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诗中疏凿手”——论元好问的诗论

元好问是金元之际杰出的诗人。他的诗论在我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史上,也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他的诗论虽以风雅的温柔敦厚为主,但也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使他在温柔敦厚之外,提出了新的命题,强调了慷慨激越的风格,显示了不同于传统诗论的特色。元好问的诗论,主要见于《论诗三十首》,但古今研究者对其中的一些诗句,多有歧议,众说纷纭,对此应作出较为符合实际的解释,以求得全面正确理解元好问的诗论。     

论元好问的诗学观

元好问(1190—1257),金朝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市)人。他是当时中国北方最杰出的一位大诗人。自宋以来,他的诗名与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相媲而毫无逊色。在文学批评方面,当时南方有严羽,是以佛学论诗出名的诗论家,著有《沧浪诗话》;在北方有元好问。主要是以儒学论诗的杰出诗论家。在元好问的文集和诗集中,保存着不少的论诗的篇章。如他研究杜诗的专著《杜诗学》一卷虽已亡佚,但其序文《杜诗学引》却仍然使我们知道他对于杜甫具有相当深刻而透辟的认识。但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则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论诗绝句》三十首。     

王船山的生命诗学观

王船山的生命诗学比较全面地关注诗歌活动中包括作者和读者双向主体的价值，既注重从创作主体方面进行审视，又重视从接受主体方面加以观照。这就使其生命诗学观趋于完整性，从而弥补了以往诗学偏重于作者创作方面论诗而忽略在读者接受方面论诗的缺憾。王船山的生命诗学切入到生命的视域，其主旨在于提升诗歌的品位，更好地发挥诗歌的审美教育作用。王船山的生命诗学对“兴观群怨”、“兴会”、“人格”这三个问题都有深刻理解和独到阐释，于此对前人的生命诗学是有所充实和超越的。     

钟嵘诗学对审美中心论诗学流派发展的影响

钟嵘《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批评专著 ,在《诗品》中 ,钟嵘否定和扬弃了政教中心论的诗学传统 ,创立了审美中心论的诗学体系。钟嵘诗学对唐宋至明清审美中心论诗学流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即从诗歌理论、诗歌评论方式及诗话写作格式三个方面 ,深刻剖析了其影响所在     

钟嵘诗学对审美中心论诗学流派发展的影响

钟嵘《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批评专著，在《诗品》中，钟嵘否定和扬弃了政教中心论的诗学传统，创立了审美中心论的诗学体系。钟嵘诗学对唐宋至明清审美中心论诗学流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即从诗歌理论、诗歌评论方式及诗话写作格式三个方面，深刻剖析了其影响所在。     

王彝的“节情说”与明初吴中文人诗学思想的演变

王彝诗学思想中的"节情说",既缘于适应明初文坛风尚之需要,更乃"北郭诗人"诗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原则。元末时期,"北郭诗人"坚持诗歌"缘情"本质的同时,已注意到"节情"的必要性。入明后,他们的诗学思想重心转移到"节情"上,但未能真正实现这一理想。于是,他们陷入了这样一种悖论:应当"缘情"时,他们却关注现实,去"节情";应当"节情"、干预现实时,他们却坚持"缘情"。结果是,他们的生命连同诗歌理想一同走向消歇。     

中国古代论诗绝句的承传

我国古代论诗绝句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大系统中：在论量形式方面,主要表现为三条线索,即杜甫《戏为六绝句》论诗形式的承传、元好问《诗词三十首》论诗形式的承传及吴可《学诗诗》论诗形式的承传;在论量内容方面,则表现为两条线索,即偏于评诗论人的承传和偏于谈艺论理的承传。上述五条线索,组构出了我国古代论诗绝句的理论批评空间。     

南北融合与金代诗歌的发展

金代诗歌发展的过程,是实现南北融合、创造独特诗风的漫长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借才异代”时期,代表人物为宇文虚中、高士谈、吴激、蔡松年等人;“豪隽之崛兴”时期,代表人物为党怀英、赵秉文、王庭筠、李纯甫等人;“集大成”时期,代表人物为元好问.经过长期的艺术探索,从浅层融合到深层融合,金代诗歌的独特风格逐步形成,并在元好问的创作中达到它的高峰.     

宋诗平淡理论辨析

因为中西方本就拥有两种不同文化特质,中国诗与外国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故宋诗平淡是否成为理论,如果完全参照西方的理论界定和标准,这是有问题的.本文从宋诗"平淡"的说法入手,通过考察宋代的文学观念变化,辨析了宋诗"平淡"说法提出的原因,并解析了宋诗"平淡"的内涵及评价标准.这说明宋诗"平淡",已经成为宋人关于诗学创作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中国的气脉出发,假若我们将古人对于诗歌的认识大致归纳为"诗歌理想"、"诗学(创作论)"、"诗学理论化、系统化"三个阶段的话,那么宋诗平淡虽未完全达到诗学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然而它已超越了一般"诗歌理想"的层面.成为宋人关于诗学创作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李调元诗学札记

李调元论诗的基本观念及关注当代诗歌评论的倾向都明显可见与袁枚性灵诗学的相通,其《雨村诗话》分为专论古人的两卷本和专论今人的二十卷本两个系统,体现了乾隆后期当代诗歌批评意识日益清晰和强化的趋向。李调元所纂《全五代诗》是现存第一部个人编纂的较完整的断代诗歌全编,在乾隆诗学中也具有独特的意义。     

周叙的诗学批评与明前期诗学风尚

周叙的诗学批评集中地体现于<诗学梯航>中,其主要内容为:以汉魏晋唐为宗的诗歌渊源论,主张师古与摹拟的诗歌创作论,辨体别格的诗歌师法路径,扬正抑变的诗歌历史发展观.考察周叙的诗学批评,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明前期诗学风尚,以更为客现地看待明前期诗学在我国古典诗学发展链接中的重要作用.     

