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范”到“制度”--试论儒家传统之“礼”的基本内涵

“礼”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儒家传统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传统的礼学研究多局限于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考察,而对于儒家传统之“礼”的究竟内涵则鲜有明确的阐述。作为规范的“礼”首先表现为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各种礼仪,而这些礼仪经过理性的加工便提升为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和价值的伦理规范、道德原则;作为制度的“礼”在相当程度上则是礼仪规范的结构化、刚硬化的结果。而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就是这样一套规范建构和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     

宋代儒家“礼下庶人”思想的兴起与实践

两宋时期,面对民间社会生活中道德秩序的混乱局面,宋代的儒家学者主张通过让普通民众践行家礼等外在的礼仪制度来培养人们内心的道德观念及规范其外在的行为方式,从而实现社会道德秩序的稳定。为此,司马光、朱熹等儒家学者积极编写和推行适合民间社会施行的《居家杂仪》《家礼》等礼教书籍,将以往只适用于贵族社会的儒家礼仪规范深入到民间社会,成为指导民众生活习俗的重要礼仪标准。     

外交实践中的“礼”

国与国之间从来注重“以礼相待”在汉语中,“礼”这个词,本意指敬神,后引申为表示敬意以及为表敬意或隆重而举行的仪式。在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礼又被用来泛指贵族等级制的社会道德规范。周公为周朝制定种种制度就叫周礼,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更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所以,我国自古以来就看重礼,素称“礼仪之邦”。“礼”在英语里是“etiguette”,意为上流社会中行为规范的法则,或指宫廷礼仪和官方生活中的公认准则。这些解释同古汉语“礼”十分接近。因此在外国人们也是自古以来就看重礼的。礼是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国际交往的发生和发展又产生     

关于儒家“礼”思想的几对范畴

“礼”思想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儒家“礼”思想包括礼与仁、礼与义、礼与法、礼与乐、礼与和五对范畴。“礼”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不同于完全依靠法律制度来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道德教化制度 ,对我们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传统“礼”与当代社会和谐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笔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礼”在建设当代和谐社会中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可惜近代以来,“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却越来越被人们忽视,由于“礼”的缺失造成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现在需要我们对“礼”进行重新认识,需要我们创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代礼仪规范。     

传统儒家礼仪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当代价值--兼论孔子在中国礼仪文化发展中的贡献

传统中国的礼仪文化根植于古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孔子把“道德”和“仁义”的内涵注入传统礼仪文化之中，使外在礼治的强制性走向了内在道德信仰的自觉性。宋明以后的儒家礼仪更加注重内在的自省和自律，所以传统儒家礼仪文化强调个体的道德境界和内在修养。学习传统儒家礼仪文化应注重它的内在道德性，而不只是追求它的外在形式。传统礼仪文化在道德和精神信仰、日常行为规范、家庭和社会秩序重建等方面对当今社会有积极意义，应以理性的态度拒斥形式化、表面化以及满足权力需要的礼仪文化。     

传统儒家礼仪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当代价值——兼论孔子在中国礼仪文化发展中的贡献

传统中国的礼仪文化根植于古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孔子把“道德”和“仁义”的内涵注入传统礼仪文化之中，使外在礼治的强制性走向了内在道德信仰的自觉性。宋明以后的儒家礼仪更加注重内在的自省和自律，所以传统儒家礼仪文化强调个体的道德境界和内在修养。学习传统儒家礼仪文化应注重它的内在道德性，而不只是追求它的外在形式。传统礼仪文化在道德和精神信仰、日常行为规范、家庭和社会秩序重建等方面对当今社会有积极意义，应以理性的态度拒斥形式化、表面化以及满足权力需要的礼仪文化。     

从《论语》中解读“孝”的内涵

孝道被先秦儒家视为＂诸德之首＂,是先秦儒家人文伦理的基石。＂孝＂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个人、家庭、国家,贯穿仁、礼、忠、信等人伦、教育、政治各社会领域,涵盖民俗礼仪、国家法规进而上升到制度体系。所以,传承并实践孝道对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礼与皇权的合法性——基于宋代“濮议”的考察

礼,作为中国古代的“大经大法”,促成了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中的差序格局,并且为这样的差序格局提供了根基。历代王朝都在向礼找寻精神上的支柱和心理上的依靠,统治者们利用礼获得了统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同时也受到来自礼的束缚和制约。“濮议”是发生在北宋英宗朝、因皇位过继而引起的一场礼仪之争,争议各方都在维护赵宋皇权,从根本上来说都在维护传统宗法,并都致力于从礼的角度巩固英宗皇权的合法性。宋代“濮议”表明,礼从宗教、道德与制度三个层面对皇权合法性发挥了构建作用,但同时也对皇权进行了限制。     

