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适性、适情层面再探王绩的“自适其适”

为了更深入地挖掘隋末唐初诗人王绩"自适其适"人生观的实质,以"适"范畴为研究的新的突破口,分析了王绩诗中"情"与"性"构成的"适"的两层价值指向。王绩的作品表现了对"适性"的追求与对"适情"的耽溺,最终这一矛盾在其晚年的作品中得到了解决。     

释王绩之“东皋”

隋末唐初著名隐逸诗人王绩,号东皋子.对于“东皋子”之来由,古今论者一致认为因地名而来,即王绩躬耕、隐居之地叫“东皋”.吕才《东皋子集序》、两《唐书》本传,《唐诗品汇》、《全唐诗话续编》、《全唐诗》、《全唐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或云躬耕东皋,或云归隐东皋,或云著书东皋,或云游东皋,都毫不怀疑地认为王绩故里有地名“东皋”.唯《唐诗纪事》与《唐才子传》未云“东皋”,只云王绩“自号东皋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东皋,在今山西省河津县,作者隐居对此,因自号“东皋子”.山西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王绩集校注》也持此说.古今各书所言略同,实则皆本王绩《自作墓志文并序》:“常耕东皋,号东皋子.”     

论王绩《古意六首》

初唐著名诗人王绩．在当时梁陈余风还占据着诗坛，以其通俗易懂，不事雕琢的诗歌创作确实是独树一帜，而且为唐诗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这是论者一致所肯定的。这位出身“六世冠冕”名门世家的王绩一生之经历和思想性格确实也并不复杂，但一落到具体的他和作品要作出公允客观的评价又并非易事。王绩在他的《答冯子华处上书》中说他“床头素书数块，《庄》、《老》及《易》而已”，道家儒家对他都很有诱惑力。而且，他受家庭影响也是如此：父亲是名儒而又好天命术数，二哥王度重阴阳喜仙道．三哥王通是自命当世孔子的大儒。所以．这就形…     

也谈王绩佛教思想中的“空”观

根据王绩的诗文总结了其在仕途坎坷中所体悟的佛教的"空"观,指出这种"空"经历了一个从"现象之空"到"本体之空"的领悟过程。认为在生活中,他以率性自适的人生态度,实践色即是空的体悟,这种人生实践,又是以醉酒自适为终极表现的。     

爱情分野与生命张扬——沈从文情爱小说探幽

在鲜活而又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里,沈从文着力营构了“生活”与“生命”之概念及对人生认识的基本框架。人生之重的情爱也必须稳筑在此思想基点之上并实现分野。在分野相悖的过程中,用“单纯”、“雄强”与“热情”等生命本质和人性由原始人性—变异人性—神性人性之嬗变达到“生命永生”凸现生命张扬。     

也谈哲学的“无用之用”

“哲学无用”论是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此观点既有所见也有所蔽。文章通过对其所见与所蔽的梳理和分析,批驳了“哲学无用”论的浅见与近视,阐明哲学的“无用”乃是一种大用;哲学作为对人生有系统的思想的思想,给人以“安身立命”之道,为美好的幸福的人生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人生智慧．对待哲学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阮籍与王绩

阮籍与王绩均为才华横溢的诗人,其身世和世代之关系,及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虽有所不同,但他们早年都曾有过雄心和抱负,而后身逢乱世,经历朝代变更,就有了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和逃避现实的行为。他们放达不羁,纵情于山水,沉湎于酒乡,避儒就道是其共同的思想归宿,在“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夹缝中求生存,阮籍表现得更多的是愤世而嫉俗,而王绩表现得更多的却是安时而处顺。     

析杨度和他的“帝王之学”

杨度一生以“帝王之学”安身立命,以之指导自己的人生,并孜孜追求“帝师”之梦。他的所谓“帝王之学”其实有“术”而无“学”,是战国以来纵横家思想的嬗变与翻版。杨度最终落泊仕途,沉沦史河,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是因为没把“帝王之学”学到家,而是时代注定了他的这种学术是行不通的。     

我国文人五言诗中最早的一组人生抒情曲——浅析《古诗十九首》的思想价值

《古诗十九首》在艺术方面有“五言之冕冠”之称,这已为历来诗论家所公论,而它的思想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肯定。《古诗十九首》思想价值最突出的成就是诗人在我国文人五言诗中第一次把“人生”这个严肃的主     

"象"的境界与"数"的真理--作为中西古典美学意义之发端的老子"象论" 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论"

