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地区苗族成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相关因素的调查

探讨苗族成年人在不同变量上主观幸福感的现状以及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各影响因素。方法:用人脸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及社会支持量表,对324名苗族成年人进行测查。结果:苗族成年人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较高(26.10±8.349),男性在各变量上的得分高于女性,但只有家庭内支持存在显著差异(t=-1.996,p=0.047)。主观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及社会支持呈显著相关(r=0.635**,0.625**,0.312**,0.349**,0.366**),婚姻自评和个人收入能预测主观幸福感。结论:苗族成人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但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依然存在,提高主观幸福感,要注意社会支持、婚姻状况和个人收入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市居民幸福感指标体系研究

利用某调查公司"全国居民幸福感调查"的部分数据,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来探索研究城市居民幸福感指标体系,分析身心、经济、职业、家庭、婚姻、社会交往、娱乐、社会等8个幸福体验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和影响大小.结果表明结构方程模型在分析居民幸福感指标体系中解释效果较好,经济幸福、社会幸福、娱乐幸福、婚姻幸福、家庭幸福分列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前五位,身心幸福、社会交往幸福、职业幸福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益阳市城区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对益阳市532名城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进行了主观评价,得出结论：益阳市城区居民总体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有32．5％的人感到非常幸福,38．9％的人感到比较幸福,还有2．6％的人感到不怎么幸福,1．8％的人感到很不幸福;益阳市城区居民主观幸福感体验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社会人口因素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年轻人幸福感程度高于中老年人,女性高于男性,已婚高于离异;影响益阳市城区居民主观幸福感体验的主要因素有：社会环境、婚姻家庭、人际关系、个体健康状况等。     

东莞市制造业外来工幸福感调查研究

本研究采用综合幸福问卷(MHQ-50)调查了东莞市1155名制造业外来工的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结果显示,这些外来工的主观幸福和心理幸福程度均为中等,女性比男性外来工的主观幸福感高,已婚比未婚外来工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高。     

体育锻炼对中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以尤溪县为例

为了考察体育锻炼对中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采用锻炼等级量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问卷对福建省尤溪县参加体育锻炼的180名中老年女性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中老年女性总体主观幸福感在年龄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异;(2)中老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在体育锻炼的强度、时间、次数、运动量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小强度或轻微强度的运动、每次锻炼时间为10~30min、每周锻炼3~5次、运动量为中等或小运动量的体育锻炼更能提高中老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常州市老年人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关系研究

为了探讨常州市老年人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关系,用体育锻炼等级量表、幸福感指数以及日常生活能力量表,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常州市125名年龄5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体育锻炼水平存在显著相关。(2)体育锻炼和参加社会活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等。     

心理资本对员工婚姻满意度的影响：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心理资本量表、工作家庭平衡量表、配偶支持量表和婚姻满意度量表对752名已婚员工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心理资本、工作家庭平衡、配偶支持和婚姻满意度两两呈显著正相关;心理资本对员工婚姻满意度具有直接预测作用,且能通过3条间接路径影响员工的婚姻满意度,即通过工作家庭平衡和配偶支持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工作家庭平衡和配偶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结论:工作家庭平衡、配偶支持在员工心理资本和婚姻满意度之间起着链式中介作用。     

军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了解军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状况。采用幸福感指数量表对603名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的在校本科生进行测试。军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军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总体情感指数在大学生类别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总体情感指数在专业上均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体育锻炼影响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分析

主观幸福指的是人们以自身制定的标准对当前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质量衡量的一项综合性心理指标。体育锻炼作为一项城市居民日常娱乐消费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幸福指数,其不仅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民。体育运动对生理结构及机能产生直接作用,人们通过自身的律动感知心理以及情感上的愉悦进而产生愉悦等情绪。目前,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以及不同研究内容方面对于主观幸福感予以了研究,众学者关于主观幸福感内涵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因此,该文借鉴并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针对其中与居民幸福指数有关的体育锻炼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继而将人们幸福感与体育锻炼之间的联系予以阐述,以期达到有效地提高人们日常生活质量的目的。     

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

本文以CFPS2018年微观家庭数据库为样本,研究了家庭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不同类型收入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发现,家庭收入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家庭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均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工资性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贡献要大于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尽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为正,但结果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家庭拓宽收入渠道,实现共同富裕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水平提供了思路。     

