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心与《水浒传》编年

从故事编年的层面对《水浒传》进行研究,何心先生是第一人。何心先生这种做法不仅“很别致”,而且也很有意义：第一,有利于《水浒传》的传播;第二,可以为《水浒传》之成书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第三,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然而何心先生之《水浒传编年》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第一,某些事情的发生时间明显存在错误;第二,事件遗漏现象比较严重;第三,对存在于《水浒传》中的时间错乱现象重视不够;第四,把七十一回以后之事置于《水浒传编年》之外,显得不完整。     

《水浒传》编年补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其所叙之故事都与一定的时间相联系，故而可以按年月日顺序对其进行编次。研究《水浒传》的著名专家何心先生已对《水浒传》前七十一回中的故事进行了编年，至于七十一回之后，何心先生认为“年月日难以计算”，不可进行编年。其实小说第七十一回之后的时间线索虽不如前七十一回清晰、明确，但根据常理与小说的具体叙述进行推断，仍可确定其发生的大致时间，故而也可对之进行编年。     

《水浒传》神话解读

《水浒传》的创作受到中国神话的影响,其中石头神和玄女神话最为突出。《水浒传》张扬了“替天行道”的主旨,而石头、玄女神话因素就构成了“天”的内蕴,即天理与天意。不仅使小说在结构上保持内在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构思,而且在内容上强化了小说的安良、安民而匡时救世的主题色彩。     

毛泽东与《水浒传》

毛泽东对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情有独钟。建国之前毛泽东主要是借该书中的人和事以“喻事明理”；建国后，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开始对《水浒传》的题旨大义、政治思想进行分析、评判、研究。都体现出毛泽东对《水浒传》一书的深邃观察力、洞察力。     

《水浒传》考证

一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汪君对于这书校读的细心,费     

《水浒传》的道教语境

<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然而水浒故事却源远流长.世俗社会的文化曾深刻地影响了这个故事本身,并对于后世记录和加工这个故事涂上了一种鲜明的颜色.这种世俗社会的文化主要是指当时在中国广为传播的道教.水浒故事产生的时代、水浒故事传播的时代、小说成书的年代都是道教日益影响中国世俗社会的重要时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水浒故事发生、传播和成书的道教语境.     

《水浒传》主题正气论

《水浒传》通过歌颂英雄人物的反抗斗争,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贪官集团的种种罪恶,呼唤政治清明和社会公正,梦想实现与儒家传统思想相一致的理想社会。无论是对人物的塑造、对事件的描写,还是字里行间流露的感情,《水浒传》都弘扬了正气,所以,其主题就是“弘扬正气”。无斋主人的“梁山人物黑帮论”是站不住脚的。     

简论《水浒传》的语言艺术

《水浒传》的语言具有“大众化、简洁明快化、双生地域化和诙谐幽默化”的特点，它在促成《水浒传》的艺术成就上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泰山编年通史》编纂大旨

《泰山编年通史》全面记述泰山五千年历史发展、文化演进.该书在著述体式、记述内容均较前人有所突破,内容上记“实体山”与“精神山”、记“山体”与记“近域”、记“朝”与记“野”、记“史”与记“文”、记“事”与记“言”并重,同时注重新史料的挖掘、新观点的提出与新理论的借鉴,对山岳文化史编纂作了新的尝试.     

汉代《诗》学编年研究刍议

汉代《诗》学是我国《诗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已在多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的叙述方式多是纪传体式的，对汉代《诗》学进行编年体式研究的著作还暂告阙如。由于编年体研究与纪传体研究相比具有“事实的陈述先于评价分析，客观的呈现先于价值判断”的特点，因此对汉代《诗》学这一失传较早，存留材料零散的研究对象来说编年体式研究意义重大。     

钱临照先生年谱

钱临照(1906—1999年)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在我国晶体范性形变理论、电子显微镜学和自然科学史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科教事业的组织管理者,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钱先生诞辰百年之际,谨撰年谱以致纪念。     

博采众书的《水浒传》续书--《水浒中传》探赜?

姜鸿飞的《水浒中传》是一部博采众书的《水浒传》续书。它通过陈丽卿、祝永清形象与猿臂寨的更改对《荡寇志》做了全面的颠覆;通过招安、征辽、征方腊情节的改写对《征四寇》做了变更;通过预叙的表现手法对《水浒后传》做了照应。《水浒中传》最成功之处在于对《荡寇志》情节的颠覆,俞万春借《荡寇志》对《水浒传》肆意反击的一套被姜鸿飞利用,这种借续书来对其他续书发泄不满之情的作品,在《水浒传》接受史上是一个奇异的现象。     

论水浒戏中的喜剧李逵和《水浒传》中的悲剧李逵

元杂剧水浒戏和小说《水浒传》中的李逵都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在水浒戏中,李逵是个喜剧角色;而在小说《水浒传》中,李逵这一形象虽然也有着一定的喜剧因素,但是总体来看,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水浒戏和《水浒传》产生的时代背景的不同、创作主题的不同和故事流变等原因使得“两个”李逵的形象大相径庭。     

程善之《残水浒》对水浒空白结构的发现与弥合

民国程善之的《残水浒》作为水浒续作,充分发掘了《水浒传》中众多情节和人物描写方面的空白,像扈三娘的失语、众军官的出路、石碣的来历等,并将自己对国事的关注和因果思想纳入其间,还将现代的女性节义观借程小姐之口进行了阐发。尽管《残水浒》存在诸多缺陷,但作为善读水浒之作,对于水浒的接受则增益不少。     

水浒聚义故事的法理解读

中国古代"文史一家"的文学传统使得<水浒传>描写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小说主要篇幅描写了公吏生活,梁山人物中公吏和地方豪强占多数,公吏具有主导和核心地位.通过对梁山人物法律身份和上山原因的分析,并结合对宋代公吏法律地位的考察,可以看出"逼上梁山"和"农民起义"的定性并不完全符合作品实际.水浒故事实质上反映的是以公吏阶层为主体的公吏、豪强联盟与官员阶层之间的矛盾纠纷.公吏的法律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也决定了水浒故事的过程和结果.     

世俗伦理的民间特征与水浒英雄的群体选择——浅论《水浒传》的“义”

水浒英雄从聚义梁山到归顺招安有着一条内在的线索,这就是制约着众好汉的以"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世俗伦理.它是介于江湖义气和政治伦理之间的一种具有多重含义的伦理规范.它不仅使梁山英雄从分散到聚集于水泊,而且最终导致众好汉的悲剧命运.它的形成,不仅在于梁山好汉的背景,更在于故事流传过程中人为的加工.这种伦理,带有浓郁的民间特征.     

《黄香故里考辨》之考辨--与张昕先生商榷

云梦出土的“安陆市亭”陶器和载有“安陆”史事的竹简、木牍,都证实了魏晋以前“安陆”城就是今日云梦城。郦道元的《水经注》所述的“郧城”其地形地貌,与今安陆城不对号,靠不住;而杜预所言云梦城,得到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充分肯定,他在地图上标示:郧城即云梦城。近代安陆境内传闻的某些碑祠不能证明黄香故里在今安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