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与合作治污对企业治污效用影响

结合湖域初始排污权配置背景,从多利益相关者合作角度构建了企业治污效用凸博弈模型,给出基于减排率差异性的CSR-企业治污收益模型、基于治污技术差异性的同行业企业间合作治污的PCTC-企业治污成本分摊模型。进而以太湖流域氨氮初始排污权配置为例,在求解多主体Shapley值的基础上,结合江苏省张家港市10家纺织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CSR同企业减排率之间具有显著拟线性关系与倍增响应关系,对企业收益具有正相关影响;PCTC可有效减少合作企业治污边际成本,对保障合作稳定性、促进多利益主体合作具有积极作用;推广CSR与PCTC有助于提高我国工业企业参与排污权交易积极性,对推进湖域排污权交易机制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双重成本控制标准作用的委托-代理模型

按照泰勒控制标准理论设立的成本控制标准具有单层次特征,不利于提高企业成本控制效度.人的理性、情感和认知的变化,使双重成本控制标准应运而生.管理者不仅要制定双重成本控制标准,而且要通过制定合理的激励契约来激励工人积极控制成本,而工人在执行双重成本控制标准过程中,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将根据掌握的信息选择自身努力程度,于是产生了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动态博弈.通过建立基于双重成本控制标准作用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管理者差异化激励契约对工人努力程度的影响,可以发现工人努力程度与所受到的激励程度呈正相关.对于达到不同成本控制标准的工人,管理者应设定差异化激励系数,实现成本控制人本化管理.     

电子监控状态下的薪酬配置与代理人行为分析

智能制造背景下，企业控制正在逐渐由传统人工监控向电子监控转变，如何将电子监控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形成有效激励机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委托代理理论隐藏行动道德风险模型的研究成果，提出电子监控的信息处理思路，将电子监控获得的信息加入薪酬契约，分析了绩效薪酬的构成比例，和代理人行为的变化趋势。通过最优的薪酬激励，实现代理人工资和委托人效用共同增长的双赢效应。从管理理论角度，扩展了委托代理理论中隐藏行动道德风险模型，明确了信息在激励机制中的作用；从生产实践角度，完善薪酬契约的配置问题，为企业的激励机制和电子监控的信息应用提供实践帮助。     

政企联合储备应急物资的激励决策

政企联合储备应急物资能有效缓解应急物资储备不足的困境，而代储供应商间的优势互补有助于提升应急物资储备水平。为激励企业积极参与储备应急物资，在政企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引入了供应商间的合作关系，构建了应急物资储备激励模型。进一步，推导分析了供应商分散合作及柔性合作下的政企决策策略，开展了参数灵敏性分析及数值分析，讨论了若干重要变量对政企最优决策及储备量的影响，并由此得到管理启示。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单纯储备收益分成的代储供应商间难以实现最优协作，确立合理的柔性合作可同时增强政企、供应商间合作关系，更好地激励供应商的参与积极性，提升储备库存和储备效率。     

湖泊流域跨界水污染转移税协调模型

采用税收手段是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湖泊流域跨界水污染问题的有效途径.首先结合湖泊流域的结构特点,提出了污染物人为调控和污染物分离处理等几个基本假定,构建了湖泊流域跨界水污染结构描述模型.其次,通过流域管理机构与流域各地区的Stackelberg动态博弈分析,构建了湖泊流域跨界水污染转移税协调模型,并用理想点法求解出协调模型的均衡解.最后,通过对太湖流域的实证分析,得出利用经济手段使用转移税协调模型不论是降低流域治污成本、还是解决流域跨界污染纠纷都明显优于目前正在实施的指令配额模型的结论.     

环境政策工具比较: 基于企业减排的视角

论文采用企业最优规划模型, 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了污染税、 可交易污染许可、污染排放标准和减排补贴对企业减排行为的影响、对企业技术更新的激励效果、对污染排放总量的控制和政策实施成本. 研究表明: 减排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减排的技术能力和环境政策的严厉程度; 污染谎报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环境政策的严厉程度和政府监管力度,而与减排的技术能力无关; 在技术更新的激励效果方面, 完全遵守的污染排放标准是最优的、其次是不完全遵守的污染排放标准、再次是污染税和减排补贴、可交易污染许可效果最差; 在污染排放总量控制方面, 若企业存在技术改进可能, 污染税、减排补贴和污染排放标准可以达到相同的政策效果, 可交易污染许可的效果最差, 若企业保持现有技术水平不变, 则污染税、可交易污染许可、减排补贴和污染排放标准可以达到相同的政策效果; 在政策实施成本方面, 污染税、减排补贴和污染排放标准具有相同的实施成本, 可交易污染许可的实施成本最低.     

