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启蒙时代》中的革命与启蒙

王安忆的小说《启蒙时代》回望了一代人的青春与成长,同时也对那个年代最重大的主题"革命"、"启蒙"等进行了探讨,这一思考对当下的现实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话语下的启蒙——论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

纵观丁玲的整个小说创作,政治话语逐渐强化,启蒙意识逐渐为政治话语所遮蔽,但是这不是一个直线的发展过程.延安时期,在革命中心、革命热潮中,创作中反而会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意识的再一次崛起.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之所以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的特殊现象,根源在于延安当时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在于创作主体自我实现、自我冲突的心境与人格,在于以独特的艺术感受指导写作的创作观.     

革命与启蒙——读王安忆《启蒙时代》

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叙述的是南下革命干部子弟与市民社会相遇的故事。它细腻地表现出革命后新的时代语境下市民社会的特点。革命在中国城市的目标首先体现为“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清除与劳动者无关的滋生堕落的消费场所和空间。也因此，上海在1960年代发展出新的市民生活方式，以前的资产阶级趣味蜕变成一种含蓄的生活情趣和美学上的享受，特殊经历和经验转化为一种颇具魅力的气质。而相形之下，那种抽象精神，似乎没有什么魅力可言，那些秉承这类抽象精神的干部子弟们投入到市民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摆脱了抽象的纠缠，获得一个自然的、人性的自我。如此，革命似乎不是为了超越市民社会，相反，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是为了回归市民社会。革命和启蒙是什么样的关系？谁“启”谁的“蒙”？《启蒙时代》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夹缝中的诉求——论建国初期丁玲的大众文学观

在建国初期主流话语对大众文学的严格定位中，丁玲的相关理论阐释与实践活动却发出不协调的声音，显示了带有启蒙精神特质的个人话语在其中的顽强存在。剖析丁玲建国初期的大众文学观，可引导我们对当时体制内作家的文艺思想矛盾进行反思。     

从“启蒙”到“革命”:关于思想史书写转型的对话

从启蒙到革命是20世纪政治、文化发展最重要的转折之一,这种转折也必然会导致思想史书写方式的转型,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思想书写者从自信的"导师"角色转变成充满"罪感"的学生,从中心走向边缘;二是在写作策略上由"五四"时期的凸显主体到隐匿自我;三是在思想传播上由"五四"时期的良性状态走向困境与尴尬。     

拷问理性——试论金庸后期作品的思想内涵

金庸后期作品的思想内涵与他前期和中期作品是很不相同的，他笔下的人物也从理念式的“前英雄”、人格神式的“英雄”，发展到了真正人意义上的“后英雄”。创作上发生的这种蜕变，与金庸此时的思想变化有关，这段时期，他对绝对理性以及传统儒家理性进行了反思与拷问，并试图通过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达到重光理性的目的。     

审美与启蒙的双重变奏——鲁迅文学教育思想初探

在文学教育中,审美与启蒙的矛盾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广义上来理解,审美与启蒙在本原意义上是统一的.尽管两者实现的途径不同,审美主要是通过感性直观实现超功利.启蒙主要是通过理性启迪实现超功利.但它们都指向人的解放和意义的获得.理想的文学教育应该是这种广义的启蒙与审美的统一.但是在人类社会尚不完善的历史阶段,启蒙往往被狭义化,审美也往往被异化.本质相通的审美和启蒙在鲁迅的时代产生了分立.面对分立的两者.鲁迅的选择是凸显启蒙,搁置审美.这就形成了鲁迅重启蒙、轻审美的文学教育思想.     

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多元性

鲁迅启蒙思想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且成绩斐然,但从美学角度来进行的探讨仍然显得较为粗疏,其实鲁迅启蒙思想包含着科学、情感和批判的多元性内蕴,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关联.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论丁玲在上海时期的思想与创作

上海时期的前后经历,对丁玲的思想发展与创作实践至关重要。向警予、瞿秋白、茅盾、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是她先后结识的关键人物,促进了她的思想衍变。丁玲所处的上海时期,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指她于1922年至1924年先后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学习;后期是指她于1928年从北京重返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并参与左翼文学运动。正是在后期,丁玲参加了“左联”和党组织,发生了思想质变,也在创作上获得丰收。上海时期的几年生活,在丁玲的一生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新女性的巾帼精神——再论“丁玲精神”