“形”“神”统一视阈下的旅游礼仪文化意蕴探析

以诗书礼乐为主干内容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礼"或者说礼仪文化,其作用至大至微、至精至深,于个人层面具有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作用;于社会层面具有纯化风习、氤氲祥和的作用。与之相联系,中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礼仪文化的助推与提升。旅游礼仪中的礼是外在得体之"形"与内在仁和之"神"的统一,二者互为表里与相互作用,它们共同彰显与追求的应是一种特有的旅游过程中的"致和"精神。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主顾关系失谐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归结为礼仪文化缺席而导致的"违和"现象。因而,弘扬旅游礼仪中的传统仁爱精神与进行恰当的旅游礼仪规范对于解决这些业内乱象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疗治效果。     

略论中国的社稷祭祀礼仪

礼仪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祭祀礼是礼仪中最重要的制度。社稷礼仪制度的本质是古代农业民族的信仰理想的折射和统治者强化国土观念，是崇本重农观念的仪式化的集中体现。     

晋代“引礼入律”论略

晋《泰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较为典型儒家化法典,“引礼入律”是晋代法律发展的重要特点,它在《晋律》中有突出表现：刑罚实用上“准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保护士族、官司僚政治、经济特权的政治经济立法以及维护等级秩序的婚姻家庭法律规范等。其产生根源有：从文化根源看,是因为礼有区分贵贱等级、定分止争的功能;从政治学方面看,司马氏所建立的是门阀士族统治,所以任用儒家制订、解释法律;从经济方面看,民本思想是礼的重要内容,“引礼入律”有助于恢复经济、安定民心。     

“克己复礼”再认识

要正确理解“克己复礼” ,关键是弄清“复”和“礼”。“复”意为“践、履” ;“礼” ,是孔子仁道思想即人本思想的表现形式。“克己复礼”就是要约束自己 ,按照制度 (礼 )办事 ,而不是要具体地恢复哪个朝代的礼制     

李泽厚“儒道互补”论探析

李泽厚的“儒道互补”论不能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儒家和道家的相互补充，而是主要指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补充。“儒道互补”的理论前提是“巫史传统”，互补的关键则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依据对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道家居于儒家的补充地位，但这种补充使儒家获得了提升。李泽厚从自身思想体系出发审视道家，其结果是以儒家作为去取道家思想的标准，导致道家的价值实际体现为对儒家的补偏救弊，从而忽视了道家思想本身的意义。     

对“礼之用，和为贵”的再认识

“礼之用,和为贵”是儒家和谐思想的完整内容,但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错误地将儒家思想中的礼与封建礼教混为一谈,在传承儒家和谐思想时“礼之用”被刻意隐藏,片面地彰显“和为贵”。这已经对我们当代人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对构建和谐社会极为不利。应该正确认识“礼之用,和为贵”之间的辩证关系,准确地古为今用。     

“礼仪之辨”对春秋政治的影响

春秋时期,经历着礼崩乐坏,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当时贵族们在这一时期建立新秩序的努力。在这一维新政治发展过程中,礼、仪分立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礼与仪的分辨,仪式化的政治行为由于较低的政治效用而被贵族们放逐到政治之外,对礼则进行了改造,贵族们或仰仗武力,或抽绎传统文化,加强了礼的政治效用。可以说,春秋时期的维新政治是伴随着礼仪分立而进行的。这种分立无疑表明了春秋时期贵族社会认识方式的变化,甚至可以说认识方式的变化是这一时期维新政治更为核心的内容。     

中国古代的祈谷礼

祈谷礼是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重要部分，它既反映了古人迷信愚昧的一面，也包含有祈盼丰收顺遂的心理，其兴衰变化，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思想状况相联系。对祈谷礼进行考察，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中国古代冠礼的道德意蕴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作为一种伦理制度,一直支配着传统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并起着化民成德的作用。有"礼之始"之称的冠礼在古代中国地位非常重要,它在帮助个体顺利跨越人生的不同阶段的同时又引导其进入礼的社会语境。冠礼是以仪式为载体的"成德之教",通过具体而生动的礼仪活动来启发和教育个体,为社会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冠礼具体仪节所蕴涵的道德精神,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论宋代民间丧葬、祭祀礼仪与基层社会控制

礼制是制度化的伦理,扮演着社会控制的角色。丧葬与祭祀礼是形形色色的礼制规范中最重要的环节,宋代政府规范民间丧葬与祭祀礼仪,明确丧葬礼仪等级规定,以此确立民间精英及大家族的地方权力场域,形成地方社会整合的核心权力,而宋代民间大家族则通过家族墓祭与祠祭礼,团结家族成员,建构族长权力,加强对宗族成员控制。     

从王船山礼之经权思想管窥传统道德悖论的解决

儒家早期经权思想是关于道德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思想。孟子提出了“反经行权”思想，并开解决传统道德悼论之先河。王船山巧妙地将儒家经权思想运用到解决传统道德悖论的问题上，认为在礼用方面经权思想非常必要，提出了“因礼以达权”与“权伸而不损于礼”以及“循礼之经”与“行礼之权”的方法论思想，并认为道德悖论解决的尺度是“求其称”。船山运用儒家经权思想成功地解决了传统道德悖论的问题，并将传统经权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实现了礼之经权思想的价值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