标准成本确定方法及改进蚁群算法应用

针对复杂生产过程中标准成本确定与产品质量和加工效率要求相脱离而导致标准成本控制能力弱的问题,研究基于时间与费用关系的标准成本确定优化方法.以产品标准成本最小及实际标准加工时间与理想标准加工时间之差最小为目标函数,产品质量控制要求为约束条件,建立标准成本制定数学模型.设计基于改进蚁群的模型求解算法,建立空间划分的蚁群搜索策略,克服算法早熟收敛.通过与变权重蚁群算法对比,表明改进蚁群算法的精度优于后者.最后以某企业的实际成本数据为例,将上述方法与企业目前采用的标准成本确定方法进行对比,验证该方法在降低标准成本、节约生产加工时间、控制产品质量等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为面向生产作业的成本精益管控提供方法支持.     

环境污染问题的演化博弈分析

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对产污企业之间、环保部门和产污企业之间相互作用时的策略选择行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产污企业不处理污染物的收益大于处理污染物的收益、环保部门对不处理污染物的企业处罚力度过轻或对产污企业进行监测的成本过高时,环境污染必然发生.要确保环境不被严重污染,就必须对不处理污染物的企业进行严惩,降低不处理污染物的预期收益.同时,要加强环保队伍建设,严格执法,加大对环保的投入,减少监测成本.     

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监督机制研究

针对国有企业治理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董事会与经营者效用目标不一致的情况，围绕实现收益最大化或总代理成本最小化，通过建立模型进行了分析。并对建立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双向制衡机制作了探讨。     

基于政企委托代理关系的应急设备储备系统激励模型

为了减轻突发事故引起的社会危害，政府明确规定生产经营性单位一定要做好应急设备的储备工作。但在实际情况下，政企追求目标并不一致，政府对企业努力水平也不能做到全面监测，使得企业很容易产生违规操作或投机行为，造成企业努力水平降低，在突发事故发生时很难保障充足的应急设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政企利益博弈，构建了应急设备储备系统激励模型。根据政府补贴有无约束条件，求解了政府最优奖惩系数与激励系数、企业最优努力水平以及双方的收益。进一步，采用数值算例与敏感性分析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讨论了若干重要外生变量对政企最优决策策略与双方收益的影响，进而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管理启示。     

初始排污权分配的优化模型

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与排污权交易政策的顺利展开,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初始排污权的合理分配.在给定排污总量上限的前提下,从分配时兼顾经济最优和公平性出发,同时考虑各地经济、环境、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构建了初始排污权分配的极大极小模型,分析了解存在的KKT条件,讨论了模型的解法.此外,该模型考虑到了效用函数不可微的情况,并且能够根据政府的偏好对社会效用和公平性进行权衡.     

基于演化博弈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分析

针对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从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排污企业以及中央政府的决策演化过程,建立了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参与者的行为演化规律和行为演化稳定策略,分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与经济发展指标的权重系数、环境规制执行成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处罚额、排污收费费率、排污企业的治污成本与污染物削减量,都会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产生影响.最后,为促进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严格执行提出了政策建议.     

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库存控制问题研究

考虑了由一个企业和多个分销商构成的供应模式，在假设分销商采取（s,S）存储策略和客户对产品随机需求概率分布已知情况下，首先讨论了EDI交易和非EDI交易模式的最优库存控制问题，仿真结果表明企业和分销商采用EDI交易可以有效减少库存，增加企业效益；进一步又研究了电子商务环境下，对于多模态的网络销售模式，如何确定最优库存使总费用最低的库存控制问题。     

混合博弈在水污染系统控制中的应用

以水污染控制中的达标排放检查问题为出发点 ,首先从信息经济学角度 ,用博弈论分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达标排放检查中的行为特点及其关系 ,讨论现有的控制方法 ,并在此基础上以信息为控制焦点 ,对如何核定工业企业水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作了相应研究.     