丁玲是新旧社会交替的先进女性代表，也是新时代新型女性突出的典型。作为中国现代先进女性魂灵的“巾帼精神”，在丁玲身上表现为新妇女的翻身意识、新战士的革命意识、新作家的服务意识和新慈母的全球意识。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四论“丁玲精神”

丁玲是我国著名的革命文艺家,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她在一生的创作活动和言行中,始终贯穿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宝贵品性。这是丁玲精神的体现,是其精神特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启蒙”——兼及“第三种启蒙”出现的可能性

启蒙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新写实小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的启蒙话语--"日常生活的启蒙".这种"日常生活启蒙"可以从其"发生"、呈现的生活态度和立场、"日常生活启蒙"的二重性等角度进行深入地分析.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反抗专制、打破偶像的倾向性,因而很容易和个体要求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等进程联系起来,并由此构成对以往启蒙话语的反思,从而使其本身也呈现出别一种启蒙形态.     

解剖国民灵魂，催动思想革命－－关于中国现代启蒙文学创作主题的判定

五四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发，是适应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发展并成熟起来的现代启蒙文学，其基本主题是揭示封建专制文化对国民精神的毒害和人格的扭曲，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反映于鲁迅作品中的思想深刻性、反封建的彻底性，以及艺术的表现的准确性、形象性，都与这一文学主题密切相关。     

看丁玲的不同距离与角度——评2012年出版的两部丁玲传记

2012年出版的两部丁玲传记各有特色,各有新建树。涂绍钧先生的《图本丁玲传》面向普通读者,以图文并茂见长,追求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尽量贴近传主生命本体,提供被人忽略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及日常生活细节。秦林芳教授的《丁玲评传》面向的是专业研究者,以学理的剖析论说见长,作者站在独立的启蒙思想者立场,从文本细读入手,从作品看作家和论作家,追求学术性与创新性,力图以新的历史高度审视传主。     

论鲁迅美术介入的启蒙思想

由近代到现代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尝试了各种启蒙的策略 :引进格致器物之学 ,着眼于增人知 ;输入各种政治模式 ,着眼于佐人治 ;引入各种思想学说 ,着眼于启人思。这三种相继而起的启蒙策略 ,显示了由外而内的演进趋势。分析这三种启蒙策略 ,启蒙主体所预设的启蒙对象是占民众少数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更大多数的民众则属于启蒙者的盲点。早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先生已经注意到这一启蒙运动的误区 ,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对占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的启蒙上。文学是鲁迅先生所首选的启蒙手段 ,同时本着“增人感”的启蒙思路 ,鲁迅先生认为 :美术更适合于下层民众的启蒙     

当下中国“新启蒙”与“后启蒙”：虚妄的共谋

张光芒和张宝明作为当下中国“新启蒙”和“后启蒙”的鼓吹者，在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基本准则方面，有着诸如“建构”和“解构”等很多不同。然而在坚持各自异质的同时，他们力图正负互补、达成心照不宣的共谋。这种理想化的共谋在当下全球化、大众化的浪潮中，注定是一种备受质疑的悲壮宣言。     

泣血呼唤 精准开颅——论鲁迅与阿拜启蒙思想的相似性

鲁迅与阿拜同为各自民族文学的泰山北斗,也是各自民族民族精神的象征。虽然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但相似的战略意图,使他们的文学作品都表现出了浓烈的启蒙意识,他们希冀藉此唤醒沉睡中的人民,去创造自由民主之美好明天。     

瑕瑜互见的变奏曲——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

以丁玲1930年前后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从知识分子的革命诉求与现代个体自我发展的关系角度，力图重新阐释30年代丁玲“向左转”前后的内在思想动力和创作脉络。其间的对立和统一、得失兼具和瑕瑜互见清晰地呈现在丁玲的文学活动中，成为考察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以及文学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文本。     

论丁玲与林白的创作转型

对丁玲与林白均在各自的时代以先锋的姿态在创作道路中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转型加以评述,认为她们的创作从关注自身到放眼社会,扩大了女性文学的视野,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体制建构与性别政治——丁玲研究的“盲点”和新视角

近年的丁玲研究中，晚年丁玲究竟是“真左”还是“假左”似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而比这一“求索”更为重要的是把问题放回到历史活动本身。如果我们对历史的复杂性有足够的认识，那么这种二元对立的“左右”之分就不能满足我们的探求欲望。只有将体制建构、性别政治以及其它种种以往丁玲研究中不被注意的“侧面”同时包含在内，以为问题的指向和边界之一，变“盲点”为新的研究视角，历史的真相才能被我们更多地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