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地辩说——“陶”在定陶,不在肥城

本文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着重考辨了范蠡末年定居之“陶”是今山东的定陶,而不是肥城的陶山。文章不仅考证了“陶”为定陶的源流和沿革,而且对定陶、肥城两地的地理位置、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以及范蠡的择地观念等多方面作了比较和辨析。     

范蠡陶地“肥城”说商榷

1998年《齐鲁方圆》第2期发表了蒋铁生同志的文章《范蠡徙陶考》(下简称蒋文)。笔者拜读再三,收益非浅,但对其结论“范蠡最后的归宿是肥城陶山,而是不常说的定陶”,不敢苟同,这里谨按蒋文的论据顺序作一辨析。 其一,蒋文说:定陶在春秋末属于宋国,范蠡来到齐鲁交界但仍属于齐地的陶山,更合情理。《史记》中“间行以去,止于陶。”应指齐地之陶山,而非宋     

“陶”不是“定陶”吗?

近年,程兆奎先生连续在《文史知识》上发表了《肥城陶山范蠡墓》、《肥城陶山范蠡墓补正》、《“陶”不是“定陶”》等三篇文章。中心思想是:“陶”不是“定陶”,而是原属山东平阴县,今属山东肥城市的陶山。范蠡墓就在陶山。 关于范蠡葬在什么地方,古代本来就有曹州定陶县、济州平阴县陶山和荆州华容县三种不同说法。     

“陶”就是定陶述论

最近,有位同志著文《‘陶’不是‘定陶’》,文述“《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中的‘陶’与《项羽本纪》中的‘定陶’不是一地,在《史记·项羽本纪》9—12自然段中,曾五次出现‘定陶’两字,都写全称,无一处省略‘定’字,……这样一对照,把‘陶’理解为‘定陶’实在没有道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陶与定陶是一地。春秋战国时,陶地叫作“陶丘”、“陶邑”、“陶”。“陶”后改称“定陶”,是范蠡居陶     

春秋时期陶邑经济盛况研究

陶邑，在今山东省定陶县境内，是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一大商业都会。越国大夫范蠡帮助勾践灭吴后，弃官至陶，采取多种方式经商致富，商业繁荣，经济兴旺，使陶邑成为“天下之中”。这一经济盛况带动了此区域整个经济的发展，历经汉唐而不衰。     

范蠡徙陶考

范蠡,春秋末楚国宛人,字少白,为越国大夫。在吴越争霸中,他帮助越王勾践向吴王求和,后又赴吴为质三年。返越后又辅佐勾践发愤图强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越国国势昌盛,最终于公元前四七三年灭吴,使吴王夫差自杀。后又助勾践在徐州（山东滕县）大会诸侯,称霸中原。他功成名就之后,认为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于处安。”就断然出走齐国,后来又迁徙到“陶”。对于范蠡徒陶的解释,《辞海》和现行的高校教科书中大多认为是山东定陶县。 通过对史料的重新研究,结合肥城的历史遗迹,我认为范蠡的最后归宿是肥城陶山,而不是常说的定陶。现考释如下。     

范蠡徐人考

范蠡是什么地方的人？学术界基本上有两说。一说为楚宛人，一说为徐人。本文认为楚宛人说不足信。《越绝书》说范蠡“其始居楚”，不能理解为范蠡是楚人。范蠡是徐人，徐亡于吴，范蠡助越灭吴，一是徐人与越人是姻亲，二是因流亡徐人在越。     

“慕谢始精文”——也论韦应物的诗歌渊源与风格

韦应物不仅“慕陶”,也具有“慕谢”情结。韦应物对谢灵运诗歌艺术的汲取贯穿了其创作过程，韦、谢在家世背景、仕宦经历及佛道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成为了韦应物在诗歌创作上学习大谢的重要基础；韦应物对陶渊明的师法有迹可循，但“效陶”并非韦应物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韦应物并非陶渊明人格的继承者；陶、谢诗歌本就具有一致性，均以崇尚自然为精神旨趣，这是后世对韦应物“效陶”“效谢”难以分辨的主要原因。韦应物在兼采陶、谢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较强的个体意识，形成了“至淡而至浓”“至浅却至难”的诗歌风貌，因而能区别于大历诸子而自成一家，在中唐文坛独树一帜。     

肥城陶山范蠡古迹略考

“避君隐陶称朱公流芳百世,聚财万贯济黎民功盖千秋”。这是陶山范蠡祠的一幅楹联。大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重修范蠡祠时,有肥城知县史廷桂撰书。此联歌颂了范蠡在越灭吴后。毅然辞别越王,舍弃高官厚禄,到陶山甘心做个普通百姓——陶朱公,和经商至富不守富,仗义疏财做善事的高尚人格精神。今天,做为商圣、商祖的范蠡,其经商思想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就其高尚人格而言,也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范蠡在陶山经商,做了不少好事,在肥城大地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位县太爷用“流芳百世,功盖千秋”称赞范蠡,集中体现了后世对这位先贤的敬佩和怀念之情。范蠡对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群众不会忘记他,人们永远怀念他,经过二千四百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陶山范蠡墓葬、祠堂等古迹,屡毁屡修,延续存世,流传至今。虽然近百年来,军阀混战,外族侵略,历次运动,使古迹再三遭到破坏,时至今日,遗址还是保留了秦、汉、唐、宋、金、明,清等朝代的不少石刻文物。这些不同时代的文物,是对陶山范蟊古迹真实性最好的说明。下面简略做些介绍。     

