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去魅——西方哲学名词Truth正义及翻译研究

Truth是西方哲学中最常见的名词之一。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普遍将其误解和误译为“真理”。本文通过对该词在一本学术性的英语词典和两本专业的哲学词典中的定义的考察,并结合对该词在多部经典哲学著作中的用法的分析,对其意义和翻译问题做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truth一词是个多义词,作为其意义之一的“真理”是个科学概念,并不是个哲学概念。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其意义是“是真的”这种性质,应该翻译为“真性”。把“真性”误解为“真理”犯了概念混淆的错误。最后,对这种长期盛行的误解误译现象做了反思。     

科学的语言哲学

科学在古希腊产生时,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一种语言现象,并以强烈语言意识为支柱。柏拉图称科学知识是“说出来的理念”。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是科学活动的工具和科学知识的载体,并由这种认识出发,把对希腊语的研究从语言学路线(探究语言的语法)转入逻辑的研究,其成果即形式逻辑被明确地认为是产生科学知识的工具。这导致形成一种从语言角度对科学作哲学探究的传统。及至20世纪,语言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主体和中心,而它主要是以科学作为哲学分析对象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西方科学哲学的来龙去脉

一、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研究领域从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开始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这一特点就是哲学逐渐分裂成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科学哲学和人文哲学。要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领域所发生的这一分裂,首先必须看到,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哲学和人文哲学是两个互相独立的研究领域,即科学哲学的研究并不依赖于人文哲     

科学合理性的历史演变

科学合理性问题是随着近代科学一同产生的。当伽利略把“实验方法和归纳法与数学演绎法结合起来”创立近代科学时，科学就面临了合理性问题：如此建立的理论何以是可接受的？面对来自宗教和哲学的攻击，作为科学家的伽利略自然而然地对科学合理性作了如下辩护：1．科学是可经验的；2．科学是合逻辑的。稍后形成的近代西方哲学和19世纪后半期形成的实证论哲学，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按照伽利略所设定的“经验和逻辑”框架来对科学合理性进行哲学层面的论证。但是，无论是从笛卡尔、洛克经莱布尼茨、休漠到康德的知识论哲学，还是孔德、马赫的实…     

关于科学哲学教学的几个问题

科学哲学的兴起是十九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状况在哲学上的反映。现代西方哲学已经形成人文哲学和科学哲学两大思潮。针对我国目前科学哲学的研究力量还很薄弱,大多数担任自然辩证法、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史等课程的教师对科学哲学缺乏全面系统了解的     

当代西方语言学哲学研究评论

现代西方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重视和科学语言学的发展促进了语言学哲学的形成.这一学科根据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观念将语言观分析为唯名论、概念论和实在论.关注于语言学基础的语言学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从语言问题着手重新探索和解决传统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科学哲学与文化价值

达到确定性、精确性,获得客观的、与文化价值无涉的纯知识,一直是西方哲学不懈追求的理想。以数理逻辑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为依据而创立的科学哲学似乎使这种理想变成了现实。然而,科学哲学对精确性、客观性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价值,是启蒙时代文化理想的现代形式,它没有也不可能排除文化和价值因素的渗透和影响。任何哲学（包括科学哲学）都是某种文化价值的产物,绝对与价值无关的、中立的所谓“科学的哲学”是没有的。历史主义以后的科学哲学的发展日益表明了这一点。     

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罗蒂和阿佩尔的哲学融合模式

分析哲学与解释学之间的沟通和对话代表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发展趋向。本文分析了当代著名哲学家罗蒂和阿佩尔如何从不同的哲学传统建构沟通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的“桥梁”,从而表明了当代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发展中的融合趋向。     

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 ——罗蒂和阿佩尔的哲学融合模式

分析哲学与解释学之间的沟通和对话代表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发展趋向.本文分析了当代著名哲学家罗蒂和阿佩尔如何从不同的哲学传统建构沟通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的“桥梁”,从而表明了当代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发展中的融合趋向.     

