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施蛰存与沈从文小说风格的相近性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施蛰存与沈从文分别是上海和北京的文坛重镇,虽然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有绝然不同的风格,但是施蛰存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上有许多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文章试比较二人创作的相似性,并从施蛰存与沈从文的联系交往中探究构成二人小说风格相似的原因。     

徘徊在欲望和文明之间--试论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

施蛰存以性心理为视域焦点,将其细腻的笔触深入到都市,深入到尘封的历史,深入到人的潜意识,描写性欲压抑、探索人性奥秘、状写内在的真实,展示了其对人性独特的思考和阐释,堪称中国心理分析小说第一人。本文主要以《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三个小说集为基点,详细阐释了施蛰存对心理分析小说的实验性探索。     

论施蛰存历史小说叙事模式的生成

基于主体维度,施蛰存历史小说叙事模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究。就人格倾向来看,施蛰存具有孤独、退守等特质,在心理类型上属于内倾型人格,在叙事上倾向于叙述作为活动主体的人;就心理需要来看,施蛰存生长在基本需要相对满足的环境,自我实现在当时成为意识中心。在创作上,意图开辟一条新路径;就个人经验来看,施蛰存通过作品翻译,掌握了西方现代心理分析创作的方法,并将它运用于实践,创作出迥异于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文本。     

施蛰存小说论

施蛰存以心理分析小说而闻名，学术界都倾向于把他当作作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流派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本文认为施蛰存不是新感觉派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应当定性为现代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横向借鉴，碰撞，融汇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新的现实主义。     

论施蛰存的“文学语言观”

施蛰存对文学语言的持久关注，显示出一位作家、编辑家、翻译家和学者的艺术自觉，他从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学语言中吸取养分，在全民语言的基础上，将书面语言加工精炼成具有高度艺术性（或文学性）的语言，以求更正确、更明白、更具体地表达思想．施蛰存不遗余力地捍卫文学语言的规范性和纯洁性，他的某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横光利一《上海》中的中国人物像

横光利一（1898～1947）,不仅是日本文学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而且对中国的施蛰存、刘呐鸥等作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的代表作《上海》以中国的＂五卅＂运动为背景,以一个外国人、特别是以一个当时与中国有着巨大民族矛盾的日本国的国民的视角来观察、解读中国社会,因而一直倍受关注,可以说在世界文学史中也有着一席之地。而且,在日本战前出版的该作中,还罕见地刻画了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国国民党人的形象,时至今日这对于我们了解日本人心目中的的中国人形象及日本人的中国观、亚洲观仍有很大的借鉴、参考价值。     

施蛰存小说论

施蛰存以心理分析小说而闻名。学术界都倾向于把他当作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流派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本文认为施蛰存不是新感觉派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应当定性为现代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横向借鉴、碰撞、融汇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新的现实主义。     

生命的突围——论施蛰存的小说创作

作为中国现代派作家,施蛰存不断地做着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交融的努力。创作中,他用写实的笔调表达了对人性的呼唤,而随着对人的生命原形态探究的深入,他更运用了精神分析等现代派创作方法进一步地揭示出人在传统文化与社会现实的束缚下自我意识的觉醒、抗争和突围,从而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现代的先锋与传统的沉淀——试论上海租界语境下施蛰存都市题材小说的创作

施蛰存将自己所掌握的西方文化资源组织进小说叙述之中,勾勒出一幅独特的上海都市线条。然而,他笔下这个对现代都市共同体的想象中,渗透着传统的情怀,他在对西方创作手法的迎与拒双向运动中不断增强着迎纳过程中的心理承受力。因此,上海对于施蛰存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了有关写作的对象,而在于快捷地提供了新异的西方观念,施蛰存在上海都市中,烙印上了一个都市外来者的身份印记。     

回眸鲁迅与施蛰存关于传统文化之争

鲁迅与施蛰存曾因怎样对待传统文化问题有过一场争论。尽管鲁迅站得更高 ,问题看得更透 ,但施蛰存的观点本身也无可非议。然而由于两人的争论并未在一个统一的交点上展开 ,致使争论的价值大受影响 ,不过鲁迅高明的辩论技巧着实令人叹服     

胡适与孝文化

胡适是近代著名的大学者,他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生涯深受父母的影响.他是一个孝子,一生保持着对父亲的怀念,为博取母亲的欢心而牺牲婚姻,但他不要子女孝顺自己,甚至反对传统的孝观念,提出关于孝的新见解.通过分析史料,可见胡适的孝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对孝的批判和反思,以此足见这位大学者不遗余力改造传统孝观念的苦心.     

