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论中国历史文献的起源与类别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其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目录学理论和方志学理论的巨大贡献,学界多有论述,而有关其历史文献学思想却鲜有涉及。本文通过研读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从中国历史文献的起源、范围、类别三个层面,对章学诚历史文献学思想略作梳理,以就正于方家。     

论刘歆与章学诚

章学诚在刘歆《七略》“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基础上，指出三代之学的特点是官师治教合一，六艺之学亦出于王官，切于世用。这与后世儒者专奉六艺以为经、由名物训诂以求道是对立的。章学诚对繁琐学风的抨击远承自刘歆，学主于用是两者学术思想的共同基质，但刘歆本于通经致用，而章学诚则是承自浙东学派一系的事功主义精神。     

章学诚论文法与评点

章学诚文论的中心在于强调作家心中应有所见和发明,认为文章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心得创见。他强调独创,反对机械摹拟古人,故进而反对那些禁锢思维和因循僵死的文格、文式,但同时又对那些“天机自呈”、片言数语就能使“观者心领神会”的评点给予高度评价。他对文法和评点的评论是较为辨证和独特的。     

章学诚在安徽的行踪及著作

研究清代史学家、文学家章学诚有关著作及文献,可以得知其一生曾三次到过安徽,并与安徽名人左眉、张小兮等多有交往。研究章学诚在安徽的行踪、交游及著作,对研究章学诚生平及安徽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章学诚论“虚构”和“奇”

章学诚从“文以明道”的观点出发，认为文章必须明理、经世致用，同时他对文学创作本身及其规律诸如虚构和奇特等都有着较深刻的认识。他的虚构和奇特观既有时代的特点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章学诚文学观研究的学术史述评

在章学诚研究的学术史中，对其文学观的研究相较于史学观研究，一直处于次要地位。本文一方面整理近百年来章氏文学观研究的学术史，另一方面希望提示未被前贤足够关注的章氏古文理论与实践这一面向。并提出“古文世界”的概念，以期作为新的研究再出发的起点。     

章学诚的古文师承与文化场域的交往实践

章学诚在古文方面少年时即蒙庭训,后亲炙朱筠门下,奠定了古文写作上的基础。通过讨论章的师承,我们可以分析1789年之前章学诚古文世界的渊源,以及在以朱筠和周震荣为中心的两个知识社群中,章与其他学者的学术交往。在此基础上,运用场域与文化资本的概念,可进一步思考其在清代中期文化场域中的位置。     

章学诚文质观简论

文质关系是中国古代文章学中一个极其重要而又颇为复杂的命题,历代文人和文论学家对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清乾嘉时期文史大家章学诚吸取诸家学说,兼融己意,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质观:文生于质;质胜于文;质不离文。章学诚的文质观袭古创新,见解全面,认识深刻,对今人理解文章的本源、时代风格、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亦有许多启迪和借鉴意义。     

论钱基博对章学诚修志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钱基博在丰富的修志实践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方志思想。这些思想是对章学诚修志思想的继承,并有所发展创新。在方志性质上,钱基博认为方志属史,讲究方志编纂的可靠性和严肃性。在方志功用上,钱基博进一步深化章学诚经世致用的思想,凸显了"资治、存史、教化"的整体功用。在方志修纂人员组织上,钱基博认为方志为专门学问,但不排斥文人修志,重视修志人员专门化培训,以提升其修志素养。在修志材料上,钱基博继承章学诚资料是修志基础的观点,还利用图书馆和社会征访拓宽修志资料的来源。     

论章学诚的文书档案体式观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文史学家。《文史通义》为其代表作。其中有许多篇目提到文书档案的体式。文书档案的体式是指文书档案的体裁格式。章学诚关于文书档案的体式的观点,总的来看可分为体式的规范要求与行文、称谓、格式与成文方式等多个方面。通过对文书档案体式的梳理,可再现当时文书档案的原生态,使现代人明白文书档案的传承与其发展过程中的不足之处,从而使人明白古为今用的道理。     

张先与柳永"情爱词"之比较

文章主要将北宋著名词人张先、柳永的情爱词作出比较,结合两位词家不同的人生际遇、审美情趣、个性资质以探讨他们在词作中分呈的不同艺术特色与风格,从而了解宋代“情爱词”的两大创作程式—“士大夫式”及“市民式”情爱词的创作手法。     

浅析章学诚对历史编纂学之"发凡起例"

章学诚关于历史编纂的理论自成系统,他的“发凡起例”思想将历史编纂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凡例”一词,在章学诚的思想中包含有几层意义,即体例、义例、类例。他从历史角度对史籍体裁组织结构进行纵向考察,从史籍体裁编纂性质上进行横向比较,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想的体裁和编纂方案。章学诚重视义例,认为只有心知其意,明其义例,著述才能得体;每一性质不同的著作及其相适应的体裁,都有具体类例,如此,才能保证体例的完全体现与义例作用的充分发挥。     

先农坛-中国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

从先农坛的建筑特色，平面格局入手，论证了祭祀先农的文化渊源，从而提出保护和开发先农坛的必要性。     

义和团时期的张之洞

外国长期侵略中国,传教士干涉诉讼,偏袒教徒,于是,在清政府官员中,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洋教者大有人在。反对外国侵略,本来是正确的,正义的,但是,真理再跨前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反对外国侵略变为焚教堂,杀洋人,毁铁路,就成了盲目排外。张之洞不赞成焚教堂,杀洋人,毁铁路,史实证明,比毓贤等人高明。     

谭贞默与他的《谭子雕虫》

《谭子雕虫》是我国明朝末年谭贞默记述家乡常见虫类的一部著作。全书以赋结合"传"的形式记述了近百种这类动物。既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明代以前人们对虫的认识成就,同时记载了不少前人较少注意的昆虫行为和繁殖等方面的新知识,是我国古代第一本记虫的专门著作。文章简单介绍了作者的生平,分析了这部著作的特点和成就,并对成书的背景做了简单的探讨。     

内藤湖南进步史观的形成——对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共鸣

内藤湖南曾9次到中国大陆访问，其中1899年、1902年的访问对内藤史学立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1902年秋的访问中，内藤湖南接触到了章学诚的著作。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内藤湖南对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作出了自己的解读。     

试论李贤及其经世之行

分析探讨了李贤思想和经世之行,认为作为天顺内阁的主要辅臣李贤临危受命,上筹国事,下安百姓,使明王朝终于摆脱了危机。这期间也是其经世思想的形成和实践期,李贤的经世思想在天顺年间的政治生涯中变成经世之行,并有利于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