论张问陶的性灵说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坚持诗歌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强调自我，张扬个性；以为诗中的性灵来自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的天然妙合；要写出表现性灵的真诗，必须有天才和灵感；标举性灵固然是针对“格调说”和“肌理说”而发，但其理论旨归是要求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来冲决当时儒家正统思想对诗歌的束缚和扭转坛复古模拟的诗风。     

论杞国在山东的八次迁徙

从商代到战国,杞国在山东境内应有8次大迁徙,其顺序是:雍丘(河南杞县)→定陶→雍丘→定陶→新泰→诸城→淳于(安丘市)→缘陵(昌乐市)→淳于→新泰(不计入从定陶迁雍丘这一次)。其中,在河南杞县和山东定陶之间,有两次往复;在新泰和淳于两个点上又各有两次定都;后期的淳于和新泰,可能并为国都,或者互为别都,并没有完全脱离任何一方。     

定陶县力本屯石室大墓考证

1 999年 6月至 1 1月 ,山东省菏泽地区文物管理处 ,对定陶县力本屯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清理出金、玉、铜、铁、陶等器物 70余件 ,以及板瓦、瓦鱼、回纹砖等建筑材料 1 0 0余件。该墓工程之大 ,规格之高 ,是鲁西南考古之最。本文依据出土文物和史书记载 ,作一探讨性考证。     

定陶县力本屯石室大墓考证

1999年6月至11月，山东省菏泽地区文物管理处，对定陶县力本屯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出金、玉、铜、铁、陶等器物70余件，以及板瓦、瓦鱼、回纹砖等建筑材料100余件。该墓工程之大，规格之高，是鲁西南考古之最。本文依据出土文物和史书记载，作一探讨性考证。     

基于非平稳的淮河流域干旱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基于非平稳性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non-stationary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evapotranspiration index，NSPEI）表征气象干旱程度，运用游程和Copula理论识别气象干旱特征演变规律，分析淮河流域干旱持续时间与烈度及干旱时间与强度的联合频率特征，并初步揭示干旱对植被覆盖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淮河流域中部NSPEI较低，区域内68%的站点NSPEI呈上升趋势，淮河沿岸及其以南地区干旱程度增强；2）长历时、高强度的干旱事件主要集中在南部大别山区与蚌埠附近，高烈度干旱事件集中分布在中北部定陶附近，干旱事件历时集中在0.5~1.5个月，烈度基本<3，强度大多为10~30；3）干旱事件历时与烈度联合重现期低值（1.6 a）集中出现在信阳、蚌埠、菏泽附近地区，历时与强度联合重现期低值（1.7 a）同样集中出现在信阳、蚌埠站附近；4）1990—2015年淮河流域耕地面积减少2.01%，建设用地增加2.07%，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集中在区域北部，区域内NDVI变化趋势通过95%显著性检验的面积仅占0.89%，植被覆盖度变化趋势不明显，干旱对其影响小．      

实录与虚构——关于历史叙事本质的思考

作为第一性的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实录"是作为第二性的历史(历史叙事)的前提和基础,并不是历史叙事的目的。历史叙事中有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史料、叙事者、历史叙事的载体——语言文字,其中叙事者具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历史叙事的载体——语言文字具有比喻性、想象性、虚构性。     

王世贞史学理论探析

王世贞是明代杰出的史学家 ,他的史学理论影响深远 ,反映了明中期史学思潮的基本特点。其崇尚直书实录、重视史料考辨、“信而好古”思想、社会发展史观等方面的史学理论 ,具有时代特色和进步意义 ,反映了王氏史学的深刻内涵及明代史学的发展趋势 ,值得肯定     

史学编辑与史学功能的发挥

史学编辑对史学研究有导向作用 ,对史学功能的发挥具有特殊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 ,史学编辑在鉴审史学稿件时应遵循真实性、科学性、创新性、价值性、政策性等原则。为此 ,史学编辑应树立服务意识 ,具有良好的史学理论素养和丰厚的史料积累 ,并掌握大量的史学信息。     

略论史论一体

通常史学工作者针对历史研究中史料与理论观点的关系所争论的＂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等都有失偏颇。史料与史观其实质是史论一体的历史。最初的史料本身是史论一体的历史;对史料的研究成果（新的史料）亦是史论一体的历史。这些历史里都必存有主观倾向;其主观倾向必依据客观发生,＂史＂与＂论＂合而为一体。不管它们是冠以＂史＂还是＂论＂的帽子,都是史中有论、论中有史、史与论合而不可分的整体。     

城市历史文化的多媒体传播——以石家庄历史文化的传播为例

石家庄运用多种媒体传播城市历史文化,其多媒体传播流程可以作为其他城市传播历史文化的一个模板。以石家庄历史文化的多媒体传播为例,解析城市历史文化"顶层策划→系列展现→延伸拓展"的传播流程,以便使其他城市能够以更加简洁有效的方式传播城市历史文化,进而普及城市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