征收碳税对高碳企业转型的激励模型

征收碳税激励高碳企业低碳转型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通过建立政府与高碳企业间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政府征收碳税激励高碳企业实施CO2减排的激励契约,结果表明,政府设计科学合理的碳税税率可实现高碳行业CO2排放总量控制,增强高碳企业实施CO2减排的内在动力,激发其积极主动向低碳转型。结合我国钢铁行业对模型进行实证,测算出激励我国钢铁行业有效减少CO2排放的最优碳税税率。     

基于批发价格契约的质量成本审查模型分析

研究了供应链中上下游企业间关于质量成本信息的不对称现象, 并由此可能产生的谎报问题. 建立了以批发价格契约为基础, 同时引入第三方质量成本审查策略的契约机制. 结果表明: 新的契约形式不但可以消除不对称信息的影响, 而且通过审查策略对谎报质量成本信息现象进行了有效的抑制. 下游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提高批发价格, 激励上游企业增加质量成本投入, 得到相应较高质量水平的产品, 对生产有正向激励作用. 最后通过算例验证了相关结论.     

Moral hazard strategy and quality contract design in a two-echelon supply chain

Based on game theory and principal-agent the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o control product quality and design quality contract in supply chain when moral hazard exists. We set up the supplier and buyer’s expected profits function model, in which the supplier makes production process investment-level decision and decides on the product quality prevention level, whereas the buyer makes quality evaluation decision and decides on the product quality inspection level. The supplier with a moral hazard of reducing investment level may lack investment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us, the buyer will pay the information rent to incentivize the supplier to improve the investment level. The buyer creates the moral hazard of exaggerating the product quality defective rate, who may overinvest in the inspection process. We use the optimal condition to solve supplier’s first-best investment level, product quality prevention level, and buyer’s first-best quality inspection level, internal penalty, and apportionment ratio of external failure cost. We also conduct a simulation test that shows the following: When the supplier improves its investment level, its product quality prevention level will increase, and the buyer’s quality inspection level will decrease. With the improvement in the buyer’s product quality inspection level, its internal penalty will increase, and the supplier’s external failure cost will also increase while its expected profits will decrease. Hence, the buyer will design an incentive contract, the expected profits of which will increase, and the whole supply chain’s joint expected profits function may become an inverse U shape. Finally, we develop a simulation example and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quality control strategy and contract design in the supply chai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基于实物期权契约的应急物资政企联合储备模型

根据我国应急管理实践需求，研究了基于实物期权契约的应急物资政企联合储备模式，并针对适合实物期权契约的应急物资特性，构建政府期望成本函数和企业期望利润函数，提出了政企联合储备模型。分析比较了有无期权合作契约的最优储备问题，揭示了不同储备模式下影响政府储备决策的关键因素。讨论合作可行性的约束条件，通过算例研究期权价格和执行价格的取值范围，分析政企单位库存成本比值和突发事件发生概率对储备决策及合作可行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政企之间的实物期权契约能有效提高应急系统的保障能力，并降低政府的单位应急保障成本，提高企业利润，实现合作双赢。     

企业集团中节点企业的博弈分析

分析企业集团中节点企业博弈的特点,然后运用博弈理论和有关数学工具提出企业集团节点企业的博弈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引入“核心企业”作为局中人．推出带有控制的博弈分析模型。解决集团内部的矛盾,实现资源的最优利用和配置。文章最后指出,博弈方要建立相互信任机制,优化信息沟通渠道,以长期利益为目标．才能提升企业集团的整体竞争力,取得最优经济效益。     

基于公平偏好和长期绩效的委托代理问题研究

委托代理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传统研究中往往假设代理人只有短期盈利一个任务目标,且认为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完全理性的,与真实情况不符.本文考虑到我国化工企业的特殊性,在经营责任目标与社会责任目标的背景下,提出代理人还具有环境污染控制任务,建立了代理人多任务下的委托代理模型;然后从考虑企业长期绩效的角度对模型予以了改进;最后将公平偏好理论引入到模型中,使其更具现实意义.研究表明: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最优分享系数与各个任务之间的相关系数联系密切,并且会随着代理人的嫉妒偏好强度及同情偏好强度的增大而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本文的研究可以为解决现实中化工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