女性对婚姻的忧患心理——《请你抚摸我》与《廊桥遗梦》女主人公之比较

《请你抚摸我》与《廊桥遗梦》讲述的都是女主人公的一段婚外情。从两位主人公对事业与婚姻、爱情与道德这两对矛盾的不同处理方式可发现女性对婚姻普遍存有一种忧患心理 ,正是这一心理使得女性只愿去接受 ,保持现存的事物。     

战后日本女性婚姻观的变化

在日本,传统的婚姻观认为,婚姻可以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但是战后随着日本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当代日本女性的婚姻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们开始强调自我价值,追求独立与自由,从而很多女性放弃结婚生子。同时,离婚也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近代广东女子的独身现象:自梳和不落夫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女性价值在于照顾公婆、生儿育女 ,女性角色是贤妻 (媳 )良母。然而 ,近代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妇女有的采用“自梳”方式 ,终生不婚 ;有的出嫁后“不落夫家” ,拒绝与丈夫同居 ,从而向儒家正统的女性观提出挑战     

契约婚姻视阈下妇女财产权益的法律保护——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思考

现代契约的精神来自罗马法,而婚姻本身确实具有契约的外观和某些属性。从法律上看,婚姻可视为平等的异性主体之间就共同生活缔结契约而形成的法律关系。当今我国社会,离婚率不断攀升,且关键问题之一便是财产分割,故婚姻中妇女的财产权益保护已成为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本文从契约婚姻的视角,对婚姻中妇女财产权益的保护进行探讨,通过反思《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有关规定,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与对策,为婚姻关系中妇女财产权益的法律保护提供一种理论上的探索与思考。     

我国婚姻效力制度的经济分析

按照经济分析法学的法律目的观,婚姻效力制度应当符合效率的要求。我国婚姻制度将重婚和近亲结婚规定为无效婚姻是契合婚姻效率要求的,但完全不承认事实婚姻和同居的法律效力、把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和未达到法定婚龄的一概设置为无效婚姻则是非效率的。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婚姻效力制度进行修改。     

论元水浒戏对女性形象的道德评判

在现存的六种元杂剧水浒戏中，刻画了两类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戏中对已婚妇女在婚姻家庭方面的善恶评判，往往是单方面站在男性的立场，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歧视和思想偏见。水浒戏中刻画的正反两类女性形象，实际上是剧作家宣扬当时妇女是否遵守妇道贞节的鲜活教材。     

影响清代闽台婚姻发展的因素

台湾与福建仅一海相隔,两岸自古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中婚姻关系就是一个重要的内容。闽台婚姻虽然也有着漫长的历史,但进入清代之后,这种婚姻随着闽籍移民的不断增加才从真正意义上逐渐兴盛起来。文章将对关于影响清代闽台婚姻的因素做出简要的阐述和分析。     

驮娘江流域壮族婚姻的千年变迁

文章通过对2000多年前句町国时代壮族先民婚姻形态的考证,对桂滇边驮娘江流域30万壮族人中当前仍盛行的女娶男嫁婚姻展开广泛调查和深入研究,通过对壮族男娶女嫁婚姻起源的探索,以及对20世纪上半叶仍普遍存在的壮族女子走婚制（即不落夫家）的论述,来描绘壮族婚姻的千年变迁,勾勒出20世纪初壮族社会中三种婚姻形态并存的历史画面,并试图通过描绘壮族婚姻的千年变迁,衬托出人类婚姻史的模糊轮廓。     

初答《兄终弟继质疑》

北宋壮族起义领袖侬智高的母亲阿侬在其夫侬全福遇害后，转嫁特磨道首领侬夏卿之事应属广义的“兄终弟继”；侬全福与侬夏卿为上下级关系，并非不认识；阿侬嫁给侬夏卿也不是因为阿侬母子在广源州站不住脚“来归附”，不能给他们的婚姻戴上“没有爱慕之情”或“恐怕出于政治目的”等帽子。     

从明清时期的女神崇拜看江南妇女的爱情、婚姻和生育

明清时期的传统江南女性,在爱情婚姻上有诸多的痛苦和困惑,其对美满婚姻的向往,体现在妇女们对女神的宗教信仰之中。传统社会重男轻女的现象又驱使江南社会女性产生了诸多非理性行为,其中祈子是江南女性女神崇拜中最广泛的宗教行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