东晋南朝时期庐江何氏与琅邪王氏婚媾交游考——从一个侧面看庐江何氏门第与地位得以维系之原因

东晋南朝时期,士族社会不同家族往往世代通婚,交往密切。庐江何氏家族本为兴起于魏晋之际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一个重要的因素便在于世代与琅邪王氏家族通婚和交往,得到了王氏权势人物的提携。特别是东晋王导扶持何充,使其位列宰辅,奠定了其家族门第的基础。萧齐时代,王俭对何氏家族人物多有表彰与提携。当然,这种家族间的通婚与交游,何氏代表人物也有帮助王氏的事例,从而影响到王氏家族的发展。     

理想世界的执著与困境--论食指的地下诗歌

要想真正理解食指，必须正视他的矛盾性。他一生都执著于坚守革命信念和保持独立意识之间在心灵上的冲突较量，并将其注入作品中，形成了感人肺腑的悲剧力量与气势。对于红色革命理想过于偏执的信守，使他心里失衡，步入困境，从而走向疯狂。     

民歌对黄遵宪诗歌创作的影响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诗人,他自幼受民歌熏陶,喜爱、搜集、研究民歌,这些均渗透到在他后来的诗集《人境庐诗草》的创作中。其强调诗歌创作要注意对民歌中＂情真＂说的吸取,主张诗歌创作要情真、意真,这些都在他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和晚年所提出的＂杂歌谣＂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新诗的立场:钱玄同与《尝试集》

钱玄同以小学大家介入新诗批评,并与当时的新诗人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他以"用今语"与自由表达相结合,而新诗实验作为基于语言革命的文体实践,其目的正在于为崭新的时代激情寻找一种确切的表现形式。他主张新诗应脱尽文言窠臼,却并不反对胡适特别是一些青年诗人亲历亲尝,借铸词炼句保留鲜活的感受来诉诸读者。他强调新诗应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取消种种文妖以能文相炫耀的特权,而用白话写作确是关乎新诗人价值立场的传达,尤其是在对新旧两种镣铐枷锁均保持警惕的情况下。     

法国汉学家沙畹及其泰山研究

沙畹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汉学研究大师,他曾二次来到中国,二次登上泰山,翻译《史记·封禅书》,他撰写的《泰山》一书是西方汉学界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泰山信仰文化的学术著作,他还对泰山石刻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施耐庵和罗贯中对《水浒传》成书的贡献

研究施耐庵、罗贯中对《水浒传》成书的贡献,应从大板块的概述向纵深着力。施耐庵与《靖康稗史》编者耐庵并非一人。施耐庵出身于说话艺人世家,是宋末庵字辈艺人最年幼者,极有可能是当时著名艺人施圭之子。南宋初期的四人单传是水浒故事的先导;《宣和遗事》是水浒故事的里程碑;元初的水浒杂剧中的有关描写和关键词语的创造,这些是施、罗创作《水浒传》吸取、借鉴的宝藏。施耐庵是前人成果的集大成者和再创作者。他采用了《宣和遗事》的框架结构,这种结构有其优点。施耐庵对宋十回加强了忠义思想,对武十回更多地保留了话本原貌,对杨志、鲁智深、史进故事也分别进行了处理。征方腊部分施耐庵加工的成分最重。从作品中的线索考证出施耐庵集撰本的开端及大体回数。罗贯中是《水浒传》的最后加工者和定稿者。近来研究者发现了罗贯中编纂《水浒传》的内证。罗贯中对《水浒传》的最大贡献是设计出开篇的乱自上作和终篇的悲剧结局,对施耐庵的集撰本的总体思想倾向进行了改造和提高。王进遭受迫害,林冲被凌辱家破人亡酿成的官逼民反的事件,被概括成了社会性的口号。罗贯中设计的宋江悲剧结局,在于为人们提供历史的教训。这也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并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量。罗贯中将鲁智深的遭遇与...     

对卡夫卡作品《城堡》多意性的解读

通过对卡夫卡代表作《城堡》的解读，一改传统的看法，把城堡看成是人的精神寻求的精神依归，主人公K的心路历程召示了他只能在一种二律背反的两极中原地徘徊，而不能进入到自己想要寻找的归属地，他用尽了一切手段想尽了一切方法结果是徒劳无功，这就意味着他的人生只能以悲剧而告终，也暗示着卡夫卡作为一个犹太人在人生境遇中的尴尬地位。     

傅斯年的"科学学术"论

傅斯年倡导“文学革新”,主张文化“脱弃旧型入于新轨”,标举“科学学术”论与“史学即史料学”。他的“科学学术”论不从新、旧,不唯中、西,求真务实,凸显的是学术,强调的是科学与科学方法,排斥的是古今中西门户之见。历史学因为傅斯年的大声疾呼和身体力行,终于走上了一条与西方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     

Dissociation between mental imagery and object recognition in a brain-damaged patient.

Visual imagery is the creation of mental representations that share many features with veridical visual percepts. Studies of normal and brain-damaged people reinforce the view that visual imagery and visual perception are mediated by a common neural substrate and activate the same representations. Thus, brain-damaged patients with intact vision who have an impairment in perception should have impaired visual imagery. Here we present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from a patient with severely impaired object recognition (visual object agnosia) but with normal mental imagery. He draws objects in considerable detail from memory and uses information derived from mental images in a variety of tasks. In contrast, he cannot identify visually presented objects, even those he has drawn himself. He has normal visual acuity and intact perception of equally complex material in other domains. We conclude that rich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can be activated to support visual imagery even when they cannot support visually mediated perception of o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