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中绝"的五大原因探析

墨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号称“显学”的重要学派。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到了汉代就无传了，像一颗流星般划过中国思想界的耿耿长夜。墨学“中绝”主要存在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思想意识、阶级基础、组织形式等五个方面的原因。     

绿色的文艺之思——评《生态美学丛书》

评说环境，讨论生态似乎是当前的时髦话题。因为国人对于环境的污染与生态的破坏已有了切肤之痛；对生态、环境的问题作理性的思考与深入研究也成为当下学术界的“显学”。     

国会研究：美国研究纵深发展的支点——评《解构国会山：美国国会政治与议员涉华行为》

也许是源于国人对美国是中国外交“重中之重”的认知，“美国研究”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一直占据突出的位置。“美国研究”，简言之是专门将美国当作对象的研究，视角和内容涉及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著名美国 问题争家王缉思教授曾将“美国研究”与内容涉及美国的“美国问题研究”区分开来，并担心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似乎在减少”，“美国研究日益成为美国问题研究”，成了谁都能说上几句的显学。     

创作主体研究随想录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领域任何一门“显学”,都由非“显学”演变而来。从发展的眼光看,“创作主体”这一研究领域,必将成为强将精兵云集之地,“创作主体”学终将进入“显学”之列。它太值得我们研究了。开展“创作主体”学研究,其意义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可以促使文学艺术家更自觉地进行文艺创作,克服创作中的盲目性。文艺创作,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劳作,文艺家不知要付出几多代价,才能生产出一点产品。老托尔斯泰说他的作品都是用他的肉在墨水里泡成的,我国古代则用“讴心沥血”四字来形容创作的艰辛。然而,我们应看到在文学艺术家所耗去的心血中,除了正常消耗外,还有一部分是属于无为的、非正常消耗的。对于这一点,     

从尤二姐与李瓶儿之死的同异看《红楼梦》之“深得金瓶壶奥”

作为当世显学，《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比较研究尤为惹人注目。“《红棒梦》的成书深受《金瓶梅》的启发”这一说法已成定论，自不待言。然而，偏激者诸如“脱胎说”、“倒影说”仍占一定地位，不无影响。姑且撇开这类论断于整部《红楼梦》是否确当，若以个别章节、情节观之，实有道理。通过尤二姐与李瓶儿之死的比较，可观《红楼梦》之“深得金瓶壹奥”。     

翔实厚重，精益求精——夏剑钦《杰出的思想家魏源》评介

湘西南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源是湘西南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魏源（1794—1857）是清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总结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宝贵思想。正因为如此，自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民国时期，再到新中国成立与“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国人一直相当重视魏源研究。可以说，魏源研究是国内各个历史阶段的显学之一。     

从“世界显学”到全球共享之学——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世纪思考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比较文学“一旦兴起,就立即显示其活力,转瞬成为‘世界显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有自己的学科精神与使命。传播其精神并沟通大众,让大众共享比较文学,构筑比较文学的学术通道,运用中国先贤提倡的“和而不同”的原则,反对“西方中心论”和“东方中心论”,改善人类文化生态环境,共建平等对话,友好合作的多元文化,是21世纪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历史使命。也是它从“世界显学”走向大众,沟通大众,全球共享的发展趋势。     

浅析北宋春秋学的攘夷观——以孙复、刘敞著述为中心视野

宋代《春秋》学者众多，相关著作丰富，春秋学成为经学中的“显学”。作为一种“经世之学”，春秋学随着政治抗衡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出现意识的转变。“尊王”与“攘夷”是春秋学的主流意识，北宋偏重“尊王”，南宋侧重“攘夷”。民族矛盾与战争贯穿整个赵宋王朝，“攘夷”也为两宋《春秋》学者所重视。南宋由于处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攘夷”成为最强的时代之音。而重在加强中央集权、恢复伦理纲常的北宋“攘夷”的态度也相当明朗。生活于北宋前期的孙复和中期的刘敞，他们的春秋学的著述经世色彩强烈，其“攘夷观”不仅丰富了北宋春秋学的华夷观念，也针对时政提供了一些有建设性的策略。     

论学习修辞学的意义

修辞学学习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中国语言学界众所周知的现状及种种原因，修辞学的发展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成为一门“显学”，因而学习修辞学的意义也就不是人人明白。这不仅妨碍了修辞学在中国的研究发展，也不利于有效地指导人们的语言实践，提升国人的语言表达能力。     

李白研究的纵深扩展──评杨海波的《李白思想研究》

李白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古代文学研究的“显学”，其影响已超越国界，走向世界。李白研究的著作如雨后春笋，佳作倍出。杨海波先生的《李白思想研究》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李白的哲学观、伦理观、宗教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学观、妇女观、战争观、社会交往观以及忧患意识、审美意识、英雄意识、反传统意识等十多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李白的思想，探讨了李白思想的全貌。这些分析言之有据，合情合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法律推理研究述评

