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政治与后期桐城派的文学表征——以吴汝纶的李鸿章形象书写为例

后期桐城派通常等同于湘乡派,而曾国藩之后,淮军文化取代湘军文化成为桐城派的最重要依附性力量。通过辨析吴汝纶与李鸿章的交往关系,梳理吴汝纶的李鸿章历史形象初次塑造,更能看清桐城派的政治观念。李鸿章是晚清现代化运动的开拓者,是淮军政治集团的领袖,在其三十年励精图治而遭遇甲午之败与庚子之乱后,李鸿章从"能臣"跌入"罪人"。桐城派后期宗师吴汝纶不遗余力为李鸿章辩诬,通过编辑出版李鸿章文稿、撰写李鸿章传记树立李鸿章的改革家形象。后期桐城派古文对淮系政治的文化建构与历史书写逻辑,是考察晚清民国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桐城派古文发展转变的重要因素。     

行善与劝善:公共领域中的政治精英与晚清地方善政——以李鸿章为个案

荒政系"仁政"之一,是政府和精英执政时的主要措施.晚清恰逢中国封建王朝权力中心下移之时,作为地方官和封疆大吏之政治精荚在地方所行之"荒政",成为晚清地方善政的主要内容.李鸿章作为当时的政治精英和封疆大吏,他所推行的一系列善政.使民安居乐业,其褒奖捐赈的劝善措施,形成政府与社会共行善举的公共意识.推进公共领域之善政,成为晚清地方善政的最具代表人物.本文即是以李鸿章为个案,来考察晚清公共领域中地方政治精英之善政的实施概况,并由此得出在晚清王权衰败之时,地方政治精英仍能在其位谋其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李鸿章与中国铁路

晚清重臣、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曾受清政府之命改编淮军,伙同英国侵略者戈登的“常胜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他掌管清王朝的外交、军事、经济大权后,在对外交涉中退让投降,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这是他的罪恶。但他领导的洋务运动,利用英、法、美等外国资本创办中国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工厂、开煤矿、修铁路、造轮船等,又做了不少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这是他的功劳。因此,我们对李鸿章这个人物,应该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他的功罪。本文拟就他对中国铁路建设的认识过程和所做出的成绩作一简要评述,以求教于史界同仁。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外交述评

外交活动是李鸿章后期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恰如其分地评价李鸿章的外交生涯,是评判李鸿章一生功过的一把钥匙。史学界对李鸿章外交活动和外交思想的研究日趋重视,涉及到对李鸿章中日外交、中俄外交、中法外交等方面,尤其对李鸿章外须和戎外交方针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曾国藩“中兴桐城”的历史语境及其作用

桐城派在有清一代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被誉为文坛正宗,影响长达二、三百年之久,但到后期已呈衰退之势,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和文学自身变革的需求.正是在这一独特的历史语境下,曾国藩通过对桐城派的改造和革新,使其再度走向"中兴",并影响了清朝末期半个多世纪.     

李鸿章的“水鸟外交”政略管窥

在晚清外交进程中,李鸿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与各国不断开展的外交过程中,李鸿章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政略,被后人形容为"水鸟外交"。李鸿章用其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力求达到均势制衡的效果。该外交政略在其前期的外交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后期的实践中,则逐渐走向了没落。李鸿章实施的"水鸟外交"政略能够反映出晚清外交的一些特征,同时也能折射出近代中国的一些时代特色。     

当下合肥淮军昭忠祠入祀人员牌位与价值

合肥淮军昭忠祠是淮军昭忠祠总祠,入祀人员以庐州籍为主,牌位数量大,以褒扬淮军将士对大清王朝效忠为目的。近来修缮一新的合肥淮军昭忠祠,供奉120块淮军将士牌位,突出对在对外战争中死难淮军将士的祭祀,以褒扬淮军将士对国家的忠诚、宣扬淮军将士爱国主义精神为主旨。当下合肥淮军昭忠祠因主旨不同于清代,被赋予了新价值,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淮军与中国近代史博物馆。     

李鸿章与“球案”

晚清时期,日本无故侵吞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引发中日琉球问题之争。清廷重臣李鸿章主张通过外交途径,以“据理诘问”的对日方针,解决纠纷;在清廷准备与日本议结“球案”之时,李鸿章又建议琉球问题“惟有用延宕之法最为相宜”。李鸿章在清廷处理琉球问题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李鸿章的浅见和软弱,导致清政府在“球案”交涉中的败局。     

