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回顾与展望

我与自然辩证法结缘，不是从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而是从学习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开始的。1975年2月，正在读大学数学专业的我，偶尔在系资料室发现了《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刊登的《数学手稿》的中译本，于是进行了阅读。当时只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属于社会科学的内容，万万没有想到马克思还懂数学。当然，也不可能想到马克思     

“学科”考

在汉语中,“学科”一词古已有之,但原指科举考试的科目。现代意义的“学科”来自日本,最早见于启蒙思想家津田真道的一份手稿。手稿刊印后“学科”一词得以流行。后来哲学家井上哲次郎也使用了这个词。1870年代,“学科”传入中国,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晚清驻英公使郭嵩焘。现在“学科”在日语中有3个义项,汉语也如此,所以这个词是中日两国共通的词语。     

科学佳话可能只是传说 那个苹果并未砸中牛顿

牛顿也是科学童话的一部分。他一度被定性成“为科学献身的圣人”和“理性主义的化身”。当他死后。霍斯雷主教受命检查他遗留下的一整箱手稿时，立刻“惊恐万分地合上了箱子”。原来，箱子里并不是科学著作，而是“100多万字关于神秘事物和神学的手稿”。     

建部贤弘的数学认识论--论《大成算经》中的"三要"

“象形”、“满干”和“数”,是日本江户时代数学家建部贤弘在《大成算经》中所讨论的三个范畴 ,也是该书的纲纪 ,谓之“三要”。这些范畴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术数 ,语言晦涩 ,一直为日本数学史界所忽视。文章从中国数学文化传统出发 ,重新解读这些文字 ,提出一些全新的观点。认为在汉字文化圈数学家中 ,建部贤弘在中国象数学文化背景下 ,首次系统地阐述了数学科学的本质 ,讨论了数学研究对象及其存在性问题 ,并已接触到数学变量的讨论 ,同时对实数系给出了一种分类。其“三要”数理观是汉字文化圈数学认识论的突出反映 ,具有数学哲学意义。     

加强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更好地为四化服务

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工作的重大意义,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时代需要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需要自然辩证法,中国四个现代化需要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是时代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要求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历来重视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创立和发展了自然辩证法。马克思长期研究数学,写下了内容十分丰富的《数学手稿》,揭示了微积分的辩证     

牛顿炼金术手稿的历史境遇

艾萨克·牛顿(Issac Newton,1642-1727)的炼金术手稿是他纵贯一生的炼金术活动的忠实记录与历史见证。然而,在牛顿身后的200多年里,这些手稿一直被人锁于深箱;尽管人们并非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们遵从启蒙时代的理性法则将炼金术认定为“伪科学”,因而不愿意也不敢于正视牛顿这位“理性科学之父”的炼金术活动及其手稿。迟至本世纪50年代,这些手稿才开始被普遍地应用于科学史以及历史研究的前沿,并逐渐获得了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对于这些手稿的恰当诠释,不仅涉及到人们对牛顿其人及其思想的新理解,而     

伪造“莎翁遗稿”始末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2003年9月26日,美国华盛顿的一家莎士比亚图书馆向公众展出了200年前伪造的“莎翁遗稿”。这份伪造的“沙翁遗稿”是18世纪末,一个名叫威廉·亨利·爱尔兰的17岁伦敦少年,为了满足父亲的“莎士比亚癖”,竟然用羊皮纸等旧纸凭空伪造出的众多莎士比亚“手稿真迹”。当时,全英国的莎士比亚专家差不多都信以为真,为这些“莎翁遗稿”欣喜若狂,纷纷在手稿证明文件上签名证实它们的真实性。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传统的两个问题

本文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观点。本文第一部分指出：主张“中国古代有科学”与主张“中国古代无科学”的逻辑与方法论要求是不对称的,言有易、言无难。本文第二部分以数学为例,论述与分析了中国古代数学算法传统的科学特点及其哲学启示。     

生物数学的发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手稿中曾说到,当时数学在生物学中的应用等于零。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数学不仅已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学,而且生物数学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耸立在科学的丛林之中。     

《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

《周易》的占筮过程是一个计算过程,因而《周易》的发展是以一定的数学知识为前提的。《周易》对中国古代数学又有重大的影响:使中国古人形成独特的“万物皆数”的数学观,《周易》的以价值判断为中心的思维取向,促使中国古代数学成为一种应用数学;《周易》“命筮取数”的方法,促使计算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核心,从而使它成为一种计算数学;《周易》的以卦象为工具的“唯象思维”的特点又促使中国古代数学成为一种离散数学。     

马克思与数学及其独特的精神休养法

马克思热爱数学，几十年坚持不渝地利用闲暇时间学习数学，留下了近千页的数学手稿。马克思重视数学的作用。他把数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并认为数学是辨证法的重要源泉，研读数学又是马克思的独特精神休养法，在他惊涛骇浪的一生中的最痛苦时期，惟有数学能给他精神上的安慰和定静，马克思有许多日是在数学这个休闲王国中愉快地度过的。     

