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证据交换与证据开示制度比较略论

阐释了证据交换制度的内涵与执行效果,考察了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在比较和分析基础上,从立法和司法两个角度提出了完善中国的证据交换制度的建议,以期有益于中国证据开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电子证据与我国现行民事证据制度的冲突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互联网络的逐渐普及，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发展，各种电子资料大量使用，使得电子证据逐渐成为新的民事诉讼证据之一。然而，我国目前现行的民事证据制度并不能完全适应电子证据应用的需要，电子证据与我国现行民事证据制度存在着明显的冲突，有证据归类的冲突、证据效力的冲突、证据证明力的冲突、举证责任的冲突、以及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真实性的冲突等。如何解决这些冲突，文章从立法方面、司法实践方面及当事人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对策。     

论战后日美科技关系演变的动因

战后日美科技关系基本上是沿着由侧重合作到侧重竞争再到竞争与合作相互协调这样一条演进轨迹来运行的.造成这一变化的动因虽然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日美两国的科技发展模式、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国际形势以及科技自身发展的规律.四个因素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了战后日美科技关系的演变.     

证据协力义务视野下的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协力义务的范围与强度同非法证据的数量呈反比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确立了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而,司法实践中却屡屡出现对非法证据的效力作出截然相反认定的案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非正当性造成了上述困惑。应以证据协力义务取代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对已形成的非法证据不予排除,并追究非法取证者的刑事、民事责任。     

论证据交换制度中的证据知悉权

证据交换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阶段实施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对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诉讼目的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该制度的规定不尽合理,对当事人的证据知悉权未予充分保护:一是体现在该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的法律后果不清晰、不合理;二是该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允许当事人提交新证据,但对新证据定义不清晰。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强化证据失权,设定提交新证据的门槛,赋予超期举证一方证明是新证据的义务,并在法律中对新证据的类型予以明确界定以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证据知悉权。     

“基于证据”——科技政策制定的新趋势

近10年来,"基于证据"的公共政策制定思想广为欧美发达国家所推崇。通过系统地梳理公共政策的证据来源,探讨了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过程,最后分析了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模式对我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启示意义。分析表明:唤起决策者的"证据意识",营造"知证文化",是当下我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可行性战略选择。     

民事司法鉴定性质的证据法理分析

在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证据理论上，将鉴定人视为证据方法存在不妥之处。鉴定本质上是法官在鉴定人之辅助下，以被鉴定之物为证据方法、原则上须依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的证据调查之职权行为。鉴定结论为证据资料。我国学界对司法鉴定之性质的界定有欠准确，因而导致民事司法鉴定外延泛化、混同鉴定之独立性与中立性、对鉴定结论之性质认识错误以及忽视鉴定实施过程中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保障等缺陷。     

刑事证据种类制度新论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据依其表现形式划分为七种。对这一种类划分,笔者认为理论根据不足,划分不科学。笔者主张,以证据的案件事实信息理论为基础来重新构建刑事诉讼证据种类制度,将证据分为物证与人证两大类。     

完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思考

针对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存在的若干缺陷，从现行的民事诉讼的答辩、举证时限、证据交换、举证责任分配、证人作证等制度方面入手，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     

对语言和言语之分背后动因的思考

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大作《普通语言学教程》里对语言和言语做出了区分。二者的区别体现在几个层面。许多评论家可能会曲解语言和言语的这种区分，认为当语言和言语被区分开来的时候，就意味着二者彼此之间是对立的。然而，通过仔细研读该著作，我们不难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语言和言语之分所体现的主要层面来探究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背后的动因，进而证实这样一个事实，即当语言和言语被区分开来的时候，它们之间并不是对立的。     

浅析民事证据之私录视听资料

视听资料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定证据之一,对于民事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具有其他证据无法替代的优越性。视听资料的证明力大小依据其来源和取得途径又有不同的划分,对于私录视听资料的证据力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本文对于私录视听资料的属性、证明力以及完善等问题做出了一些浅薄的分析,以为我国今后的立法提供参考。     

试论法官关于民事证据的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主义，尤其是对证据的自由栽量有力的促进了司法的发展，也更能使裁判结果趋向于客观真实，因此，法官应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分配和平衡正义。本文试从运用民事证据裁判案件的层面来探讨和规范法官对民事证据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某些思考。     

浅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是指庭审调查前诉讼双方当事人从对方获第三方处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和收集证据的程序。它是一种庭前的程序和机制,是诉讼一方在庭审前获取另一方与案件有关事实和信息,从而为审判做准备的诉讼制度。鉴于诉讼过程中对抗制度将导致诉讼双方交换证据的困难,诉讼中的证据开示问题,也就随之凸现出来。为保证法律的公正,提高诉讼的效力,就必须制定专门的证据开示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民事自认制度理论探析

自认制度是我国民事证据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长期以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民事自认制度进行明确的规定,这使我国司法实务中形成了一段空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自认制度进行的明确规定,标志着我国自认制度的一大进步。然而自认制度有其丰富的内涵,自认的主体要件、效力、适用范围及限制需要去思考探索。     

论行政证据制度

行政证据是行政主体做出行政行为的前提与基础.行政证据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部分.近年来学界有很多关于行政证据的定义、种类、特点、证明责任以及与行政诉讼证据的区别等的研究,从而有利于探索行政证据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以促进行政证据立法的完善.     

公务员制度创新动因的行政生态学分析

深入分析与准确把握公务员制度创新的动因对我们正确选择公务员制度创新的方向与路径具有重要意义,而行政生态学作为公共行政学的一种极具解释力的重要理论与方法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重要方法论工具。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而言,公务员制度创新的动因乃是公务员制度满足行政生态环境变迁需要的必然要求,而现代公务员制度与行政生态环境关系的日益加强又要求现代公务员制度更需要不断创新,更需要加快创新步伐,以适应新的行政生态环境的发展需要。     

英美法系诉讼制度中品格证据与习惯证据之对比

在英美法系的诉讼司法实践中,由于注重对人证的考查,派生出品格证据与习惯证据两种不同的证据,二者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证据的采纳结果也截然不同。本文试图对品格证据与习惯证据进行对比,以词源、心理学基础等方面品格与习惯本身的不同作为分析基础,并找出二者作为旁证时在诉讼中分别对待的原因。     

论我国民事再审事由中“新的证据”的限制

再审程序是对当事人权利的非正常的救济程序,其启动应予以合理的限制,再审事由的设立即是以此为目的的,只有通过立法的不断完善使法定再审事由更加明确,才能更好地确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范围以及检察院抗诉的案件范围。而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新的证据"的规定的不确定以及司法解释的相互矛盾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问题。文章通过对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新证据的规定进行分析,指出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新证据的范围予以限制的建议。     

民事证据法公正价值的实现与制度建构

中国现行证据法律制度是在行政型职权主义诉讼体制框架之内建立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外来诉讼法律文化的冲击,使证据法律制度的运行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条件发生着冲突。证据法律制度的重构必须以变化了的或正在变革着的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以公正价值理念为指导,使公正价值渗透于证据法律制度之中。     

户外运动发展的动因分析

户外运动的发展包括内、外两方面动因,外部动因是户外运动发展的条件,内部动因是户外运动的发展的关键。本文提出了户外运动的外部动因是户外运动产生的首要条件,内部动因是户外运动产生的关键,要调动户外运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必须兼顾内、外两方面的动因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