李鸿章如何镇压江浙太平军

李鸿章是靠镇压江浙太平军起家的，但因李秀成说他是靠外国侵略者的帮助才做到这点的，这种说法影响了我们的历史研究。其实，李鸿章是发挥了自己的主观努力，采取了很多措施筹饷和购械，使他能够顺利地将淮军迅速建设成为一支精锐军队，因而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镇压了江浙太平军。     

晚清湖湘文化与湘乡派古文

湘乡派古文继桐城派而起,不仅与晚清社会的转型和文学自身的嬗变有关,还与湖湘文化息息相关。湘乡派由于汲取了晚清湖湘文化中的精粹,并因时代气运的影响,从而展示了它雄浑硬朗的风貌。     

潘鼎新略论

潘鼎新清道光年间举人,为报父仇创办三河团练,投李鸿章后成为淮军四大主力之一的鼎字营统帅,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官至巡抚。谅山抗法战役中因请廷态度不明造成指挥不力而遭败绩,革职回籍。     

淮系士绅与晚清庐州社会秩序重建

晚清以来,庐州社会经过长时间的灾害与战争摧残,民生重困,乱象已成,传统社会秩序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伴随着晚清淮军士绅的发展壮大,他们在基层社会保障、教化乡里、儒学传承等领域的理念传播与社会实践为晚清安徽社会带来一股劲风。他们的言论和具体实践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对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格局的演进与形成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李鸿章:夹缝中的“现代意识”

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1865年,李鸿章在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理想与现实的两难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     

李鸿章家族文化述论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于晚清重臣、淮系领袖、中国近代化先驱李鸿章的研究,逐渐由冷转热,由纯粹批判转为理性分析。本文参考有关资料,从文化世家的新角度,简要论述了合肥李鸿章大家族主要成员(父母、本人、兄弟、子侄等)学养著述、品德操行、建功立业、为人处世等情况,特别强调家族文化传承、精神遗产的重要性,认为深入研究李鸿章家族这种独特的不寻常的历史文化现象,无论从地方史,还是家族史.都是颇具标本意义的。     

李鸿章、张之洞洋务事业比较研究

李鸿章和张之洞的洋务事业主要表现在军事国防、实业建设、近代科技文化方面。比较而言,李鸿章偏重于实践,张之洞的洋务思想较李鸿章深刻些,主要表现在教育近代化和制度改革等方面。两人的洋务活动时间前后达40年,是晚清自强运动的一个缩影。而40年的洋务运动始终无法达到政治改革的层面,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我革新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是无法自我完成的。     

李鸿章与山东海防建设

光绪元年（1875），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总揽了山东海防事业。作为总设计师，李鸿章逐步开展了山东海防建设，一方面购买船舰，裁减山东旧式水师；一方面营建威海、烟台和胶州湾海防，将晚清山东海防事业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但李鸿章的山东海防建设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     

“桐城派”之名提出及其流变

"桐城派"之名最早提出者,并非曾国藩,而是道光前期的胡敬。虽然姚鼐真正创立了桐城派,但由于早年乾嘉学派的影响和晚年自身门户观念的淡泊,并没有给予定名。梅曾亮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曾国藩让"桐城派"之名广播天下。因此,文学流派的发生发展,既是个体的努力,也是文坛群体的逐渐认可与接受。     

论李鸿章的海防思想

在洋务运动中虽然李鸿章不是晚清第一个提出海防思想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使晚清海防思想走向系统,第一个创建中国近代海军的人,本文主要介绍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以及对中国海防的重要贡献。     

"党锢之祸"的现实利益与儒家文化的特质

东汉后期爆发的＂党锢之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宦官迫害文人的政治事件,在延续近二十年的＂党锢之祸＂中,清流士大夫几乎被一网打尽。＂党锢之祸＂的爆发是当时各种集团政治利益的冲突、文化冲突和士风影响的结果。     

勇营兵制的发展:淮军的建立和淮军兵制

淮军是继湘军后建立的清朝非经制兵，是继湘军之后晚清勇营的又一支重要武装，其制度基本仿照湘军，它的建立标志中国近代勇善兵制的发展和兴盛。在中国近代兵制史上，淮军既是湘军的继续发展，又是北洋新军的前身，有着承前启后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