“传统数学与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在重庆举行

数学是我国传统科学中的主要学科之一,为了把数学史研究引向深入,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于5月15日至19日在重庆召开了以“传统数学与中国社会”为题的小型学术讨论会。在数学、数学史、自然辩证法以及哲学、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领域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各方面代表聚集一堂,本着寻求学科发展“生长点”和研究工作“结合点”的愿望,从不同角度认真探讨数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会议未安排宣读论文,而是分为四个单元,各围绕一个中心议题展开讨论。     

中国古算术语"金蝉脱壳"的含义及其演变

“金蝉脱壳”是用加减解决乘除运算的一种算法,是中国古代数学中,特别是珠算中比较重要、浅显易懂的乘除计算方法,后来发展成较为复杂的“凑倍乘除”“剥皮”“扒皮”等算法。一些珠算辞书或著作对“金蝉脱壳”等术语进行了解释,但各有不同,同时也存在一些缺点。文章通过追溯其源流并分析不同算书中“金蝉脱壳”及其相关术语的含义,对“金蝉脱壳”的数学含义及演变过程进行了新的研究。     

建部贤弘的数学方法论与数学思想

从数学方法论及中国宋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贯穿和算著作《缀术算经》始末的“缀术”方法的本质特征,以及书末“自质说”所反映的其作者建部贤弘的数学思想与方法论。经分析认为,该书自序和“自质说”中所反映出来的建部贤弘的治学思想,与当时的主流哲学即朱子学、阳明学思想有一定的联系,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中国的宋元理学。     

我之所爱 为我天职

正2004年11月2日,国际小行星联合会将中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1998CS2小行星命名为“陈省身星”,以此来表彰这位数学大师对数学事业的贡献。杨振宁教授说陈省身“是可以与欧几里得、高斯和嘉当并列的几何学伟人。”陈省身教授之所以能在数学研究方面达到如此辉煌的境地,是因为他对数学的热爱。从20多     

刘徽的数学理论

一、中国古代数学是有理论的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几十年来,由于李俨、钱宝琮、严敦杰等先生对中国古代数学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在国际学术界,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没有成就以及中国的数学著作都是在外来影响与启发下完成的等错误看法,已不断得到纠正。一些公正的学者用大量的事实指出上述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1959)中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仅有许多项目比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遥遥领     

数学如何重构生物学——基因组学视角

数学与关于生命的思索,两者相互锚定,具有深度的耦合性：数学是理性生命追问自己存在的重要方式。但历史上两者发生了形式上的疏离。20世纪“哥德尔革命”终结了数学对统一公理体系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也深刻地重构了生物学。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基因组学体现了生物学与新的“元数学”的相容。基因组学由关于“相互作用”的“组学”思维、多元化离散性数学实体、“共享抽象”方法塑造,超越了传统生物学对特殊物质成分的依托、关于生命本源假设之结构、关于物种关系的类比思维。这令数学与“生命”的耦合重新显式化,即以非线性、递归、反馈投射等为旨趣的复杂性思想转向。     

提出问题与学术创新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这么说过：“我想特别提到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跟着外国人的脚步走。我们往往花很大的力气从事某种猜测的研究，希望能够解决或者至少推进一步。可是不管你对这个猜测证明也好，推进也好，提出这个猜测的人，就好比老师出了一个题目，即使你把它解决了，也无非是把老师的题目做出来，还是低人一等，出题目的老师还是高你一等。……我们应该出题目给人家做。……不断地出题目给西方做，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思考和需要努力的方面。”（吴文俊：“东方数学的使命”，《光明日报}2003年12月12日）吴文俊先生将此称为是“东方数学的使命”。这是中国数学界在新时期涌现出的新思想，十分珍贵。     

一份近现代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侯仁之手稿笔记·留英期间手稿笔记》出版

正侯馥兴、唐晓峰编:《侯仁之手稿笔记·留英期间手稿笔记》,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文津出版社,2020年1月,672页,1080元,ISBN∶978-7-80554-710-7侯仁之先生在数十年学习工作中留下了大量手稿笔记,包括论文底稿、课堂讲稿、研究札记、日记、译稿、地图批注以及信札,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说,这批手迹文稿资料,是侯仁之一生治学之路的最直接、最基本的记录,反映了一位20世纪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工作历程,     

“天道”与“命数”的数学转换——数学文化中的神秘主义与理性精神之历史考察

数学的诞生,以其纯净的理性之光照亮了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征途,但也曾使许多人陷入了思想的迷雾之中.“数术穷天地”始终是中西哲人和数学家宏大的理想与不懈的追求.“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正是占星术与数学纠缠不清的历史根源.明朝学者徐光启曾愤然批评中国古代“数有神理”的思想为“妖妄之术”.回顾历史,西方科学也是从古巴比伦“占星术”的迷信,到“万物皆数”的神秘主义,然后发展成为宗教理性,再到自然哲学,最终在数学思想方法与实践精神的引导下,才创立了宏伟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