“理智直觉”与“科学知识”——对牟宗三中西哲学会通的一种评论

"理智直觉"是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概念。经验论和唯理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承认人有"理智直觉"的能力,而西方哲学则不承认,因此中国哲学高于西方哲学。他还把西方的科学与哲学限定在经验知识领域。事实上,这只是某种经验论的观点。西方哲学中的唯理论是承认人有理智直觉能力的,科学与哲学的对象也不是可感事物,而是可知的事物。     

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简述

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学术来源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传统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共发展经历了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30至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50到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形和发展阶段及其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等4个不同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是“科学为本”观念支配时期，后两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支配时期，其特色在于巨大的社会影响，现实关怀的基本品格和人文关怀的优良传统等方面。     

论前期维特根斯坦科学观中的人文主义维度

"科学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科学哲学研究中讨论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作为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最具影响力哲学家之一的维特根斯坦,在其前期哲学中就有对这一问题的体认和思考。维特根斯坦的科学观,既是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真理符合论的继承,也是对传统的一种超越与发展。与此同时,由于维特根斯坦强调唯我论与实在论的内在一致性和对唯我论的认肯,他的科学观又彰显出一种人文主义维度。     

拓展研究基底,延伸学术触角--中国科学哲学在21世纪的繁荣之路

科学哲学在20世纪80-90年代曾是中国诸多哲学学科中最为强悍的一支劲旅,并在我国“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当代启蒙运动中立下卓著功勋。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以介绍、引进西方科学哲学流派和理论为主体”的研究范式日渐耗尽其元气,科学哲学的未来前景也随即遭到人们的质疑,费耶阿本德早就说过的“科学哲学是一门有着伟大过去的学科”,似乎成为中国科学哲学界世纪末的一种话语。然     

“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哲学批判

“科学的文化研究”是西方元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它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研究和激进生态主义等多维视角出发,以认识论的建构主义和方法论的相对主义批判传统科学哲学的根本原则和本质要素。通过对“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哲学批判,可以发现,虽然它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走向了极端,但在一定程度上为科学文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思想借鉴。     

危机及其出路：论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本文认为，20世纪初西方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有其深层的根源-哲学的危机。这种危机非同寻常，因为它意味着西方哲学陷入失去研究对象的困境，同时其存在的必要性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西方思想家们纷纷寻求出路，英美科学主义与欧陆人本主义不约而同地抓住了“语言”这根救命草，使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本文认为，“语言学转向”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西方哲学的危机，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使西方哲学的危机得到了缓解。“语言学转向”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日益汇流。     

西方科学哲学之我见

在“一统天下”的哲学王国中，引进曾被视为“对立面”的科学哲学，转眼已经十年。十年的时间虽不算长，但它给我国哲学界带来的变化却是惊人的。可以说，它是目前我国哲学界中最活跃、最富有成果的一个分支。如何看待这个一度被斥为“异吉“的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自然辩证法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对此提出二些韧步的者法。     

波普哲学在中国的早期境遇

在中国学界译介波普哲学的早期历史研究中，存在着大量流传甚广的史实错误和似是而非的说法。本文依据文献证据，发现：第一，波普哲学进入中国始于“文革”之前而不是“文革”之后；第二，波普哲学最初进入中国学界的领域是西方哲学而不是自然辩证法；第三。波普哲学最初在中国被错归入了逻辑实证主义而非批判理性主义；第四，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有波普署名的著作并不是其科学方法论著作，而是他与马库塞合著的《革命还是改良》；第五，波普思想进入中国的进程是从政治哲学到科学哲学而不是相反。     

夏佩尔的科学哲学观点

夏佩尔(Dudly Shapers,1928年5月27日—)是美国威克岛Forest大学哲学教授,美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会”成员。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伊利诺大学和马里兰大学任教。1966年—1975年,他曾担任全美科学基金会主持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规划”特别顾问;1970—1972年担任“科学概念基础研究     

科学文化哲学的中国路径

科学文化哲学在中国大致有三条路径：一是从“格物致知”到“经世致用”的路径;二是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的路径;三是从“科玄之战”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讨论的路径。从这三条路径入手,我们不仅能够探索和揭示科学文化哲学在中国的深厚传统和鲜活主题,而且还可以阐述和描绘科学文化哲学在中国富有个性和特色的发展前景。     

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出现了认识论转向,由此带动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向科学哲学的过渡.作为世界科学哲学的"次生形态",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既是苏联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回应,同时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发展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