近年来,随着法学研究的转向,有关法学方法、法律方法的研究逐渐成为法学研究中的“显学”。而在法律方法研究中,法律推理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本文就我国学者对法律推理问题的研究进行评述,目的是清晰人们对法律推理的认识。     

试析儒墨教育内容观之主要差异

儒、墨两家在先秦时期并称为“显学” ,然而两家在教育内容观上却大相径庭。阐述了儒家与墨家在教育内容观上的主要差异 ,即人文与科学、世俗与宗教、知识与技能等三个方面 ,并试图对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进行探讨。     

略论中国法学教育所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法学意识的增强,法学教育已成为时代的“显学”。然而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理念意识、培养目标与模式、教育体制以及内容与形式等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问题,这将直接影响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     

浅析墨子的教师道德思想

墨家学派是先秦时期的“显学”之一,墨子的学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特征。他的师德思想体现了“兼爱”的政治主张,他重视教师的社会作用;重视道德教育;主张要具有言行一致,以身作则的师德规范;提倡教师要有“强说人”的教育态度;要注重因材施教;重视学生的＂博与约＂结合,提高认识能力,注意环境育人作用等。这些思想是我国古代教师道德思想中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多元起源历史观的确立——评《文明曙光——红山诸文化纵横谈》

20世纪后半叶，红山诸文化系列遗址的发现，成为中国考古学界最重大事件。甚至可以说，红山诸文化系列遗址的发现，成为颠覆中国历史学诞生以来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一元说”公论的历史性、革命性力量。红山文化逐渐成为历史学、民族学方兴未艾的显学，吸引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然而，从考古到考古、从历史到历史的研究方法的缺陷，在红山文化研究中逐渐显现。包和平、黄士吉的《文明曙光——红山诸文化纵横谈》的出现，不仅具有修缺补罅的学术意义，而且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拓展了红山文化研究的新空间和新领域。     

一本可供自修的《国际关系史》

如今国际政治已经成为“显学”了。不仅高等学校设有专系、专业,以研究国际问题为务的各种研究机构也多起来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政治已经突破了专业的界限而走向社会,关心国际时事、热点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经常遇到一些各行各业的朋友,一谈起世界上的事情来,举凡中东战和、波黑冲突、非洲动荡、欧洲统一、美国选举、苏东“转轨”、“亚太世纪”等等,莫不在他们的兴趣之内。至于中国“复关”之类的与我国直接有关的问题,尤其是不止于关心,而且每每议论风生,了如指掌。中国人不再封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正在“国际化”,国际问题正在“群众化”。这是时代的特点。     

柏拉图:西方叙述学的源头

在本世纪众多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中，叙述学无疑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华莱士·马丁在1986年说：“在过去十五年间，叙事理论已经取代小说理论成为文学研究主要关心的论题，”“确是道出了一个事实。随着叙述学的渐成显学，对其进行探本寻源的研究，也就自然成了学术界的重要课题。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确有不菲的成果，学者们已经一路刨根究底地追溯到古希腊。不过，学术界驻足古希腊探寻叙述学的源头时，更多的都是把目光投向业里斯多德。诚然，业里斯多德在叙述手法、叙述主体、叙述效果等方面都有过较成熟较系统的阐述，相比之卜，柏拉…     

扎扎实实地搞研究——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

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了,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放开眼睛看世界”,所以国际关系研究在当今中国成为“显学”,专业队伍扩大,成果增多,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承认,目前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如有的文章,题目很大、概念很多,但读来空泛而无说服力。另外一些文章倒是蛮有“信息量”,但到结尾处作者往往笔锋一转,说了一大套“官话”,倒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从其叙述的逻辑中本不应得出如此的结论。用过去常说的话,这类文章“犯了”材料和观点彼此分离的“错误”。     

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上)

２０世纪《金瓶梅》研究史约可区分为１９００～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４～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０～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１９９９年五个阶段。本文为其上篇，即１９００～１９７８年《金瓶梅》研究史。１９００～１９２３年是《金瓶梅》古典研究阶段的终结；１９２４～１９４９年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标志，以发现和影印《金瓶梅词话》为机缘，以吴晗、郑振铎为代表，开创了《金瓶梅》的现代研究阶段；１９５０～１９６３年是一个热后冷却的阶段，但日本的《金瓶梅》研究则是高标独帜；１９６４～１９７８年在台港、欧美、日本形成三个《金瓶梅》研究中心，而中国的《金瓶梅》研究一度消歇之后，其巨大的潜力即将奔突洋溢，可以想见，一门新的“显学”——“金学”，正在催生。     

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

近年来,曾经是“显学”的历史学被迫从意识形态的第一线退居到第二线,甚至第三线,这不能不使历史学界在心态上失去平衡,他们不断寻求走出困境的出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变化就是这种探索的表现和结果.归纳起来,史学界先后经历以下几次大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