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曲论之“谬悠”说

焦循曲论充分肯定了戏剧创作中的虚构手法,并以“谬悠”称之.“谬悠”之说,形成于长期以来大量的艺术创作实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悠久的历史传统.焦循将“谬悠”说运用于历史剧点评,认为历史剧和史实之间存在相互印证之关系,剧作家的合理虚构甚至比史官记录更符合历史真实.此外,“谬悠”手法在塑造戏剧人物方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之,“谬悠”之说对于戏剧艺术尤其是充满悲剧色彩的历史剧的创作构思、结构安排和人物塑造具有重大意义.     

论中国近代悲剧精神在文学中的表现

中国近代悲剧精神产生于中国近代社会“内忧外患”的现实土壤，具有忧患意识、抗争意识及深切的痛苦体验等特征，它在近代文学中具体表现为：作为一种戏剧类型的悲剧得到明确提倡，传统叙事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被突破，英雄悲剧及其崇高性特征得以充分展现。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代悲剧精神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过渡的重要表征。     

戏剧的另一种审美形态──论徐讦的“自我之剧”

徐讦的戏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有些不合时宜，但却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形态──自我之剧。这首先是他的非功利的以表现剧作家的哲学探讨和个人情感为主要内容的自我戏剧观。其次是其戏剧人物也具有剧作家的“自我性”，往往有与剧作家同一的精神追求与困感。再次是在戏剧形式上采用“案头剧”形式，难以在舞台上表演却有利于读者的阅读。     

从《推销员之死》看阿瑟·密勒戏剧创作的灵魂:家庭主题

“家庭”是阿瑟·密勒戏剧艺术的灵魂，是他透视现代生活的眼睛，他的作品几乎都和家庭题材有关。代表作《推销员之死》以家庭为轴心，揭示了现代美国社会普通家庭和普通人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包容了传统戏剧主题和现代戏剧主题的许多层面：艺术上它有机地聚合了传统艺术技巧和现代舞台艺术手段，成为美国现代戏剧艺术的经典之作。     

从《窦娥冤》看中国古典悲剧的审美特征

在以关汉卿《窦娥冤》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复仇剧中,基本形成了一个从复仇到团圆的特别审美模式。这与西方复仇剧中,“俄底普斯式”、“哈姆莱特式”的悲剧结局有着内涵上的重要区别。中国的传统悲剧往往打上了传统的道德伦理的烙印,传统的审美心理主张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直接促成了大团圆结局的产生。在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悲剧审美模式的同时,也不容忽视其局限性。     

始于悲情 终于团圆——浅析中国古代戏剧的悲剧观

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不同于西方悲剧,它体现的是一种悲情的特点。悲情在中国古代戏剧作品主要表现为剧中主人公大多是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体系中的弱者,同时戏剧冲突在戏剧的结尾处往往被处理为“大团圆”的模式。     

始于悲情终于团圆--浅析中国古代戏剧的悲剧观

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不同于西方悲剧，它体现的是一种悲情的特点。悲情在中国古代戏剧作品主要表现为剧中主人公大多是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体系中的弱煮，同时戏剧冲突在戏剧的结尾处往往被处理为“大团圆”的模式。     

从“停叙”视点看西方现代派戏剧之创新性

本文借助所引入的西方叙述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术语——“停叙”,以此为视点,透过对现代派戏剧与传统戏剧之间的纵向比较,试图描绘出西方戏剧创作的某种嬗变轨迹,藉以探究西方现代派戏剧的艺术创新性之所在.     

论华夏古典戏曲“大团圆”文化心理范式的生命艺术体征

中国古典戏曲追求“以喜衬悲、由苦生乐、悲苦交融”的生命艺术情怀,它特别注重彰显剧作家和观众的文化心理愿望,通过悲喜融通的手法和凄苦之后的喜乐团圆煞尾,使观众不致因浓厚的悲剧气氛面过分的忧伤惆怅。概因国人崇尚把美好的生活愿望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它体现在娱乐性的戏曲舞台上便会在某种程度上建构着悲剧情结多以喜剧“大团圆”结局的审美演绎。     

蒙古族文学中的“喜剧”结局根源

蒙古族文学多“以喜剧为其结局”。根源有四:其一,传统的“团圆文化”;其二,民族独特的心理特征;其三,民族的审美意识;第四,外来文化的影响。     

“马童面之”并非“马童仔细观看项羽”——“马童面之”之“面之”诸说评议

对《史记·项羽本纪》“马童面之”的“面之”来历有不同解释,传统说法中,有解释为“背对项羽”的,也有解释为“面对项羽”的,肖振宇先生则坚决否定了传统说法,提出“仔细观看项羽”的新解,并认为“根据字义、文义和语言规律”,此论新则新矣,可是根据对词语意义、上下文义辨析以及语言使用规律分析,笔者觉得此说有悖于词语意义和语言使用规律,传统解释才更合理。     

