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摩诘经》管窥同经异译在词汇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佛经的汉译历经了三个不同时期,其中存在很多同经异译。不同时代不同译者的翻译特点不同,对语言也产生了影响。《维摩诘经》是印度早期大乘佛教的经典著作,从后汉至初唐,前后有七个译者翻译,存留至今的只有支谦、鸠摩罗什、玄奘的译本,而三人正是三个翻译时期的典型代表。通过同经异译的对比,可以发现译者、译风对词汇的影响以及词汇历时嬗变的过程,透视其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论鸠摩罗什变直译为意译的译经特点

鸠摩罗什是魏晋姚素时期从龟兹来长安的高僧，他在佛经的汉译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特殊性在于他一改译经中直译为意译，既注重了佛经原的准确性，又考虑到译的遣词造句符合汉民族的阅渎习惯，这样，使汉族信徒更易于理解佛经。     

鸠摩罗什佛经“新译”初探

佛教在中国历史悠久,影响极广。佛教初传时,由于佛典多是用古梵文书写,要使它流通中原大地,势必要译成汉语。因此,译经便成为佛教徒的一项严肃而重大的工作。从东汉到唐中叶大约八百年间,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译经家。其中影响最大、译著最多的是姚秦时期的鸠摩罗什,南北朝时期的真谛,以及唐代的玄奘和不空,后人称他们为“四大译经家”。从翻译的数量和质量来看,玄奘居四人之首,但就译经的范围而言,则以鸠摩罗什所译为最广。鸠摩罗什,一名鸠摩罗耆婆,意译童寿,本天竺人(今印度),生于龟兹(今新疆库     

论安世高的译学思想和翻译方法

佛教约在西汉末、东汉初（公元1世纪左右）传入中国，至东汉末，才开始有佛经的大量翻译。安世高可以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他的汉译佛经是一种空前的创作，内容和形式都有特色，对汉末佛教的迅速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分析安世高的身世、佛经理论和汉译，可以发现他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及其译学思想。     

汉唐时期的西行取经与佛典汉译

汉唐以来佛教东传,佛经的传入和翻译在东汉晚期就开始了。在早期的佛教传播活动中,由天竺、西域来华的胡僧曾致力于佛经的翻译,促使了译场的形成。华夏本土的历代高僧也为之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西行取经的高僧法显与唐僧玄奘,就是两位杰出的代表。法显与玄奘毕生致力于取经和译经,不辞辛劳、艰苦卓绝,为弘扬佛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堪称千古典范。来华胡僧和中国历代高僧翻译的佛经很多,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理论。佛教在中国得以盛传,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汉唐以来佛典汉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浅析文化差异中的直译与意译——以几个惯用语的翻译为例

翻译之始便有直译与意译这两种不同的译法,东晋前秦时代的道安主张直译,同时代的鸠摩罗什主张意译;鲁迅主张直译而林纾主张意译。笔者以几个惯用语的翻译实例,并结合日中的习惯表达、思维方式及文化背景的差异,拟用直译与意译的翻译方法来展开本文。     

佛典汉译与藏译之比较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是我国境内由于地域和文化特征不同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两种佛教文化,而佛经翻译乃是贯穿于我国佛教发展全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佛教文化传播途径和文化再生的重要表现和标志。通过汉藏佛教传入的源头、传入方式、佛经翻译年代、翻译理论的探讨和比较,即显示了汉藏佛经翻译的异同,又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     

浅析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与质

在中国佛经翻译发展史上,从最初的汉译佛经开始,就出现了文与质的区别和论争。文与质不仅是翻译方法或风格的分歧,更是在译入语的操纵下,译者如何选择文或质的翻译策略,然而文与质的相别相争最终在玄奘新译中实现了相合相融。研究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文与质,对中国当代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高僧传·鸠摩罗什传》与《续高僧传·玄奘传》叙事技巧之异同