杜甫与元好问七言律诗比较

杜甫诗歌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七律最为出色,影响深远。七律也是金代诗人元好问最擅长的诗体。他的诗歌思想内容与风格和杜甫相似,艺术表现手法也继承杜诗的精髓,同时亦自成一家。     

方拱乾诗学思想谫论

方拱乾是清初流人之一。他主张诗歌要写真性情,寄托要静而专,但诗歌亦要发挥其娱乐的作用。同时认为“诗当用人,勿为人用”,诗歌要有个性。方拱乾论诗推崇杜甫,对杜诗甚为喜爱。在此诗学观的指导下,方拱乾的诗歌为清初诗坛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金元诗歌变唐的特色与成就

学唐而变唐,是使诗歌形成自己风格与特色的最有效手段之一。金、元诗歌的变唐,是循着历史的脚步而行进的,因此从总的方面讲,可用“特色鲜明,成就突出”八字进行概括。金代诗人因变唐,而使其诗歌形成了三个表现在艺术方面的明显特点;金、元易代之际以元好问为代表的一批遗民诗人的变唐,则重点是“善学唐”于杜甫诗歌的思想与精神内涵方面;元代诗歌在初、中、晚三个时期之变唐,因时代不同而特点各异,并确立了其在诗史上的地位。     

论《诗品》诗学批评的道家思想痕迹

钟嵘《诗品》有着鲜明的诗学批评祈向。其反对矫饰,提倡以真、朴为美;以"味"评诗,引申"言不尽意"说,追求味之无极的诗蕴;反对声律,倡导诗歌自然发生,保持诗之真美。这些诗学观念,展现了清晰的道家思想痕迹。     

《诗经》阐释与毛先舒《诗辩坻》之诗学观念

作为诗话诗经学的重要成果,毛先舒在《诗辩坻》中对《诗经》多有阐释,他还以《诗经》为准的,从"诗之本源""诗之法""诗之用"等方面来构建其诗学大厦。毛先舒将诗歌的本源推溯至《诗经》,即所谓"归源《风》《雅》";他以《诗经》为标准论诗法,不但对《诗经》之章法韵律推崇备至,还以此作为作诗、评诗的准绳;他强调诗歌的社会伦理功用,倡导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     

论王昶对袁枚诗学的批评——兼及乾嘉之际诗坛传统与新变的矛盾

袁枚与王昶是乾嘉之际吴地最重要的诗坛领袖.袁枚论诗主张性灵,首重才情;王昶论诗讲格调,首重学问.对学问与才情在诗学上排序的不同,是二人论诗最大的区别.袁枚“性灵说”过分强调才情,独抒性灵,不遵守先辈作诗规范,创作求新求变,相对忽视学问的作用,导致乾嘉之际诗坛形成了一股过分推崇自我性灵的风气.王昶强调诗歌的雅正传统,在袁枚过世后批评“性灵说”及其后学的创作流弊,虽存门户之见,也体现出其企图匡扶诗教的用心.     

当代王铎文学研究综述

近年来,学界关于王铎文学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其生平、心路历程、交游、著述、诗学思想、诗文创作及诗文集的整理等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对王铎生平心迹的研究成果多且深于其著作、交游、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王铎重要著作的版本著录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王铎诗歌研究方面,侧重于探讨诗学思想,而对诗歌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缺乏深入分析;王铎文章创作几乎没有得到关注.     

谢榛论"浑"之范畴

谢榛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位有独立思想且有重要影响的诗人、诗论家.他认为"浑"作为盛唐诗歌的主要特征,是一个具有内涵丰富、多层次的理论范畴.他重视浑然,认为浑然是一种诗歌由"精"而入"工"至"工而浑"的"造物"之境,是和自然之美相似,但又充满了诗人主体的能动意识的自然之境.在理论的建构上,他将"气"和"浑"联系起来,以"气"论诗和以"浑"论诗,堪为一大创举.     

"伦理的诗学"与但丁诗学思想的特殊性

强烈的伦理关注是但丁诗学思想的最重要特征。但丁把他的《神曲》看作道德哲学,说明他从本质论上强调诗歌的伦理价值;他的诗歌形象,无论是地狱的怪诞恐怖还是天堂的和谐崇高都体现为一种诉诸道德价值的审美论,他的诗歌批评思想也表现出一种伦理评价的意识。因此可以认为但丁的诗学是一种伦理的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