论当下戏剧创作中的“半部杰作”现象

当下戏剧创作中“半部杰作”的现象十分突出，其审美特征主要表现为戏剧精神的分裂、情节或人物情绪的突变、美学风格上的悲壮色彩。“半部杰作”悲剧的产生是由作为知识分子的剧作家的自由意志同主流意识相互博弈并最终妥协的结果。     

超自然力量：西方悲剧中的“魅影危机”

无论是古希腊的悲剧或欧洲古典悲剧中都存在着一种震慑人心的超自然力量。这股力量既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宗教信仰，然而又不能将之混同。悲剧中的这股超自然力量往往正是悲剧得以展开的中心力量。正由于这种力量的不可捉摸、不合规律．在人类的理性思考的范围之外，它才会激起人们内心的恐惧．同时又使人们对身陷其中的主人公施以怜悯。文学史上的经典悲剧往往都有这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在伊丽莎白时代超自然的力量已不能以压倒性的优势主宰戏剧舞台。悲剧的崇高性与观众的恐惧感，由对自然的观照转向对人物内心的自省。戏剧视野的内向化，必然伴随着戏剧整体气势的弱化。     

从“大团圆”到“小团圆”由张爱玲与中国戏曲说起

对于张爱玲来说，戏曲是她观照“中国”及其“传统”与“现代”的绝佳视角之一，她在创作中也借用戏曲展开互文式的写作，制造新的“传奇”。其自传性小说《小团圆》中写九莉在乡间看戏的第九章可以看作是解读《小团圆》的一把钥匙，从张爱玲对于戏曲“大团圆”模式思考的不断深化，揭示出九莉和邵之雍在理性层面的冲突、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角力。九莉最终用“具体”克服了“抽象”，以“小团圆”嘲弄了“大团圆”。     

论谁之罪

《红字》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不是将一场恋爱悲剧仅仅表现为个别人物之间的恩怨仇隙之争，而是高屋建瓴地“探究‘谁之罪’这样一个深刻而严肃的主题。     

“悲剧之父”与“喜剧之父”

一般地说,悲剧是由“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所构成的。它要唤起人们的“悲悯与畏惧之情”和对高尚精神的崇敬。它所表现的总是代表真、善、美的社会力量的不幸,“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古希腊悲剧则往往是命运悲剧。第一个崛起在古希腊戏剧史上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与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同为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他出身于奴隶主贵族,传说一生创作过90部悲剧和笑剧,其中传世的有7部,在戏剧比赛中获奖13次。他的代表作《被     

《推销员之死》：“美国梦”的悲歌

从美国文学情结“美国梦”的角度 ,通过威利·洛曼“美国梦”的幻灭 ,对儿子希望的破灭、他的自杀悲剧对家庭造成的悲剧影响的精神分析及剧本的结构分析 ,说明了他的自杀悲剧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悲剧 ,为“美国梦”唱出了一曲深沉的悲歌。     

谈《寒夜》之“寒”

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不同于作者描写大家族命运的“激流三部曲”,该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社会小人物——汪文宣的悲剧。整部小说基调悲凉,人物的命运坎坷,结局悲惨。这不仅因为当时社会环境及社会制度的冷酷无情:寒冷的冬天、寒冷的长夜、黑暗混乱的社会,一个凄冷的《寒夜》更在于人性中的“寒”:人性的孤独、人情的冷漠与无情及人与人沟通的缺失。     

“国风”之“风”新探

传统的观点多认为“风”是民间歌谣,可是“风谣”说如果成立,那么先秦时期就曾出现过一个从人人会作诗(“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无人会作诗(“《诗》亡”说)的怪现象。同时,两汉以来曾进行过多次“采风”,可是所采到的民歌却无法与“国风”相比。这并不是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愈来愈低,而是“风”根本就不是什么民间歌谣,其实质是“巫风”。或者说,巫是先泰时期的诗人歌手,风是“巫歌。” 文章首先通过对《易经》中古歌谣与《楚辞》的作者皆为巫的考证,论证出《诗经》的作者亦是巫。其次,《礼记》:“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其中“民”在此指臣,引伸为诸侯;“风”指“歌舞为巫觋之风俗”。由于列国的巫觋歌舞之风体现了礼乐制度,所以在礼坏乐崩之际引起了周天子的极度重视,从而所陈之“诗”即是巫觋歌舞时所唱的乐诗。其三,探讨了“省风作乐”的实质与“诗不能作”的原因。最后揭示了巫风中的“性”文化,“郑声淫”等是巫风中性文化的产物。并探讨出孔子“乐正”并不是删诗而是修正或订正诗,即将诗中的“淫声”之处改正过来,使之符合礼教。     

林白小说中的同性之爱解读

林白小说中主动——被动型和相互吸引、两厢情愿型两种不同模式的女性之爱,以及其女性之爱很少涉及“性”的描写、大多是悲剧结局,主人公往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者.小说所表现的女性意识揭示作家书写女性同性之爱这一题材的深层意蕴和旨归:破除异性恋迷信,挣脱男性叙事桎梏;对抗父权社会,获得女性自身解放;寻找女性的精神憩园,构建女性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