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传统与小传统:明清时期鲁西地区的碧霞元君信仰

明清时期鲁西地区是碧霞元君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呈现出庙宇数量众多、分布地域广泛等特征.地方官员和士绅对碧霞元君信仰大多持默许和认可态度,并试图借助祀神活动传达官方祭祀理念,进行社会教化.地方官员和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于地方社会道德秩序的关注,表达了他们试图用官方正统文化去改造民间文化的强烈愿望.相较地方官员和士绅,普通民众崇祀神灵的目的则较为简单,带有显著的世俗性和功利性的特征.在满足其自身信仰需求同时,神灵信仰也起到了增强社会凝聚力、强化地域认同的作用.地方家族也利用重修庙貌、祭祀神灵等手段,实现庙宇与宗族的结合,以此达到增强家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目的.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官员、士绅和民众共同参与到信仰活动之中,使得信仰在地方社会不断得以延续和传承.     

太平天国运动与晚清政局关系浅析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对华侵略日益扩大,西方的商品、文化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生了急剧动荡和分化,从而造成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特殊环境;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晚清王朝,不仅导致了中央权力结构、地方士绅权力、督抚势力以及满汉官僚阶层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且对洋务运动的发生,辛亥革命的爆发和结局都有深远影响.一句话,独特的晚清政局造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而太平天国运动又深深地影响了晚清政局的发展.     

明清时期北流葛洪形象的演变

葛洪传说在明代广西北流得到广泛传播,其神仙形象已是当地的道家文化符号。至清代,地方官绅一方面凸显葛洪形象的儒家政治内涵,建构北流民间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合作维持葛洪的地方祭祀,树立官方统一的葛洪形象,强化民众对儒家政治文化的认同。明清时期北流葛洪形象的演变,揭示了以官方意识形态重塑民间传说人物形象的过程,亦显现出北流地方文化儒、道杂糅的特质。     

从徽州民谣看明清徽商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

徽州民谣是徽州人民创作、吟诵、口传心记的民间口头艺术,是写在徽州人心中、流传于民间的另类重要的“徽州文书”.徽州民谣在历史上曾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是徽商历史的真实写照,具有特别的认识价值.通过对徽州民谣的分析和解读,再现了明清时期徽商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探究徽商产生、发展、壮大的文化根源.     

民国以来士绅权力探析(1913—1954)——以苏州救火联合会为个案的考察

士绅阶层是中国传统时期地方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基层社会的地位非常重要。对于士绅权力的转型,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在近代有所加强,有的认为已经衰落。笔者认为,这应该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士绅阶层各自实际状况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关联。本文通过对苏州救火联合会发展历程的考察表明,在民间救火组织的创办及争取救火联合会合法存在过程中,地方士绅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官民之间上通下达的"双轨制"依然畅通;清末废科举之举并未迅速消除士绅的影响,直至民国时期,士绅依然在地方社会事务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民间信仰与官方意识

民间信仰是民间思维方式的表现。官方意识在民间信仰中的渗透、统治阶级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和利用。有助于民间信仰取得合法地位,但却使民间信仰丧失了自身的一些成分——如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从而把民间信仰演变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存在形式。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明清两朝均有蠲免税粮、截拨漕粮、开仓赈济等一系列荒政措施予以应对,力图在保障封建统治秩序的前提下维系地方民生。作为国家荒政措施的执行者和地方救荒的组织者,徐州地方官员积极参与地方水利兴修和荒政建设,以地方士绅为主体的民间力量也在地方救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论明清时期江南士绅的环保意识

明清时期江南士绅环保意识的内容有了很大扩展,他们认识到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进而提出限制人类滥垦行为以保护自然环境的观点,同时他们积极应对各种环境问题,更加重视公共环境卫生。明清时期江南士绅的环保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点,其环保意识体现于民间碑刻、契约文书和地方志中,是在继承了先民环保传统的基础上,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形成的,与政府环保政策相辅相成,特别注重对人地资源的维持和水土资源的保护。明清时期江南士绅们借助自身在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优势,将环保意识付诸实践,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环境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明清时期江南士绅的环保意识对当今的环境保护事业具有很大启发。     

明清时期温州地区官府士绅的禁奢活动

明清时期，温州地区的奢侈风气引起了官府和士绅的高度重视。为此，他们以实际行动努力革除这种奢侈风气。对于官府实施禁令来说，禁止奢侈风气中的僭越，建立一个尊卑有序的社会是其主要目标；而对于士绅的改革而言，他们直接面对庶民大众，他们的禁奢是从自我到宗族乡村的过程。同时，官方和士绅在禁奢活动中的作用往往是交互的。     

金元时期的水神形象建构与民众抉择——以山西新绛鼓堆泉为例

水神信仰是水利社会中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山西新绛的鼓堆泉域以发轫于唐宋,成熟于金元时期的圣母和梁轨这两种信仰之间的互动最为典型。圣母崇拜是脱胎于泉水女神崇拜的民间信仰,最初并不为士绅、士大夫所认可,在金元之际,其境遇却发生了巨大转变,获得了国家封赠和官员儒生的承认。梁轨信仰虽为接受了儒家教育的上层社会所提倡,但却数次湮灭、几近消逝,最后借助于圣母祠才得以持续存在。以地方信仰为着眼点以划分类型是深化水利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金元时期民间信仰构建的抉择背后是各种力量与秩序之间的交锋与磨合,此后形成的地方秩序和社会格局得到了长时间的保持和延续。     