从创作手法、叙述结构、叙事类型等维度对鸠摩罗什、法显和玄奘三人传记进行分析比较,探讨《高僧传》与《续高僧传》在叙事技巧上之异同。     

多重宇宙:魔瓶中放出的精灵

正虽然间或有研究声称从微波背景辐射的特殊图案中发现了支持某种多重宇宙的证据,但主流科学界认为,若想得出最终结论,恐怕我们还要等待很长时间南北朝时期,印度贵族后裔鸠摩罗什将大乘佛教的重要论著《大智度论》译成中文。这部论著保存了当时流传于印度的众多民间故事和传说,其中最著名的说法当属"三千大千世界"。这种说法认为世界分为大千世界、中千世界和小千世界三个层次。一个大千世界分为一千个中千世界,每个中     

论玄奘对翻译的贡献

玄奘是我国佛教史上最为著名的大佛学家,也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杰出的翻译家。他毕生致力于佛学研究和佛经的翻译,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他的汉译佛经在数量、质量上为史上罕有,是＂新译＂的创始者;在翻译理论上提出了影响巨大的＂五不翻＂理论。被尊为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经家之一。     

佛经译场立体化翻译合作方式探析

译场在佛经汉译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摇篮,其独特的立体化翻译合作方式以丰厚的译学成果证明了翻译合作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这种立体化合作方式规范严谨,分工细致,对于现代翻译市场的规范化和大型翻译工程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参考意义。     

中国译学的雏形——古代佛经翻译理论发展脉络

作为中国翻译理论的源泉,古代佛经翻译理论从三国时开始到唐朝的繁盛和宋以后的衰退的发展和完善,为今天的中国翻译理论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形成了中国译学的雏形。     

黄茂林《六祖坛经》英译本翻译方法探析

《六祖坛经》英译始于黄茂林先生,黄先生《六祖坛经》英译本在佛经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黄先生英译本语言流畅,翻译风格清新,使用了多种翻译手段,是个难得的好译本。但是,黄先生《六祖坛经》英译本也同样存在着佛经英译中普遍反映的难点问题,相关研究可资佛经英译参考。     

佛经翻译与汉语四字格的发展

佛经翻译利用并激活了汉语固有的四字格模式，使其构词能力大大加强，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汉语四字格的蓬勃发展。首先，佛经翻译的影响是汉语双音化在魏晋时期步伐加快的重要动因。由此导致了多种构词法的增长和完善；其次，佛经翻译对新文体及与之相适应的四字句的选用．促成了汉语四字格独特的2 2节奏倾向的形成；再次，佛经翻译的口语化倾向影响到各种通俗文学体裁，尤其与后代白话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四字格俗语有关；最后，源于佛教的四字格成语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的最高比例．它们与汉语成语融会在一起，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略谈汉藏翻译中的直译方法

藏民族的翻译事业同现行的藏文几乎同步诞生 ,而且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松赞干布时期就开始翻译大量佛经 ,走过了几百年的翻译实践道路。到了赤德松赞时期进行了第二次文字改革 ,将从松赞干布时期开始到后来几百年间进行翻译佛经的经验教训作为依据 ,并在赤松德赞进行第一次文字改革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规则性的翻译理论 ,据《声明学要领二卷》记载 :当时主要是针对佛经翻译制定了下列几条原则要求 :第一 ,翻译三大原则。一、要合乎《声明集分论》之语言规律 ,二、不违背佛经思想内容 ,三、译文要使藏民族自己听得懂。第二 ,翻译…     

论佛教传入与中古汉语新词新义的关系——以《撰集百缘经》为例

本文以《撰集百缘经》为例,揭举了中古时期佛经中大量的新词新义,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讨论佛教传入与中古新词新义产生的关系,通过一些例证说明：佛教的传入促使了中古汉语的新词新义的大量产生。     

论法律英语翻译中的创造性特征

由于英汉双语之间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导致了翻译过程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的讨论。本文通过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理论,试论述创造性在法律翻译中的运用及作用。     

钱钟书翻译理论探秘

钱钟书不仅是国学大师,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有独到见解。他的“诗不能译”的理论实际是一把双刃剑,不是对翻译的否定,而是对翻译的一种最高的境界要求——“化境”。     

时代语境变迁下的译学观念变化

不同时代语境下会发生不同的翻译活动,而伴随其形成的译学观念也必然产生差异.本文分析了佛经翻译、文学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所发生的语境变迁,通过观察译学观念的变化,得出译学的研究要与时俱进,并要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