骗局,投了几家报刊,都未被接受,只好拿到网上发表,也没有引起反响。他觉得很悲哀,“为了反愚昧、反     

“赵氏”究竟指谁

《触龙说赵太后》中有“赵氏求救于齐”,这“赵氏”有的认为指赵太后,有的认为指赵国的国君。它究竟指谁呢?为什么有人把“赵氏”理解为赵太后?因为古代的妇女称“某氏”,直到解放前的农村     

李长吉之死与病

唐代著名诗人李贺,字长吉,唐皇室后裔,才华横溢,其诗继承《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南朝乐府弦歌的传统,形成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独待风格。不幸,他英年早逝。或说他活了二十四岁,见李隐《李长吉小传》(“长吉生二十四年”)、《旧唐书·李贺传》(“卒时年二十四”);或说他二十七岁死,见沈亚之《序诗送李胶秀才》(“贺名溢天下,年二十七官卒奉常”),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贺生二十七年死矣”)、《新唐书·李贺传》(“年二十七”)。沈亚之为李贺好友,所说当为可信。且李贺所作《南园十三首》之四诗有“二十未有二十余”之句,窥其意,亦可证明他超了二十四岁。《旧唐书》误袭《李长吉小传》之说,而至《新唐书》时已订正。关于李贺之死,《李长吉小传》有一段记述:     

孟轲的“不动心”论及其实际意义

在孟轲的哲学思想中,心的理论占着重要地位。我前为文《孟轲的心、气论及其渊源》(《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论到他的“存心”、“养心”之说,对于“不动心”则说的很少。今之论者,论到它的,一般也只是从哲学的角度,指出其为唯心主义的理论,少有谈到它的实际意义的。从学术的意义来讲,当然要从哲学的角度予以考察,但这是不够的,弄清     

试论唐、宋时期“行李”词义的变化——兼答吴悦同志

最近吴悦同志写了《〈“行李”词义的商榷〉一点质疑》(见《江苏师院学报》1981年第二期,下简称《质疑》),对我们《“行李”词义的商榷》一文(见《中国语文》1980年第三期,下简称《商榷》)提出意见。他的文章中心思想,是否定唐代“行李”一词具有“行装”的意思。因此,我们愿意再谈谈唐、宋时期“行李”词义的变化,向同志们请教,兼作答复。 (一)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朝代。国家强大,工农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繁荣,文化科学发达。“行李”的词义,和其他语同一样,在这时发生了丰富多采的变化。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说:“语言,主要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