曾国藩创建湘军的指导思想：以湘军文化的创建为理路

程朱理学原本是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具有广泛的士绅社会基础。曾国藩创建湘军,在指导思想上具有鲜明的理学文化色彩,坚持以＂仁＂、＂礼＂为立军之本,以＂朴＂、＂廉＂为募勇之要,训练兼施,＂训＂重于＂练＂。     

论隋朝的文化整合与文学交流

南北朝时期,形成了江左、山东和关陇三大政治文化圈。隋朝统一全国后,展开了一系列文化整合重建活动。着重探讨了当时文化整合的两种主要模式：官方的意识形态文化工程建设和民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并由此推及在此历史情境中的文学交流状况。     

徽州古村落形成与发展的地理环境研究

徽州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黄山、天目山和白际山脉环绕徽州四周,山脉之间形成休(宁)歙(县)、黟县、祁门等盆地,源于四周山脉的新安江及其众多支流回环全境,形成闭塞而景色秀美的自然环境,为历史上中原地区因战乱等原因形成的南迁人口提供了重要的迁徙地.大量中原人口的迁入,给徽州带来了封建宗法制度,促进了徽州的文风,同时也加剧了徽州的人地矛盾.明清时期的徽商,为徽州古村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历经千百年的发展,“秀丽山水”、“文风昌盛”和“富甲天下”终于成为明清时期徽州古村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主要内涵.     

关于徽州民间调解的当代法文化意义

徽州民间调解是徽州民间法的一种表现,放到整个传统中国社会的体系里看,徽州的民间调解就不仅仅是一种制度,还是一种文化,更是中国法文化的重要遗产。中国当前的法治困境主要来源于对中国实际和中国历史的不了解,更没有关注传统中国所蕴含着的法文化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徽州民间调解的法文化含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事实上,在对法治进行历史化的考察中,徽州研究和四川地方档案研究一直是在与北京的法典研究、＂大法＂研究相对应的微观历史研究。所以,深度挖掘徽文化中的法治研究尤为重要。     

社会史视角下的私修方志:晚清江西莲花厅《爱莲编》研究

晚清时期的私修方志《爱莲编》,对江西莲花厅的山川古迹、建置沿革、赋役武备等内容记载详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目前学界对《爱莲编》的运用仅限于史料层面,而忽视其作为私修方志的性质、纂修过程和史料来源等基本问题.较官修莲花厅志而言,《爱莲编》更直观地折射出当地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利益诉求和地方性知识.晚清时期,地方士绅不满足于"他者"对莲花历史的书写,便通过私修方志的途径抒发地方意识.《爱莲编》带有贺恢的个人色彩,他在各卷类门目下掺入诸多宗族记录和个人观点,建构出贺氏宗族的地方大族形象.此外,《爱莲编》中邑人诗文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由"从属"到"主导"的演变,使其具有文集化方志的特点.     

清代甘肃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生产力低下,有限的财力无法支撑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即使在郡县制建立之后,国家政权很少落实到县以下的乡村社会,这为民间力量的兴起提供了空间.自汉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基于社会的敬老传统,父老阶层在聚落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伴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完善,父老阶层在乡里社会的权力空间不断受到来自士绅群体的挤压,并逐渐被取代.考察清代甘肃科举家族在地方社会的事功,主要表现在参与地方教育、编纂地方志、维护地方安定等多个方面.     

浅谈徽州古建筑中的三雕艺术

文章意在阐明徽州古建筑中的砖、木、石三雕在建筑中的作用和意义,建筑三雕体现了徽州匠师的艺术创造和审美观,通过建筑形式的塑造,成就了明清时期皖南民居建筑风格.徽州三雕题材生动、寓意吉祥、经久耐用、装饰效果好,充分体现了地方特色,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奇葩,应该加大力度保护、整理和利用.     

晚清徽州基督教研究

晚清徽州历经十年咸(丰)同(治)兵燹,致使民众失望与无助情绪蔓延,传统信仰受到冲击.伴随西方传教士深入内地以及外国资本主义东进,基督教始在徽州社会出现.在传播过程中,传教士与徽州社会各阶层时有往来,基督教在冲击徽州传统民间信仰,引发民教矛盾的同时,亦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生活、启蒙等方面的机会与帮助.     

社会变迁视野下边疆地区的宾兴研究 ——以17—20世纪的广西为视域

宾兴作为一种时代产物淡出历史舞台虽已逾百年,但其消亡并不意味自身的荡然无存.从产生地区来看,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均有所分布;从发展历程来看,它顺应时代的进步与需要,从最初的礼仪逐渐演变为一种资助地方士子参加各级科举考试的公益性组织,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广西而言,自清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剧烈变迁,广泛分布的宾兴在推动地方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同时,激发了地方士绅参与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热情,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士绅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渠道.然而,伴随着1905年废科举、新式学校在全国的推行,宾兴失去了昔日的生存土壤,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逐渐走向生命的尽头.这种命运的坎坷,不仅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近代以来社会组织的演变过程,也为我们认识多面相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载体.文章在论述广西宾兴兴衰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探讨其嬗变过程中体现出的国家与社会要素,进而分析其价值与当代意义,以此对当今社会治理提供启示.     

蓬勃发展的亚太经济合作

伴随着战后国际经济舞台的风云变幻,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经历了长期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回顾亚太经济合作的历史不难看出,由局部到广泛,由松散到紧密,由民间到官方,由低层次到高层次,这样一个发展规律。一般来说,地区经济合作从构想到具体化、机构化,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即孕育时期,民间机构时期,半官方机构和官方机构时期。亚太地区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