老子“象论”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数论”分别构成了中西古典美学的意义之发端。两在思想路向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老子“象论”及其人生论的思想路向启发了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象”本体论和以“境界”为最高审美理想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数论”及其知识论的思想路向启发了西方古典美学中的“形式”本体论和以“真理”为最高审美理想的思想。     

西汉儒家学者王吉及其经学活动考述

琅琊王吉是西汉后期著名的儒家学者,也是《韩诗》与《齐论语》的传人.依据《汉书》对琅琊王吉的记载,兼参其他典籍,考察王吉的生平事迹,重点论述王吉的经学活动及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论曾几发展"活法"说的贡献

对曾几诗歌理论的系统研究在古代文论研究中是个盲点。其诗歌理论核心是“活法”说-“参”、“悟”、“圆”。曾几的诗歌理论是对吕本中的“活计”说的完善和发展。     

庄子言意道关系新辩--兼论庄子文以明道思想

庄子言意道关系历来多被歧释为“言不尽意”，如果以庄子大道哲学为俯视点，深入庄子傲世却又无奈自慰的心态，挖掘出潜藏于其特定语式中欲吐而未明的“忘意得道”思想，借助对庄子“忘”哲学内涵的正确阐述，则能揭开庄子言意道本质关系实乃言能尽意、忘意得道的本质，对提出庄子文以明道思想也有新的理解。     

"庄子故里在东明"疏证

东明是庄子故里.通过对“河“、“漆园“、“濮水“、“南华“、“蒙“、“宋“等问题的耙梳考证,以及对东明现存碑刻等实物和庄子嫡系后裔在东明世代居住情况的考察,回答了为什么说“庄子故里在东明“的问题.     

自禁之又自紊之--朱元璋委政宦官之实

鉴于历代宦寺之祸,朱元璋曾多次发表关于宦官干政的见解,同时强调其严禁宦官干政的主张,洪武十七年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立于宫中,成为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的象征.与之相左,三十余年间朱元璋又不间断地派宦官出使、观方略、从事茶马贸易、监督税收及参与刑狱等活动,诚如<明会要>所载,朱元璋是"自禁之又自紊之".朱元璋的禁紊之举,暴露了其以内制外、内外相制的潜在意识,为明代中央辅政体制朝双轨制发展铺垫了道路.     

王夫之意境论的诗学意义

王夫之"情景"论在其诗学体系中主要讨论的是诗学意象论,其诗学意境论主要是通过大量的"象外"论的研究来体现.正是以情景关系的全面阐释而构建的意象论为基础,形成了以"象外"论为核心的意境论,实现了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继承、突破和超越,使得王夫之意境论具有特殊的诗学意义.     

明末清初西方地圆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反响

自1583年利玛窦在中国传播西方地圆说开始,耶稣会士在众多著作中对地圆说的可靠性作了种种论证,为地圆说在中国立足奠定了科学基础.从17世纪初年到70年代,中国先有徐光启、李之藻、王英明等,后有熊明遇、方以智、揭暄、游艺等一批学者均接受地圆说,但其中有人开始主张西学中源说.其间虽有杨光先、王夫之等人力排地圆说,但因康熙帝对地圆说的认可,与梅文鼎的提倡,17、18世纪之交,地圆说在一片西学中源说的声浪中得到进一步的普及.     

从《楚辞章句》看王逸的文学本质观

《楚辞章句》在注解《楚辞》的过程中体现了王逸本人的一些思想,其中关于文学本质的观点尤为突出和鲜明。具体来说,王逸的文学本质观包括:文学的本质在于"言志"、"述志";"志"中含有"情"的成分;"舒泻忧思"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楚辞章句》中提到的"情"大都指一己感情,只要内心的感情激荡欲出,就可以形诸文字。而且王逸指出,感情可以尽情地抒发,甚至到了呼天抢地不能自已的程度也无关紧要。只要感情抒发得足够动人,足够悲,就是好文。这就超越了汉代《毛诗大序》所规定的"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的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比兴思维与意象的生成

意象是汉代之后逐渐形成的一个审美范畴,王充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王弼探讨了意象的创造过程,将其看做是意和象的统一。“立象”是意象创造中的核心问题,自然涉及艺术思维。“立象”的过程是比兴思维的过程,无论是选择物象还是心理创造都离不开比兴思维。在比兴思维的调和下,意象才能真正地发挥审美作用。“兴象”从基元上讲就是一种审美意象,但它不是普通的意象,而是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且具有刚健壮大情思的审美意象。这种审美意象就是象外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