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城乡建设用地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探究城乡建设用地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对促进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在政策量化方面往往只关注限制城镇扩张的约束政策,而较少考虑引导城镇发展的驱动政策,且多集中于整体尺度,对区域内部每个单元的差异考虑不足。研究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为例,探究其2000—2020年土地利用类型转移、景观格局演变,借助回归分析和景观扩张指数探究全域和县（市、区）级建设用地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定量化政策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2000—2020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和建设用地景观结构变化明显,建设用地的增长主要以占用耕地为主,其年变化率由1.968%提高到1.973%;景观格局分析表明,建设用地景观优势逐步增强,耕地和林地的破碎化程度上升,水域分布更加集中,整体景观趋向于离散化和复杂化;全域尺度上,社会经济因素对建设用地演变的驱动作用较为明显,每单位距乡镇中心距离增加将使建设用地扩张机会减少到原来的0.615倍,各斑块以邻接扩张式为主,扩张中心小幅南移。县（市、区）尺度上,社会经济、自然与政策因素均表现出地区差异性,交通运输用地显著增加,建设用地增长以交通建设为主。研究结果有助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实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目标,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提供引导依据。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汀建设用地空间演变及驱动力分析(2006-2016)

针对城市空间扩张带来的用地紧张浪费、用地结构失调等问题,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长汀为例,借助ArcGIS、SPSS分析工具,运用分形维数、等扇形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定量解析2006—2016年长汀主城区八大类城市用地的空间演变特征,并揭示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长汀主城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经历了"低速低强"、"中速高强"、"高速中强"3个发展阶段,城市形态逐渐趋于紧凑;城市空间扩张以外部扩张和内部更替为主且方位多元化,受地形条件影响,长汀建设用地扩张以S方向为主,老城区主要向NE方向填充;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产业和经济因素成为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力,人口和耕地因素的影响呈现不同程度的减弱趋势。该研究为优化长汀城市用地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制定合理的规划方案提供一定参考。     

杭州市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大规模的城市化对土地利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给景观格局带来了深刻改变﹒本文利用2010年和2017年土地利用数据分析杭州市的土地利用变化空间特征与景观破碎度、集聚度和异质性﹒在综合评价和比较后发现:耕地、草地、未利用地面积减少,林地、水域、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耕地与林地、城乡建设用地之间的互动作用十分强烈,城市扩张效应显著,土地利用方式较为粗放;土地利用变化和空间分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空间性规划对于土地利用变化起决定性作用;景观破碎化程度和异质性增加,景观优势度有所降低,各类用地比例更为平衡,但生态用地优势度较低、破碎化程度较高,存在生态安全风险﹒     

黔中城市群地表覆盖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地表覆盖变化是生态环境变化的缩影，研究地表覆盖变化及驱动因素可为地区生态环境恢复、资源合理利用、人地关系协调提供参考。基于Globeland 30数据，通过年变化率、转移矩阵、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黔中城市群2000—2020年地表覆盖变化及驱动因素。结果如下：1)耕地、林地、草地为城市群主要地表覆盖类型，期间以耕地、林地、草地收缩，灌木地、水体、人造地表扩张为总体趋势；2)地表覆盖转移面积呈先小后大的特点，转移方向为草地转林地、人造地表、耕地、水体，林地转耕地、人造地表、水体，耕地转人造地表、水体；3)耕地为东南角扩张其余各地收缩，林地为北部扩张南部收缩，草地为整体收缩、局部扩张，水体为整体扩张、局部收缩，人造地表为全域扩张；4)黔中城市群地表覆盖变化受地形、气候、人口、经济、交通、政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并且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总体呈增强效果。     

南昌市城市扩张与耕地变化相关性分析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以土地为依托的城市扩张对耕地总量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以南昌市为例,将其均分成8个扇形区,研究南昌市的城市扩张时空演变和扩张模式、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以及近15 a的城市扩张与耕地总量的相关性。结果表明:1)自2000年以来,南昌市一直以一定的速度向外扩张,其扩张过程呈现先增速后减速再增速的趋势。主要沿南面、西南方向、西面、西北方向扩张,并主要以边缘型扩张为主导;2)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总体上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但在对耕地进行保护的基础上,耕地面积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多; 3)在2000-2005年和2010-2015年期间,城市扩张与耕地量显著相关,在2005-2010年间,其相关性较低。研究结果说明了城市扩张占用的主要土地类型是耕地,对南昌市的可持续扩张与耕地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田园资源禀赋导引下碧云峰村农业产业用地规划研究

当前,乡村农业产业用地规划主要依据发展定位和理论优化产业用地布局,对于田园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多有忽略,造成田园资源和用地布局之间缺乏相应的联系﹒以益阳市碧云峰村为例,引入田园资源禀赋理念与农业产业用地规划相结合,分析两者要素之间的对应关系,针对农业产业用地现状问题,并以“打造三产融合的产业新村”为目标,提出从政策引导、结构控制和分区塑造3个层面营造乡村农业产业用地空间,进而得出完善产业用地政策,拓展农业产业用地空间;调整用地结构布局,构建多元复合用地空间;打造多元融合模式,形成特色产业用地分区的规划策略,并将这些策略应用于碧云峰村农业产业用地规划实践﹒     

福州市主城区土地覆盖变化对城市生态脆弱性的影响分析

基于福州市主城区2000-2014年土地覆盖数据,采用VSD模型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通过暴露度-敏感性-适应潜力获取生态脆弱性,探讨土地覆盖变化与城市生态脆弱性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土地覆盖类型的生态脆弱性水平差异显著,林地以微度和轻度脆弱为主,耕地主要表现为轻度和中度,且整体呈上升趋势,建设用地以中度、中强度和强度为主,区域差异明显且脆弱性水平逐期向强度脆弱转化,未利用地以中强度和强度为主;林地和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造成的生态脆弱性变化最为显著,生态脆弱性程度加深,且盆地地区比山地丘陵地区变化更为明显,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转化为林地、未利用地转化为耕地,其生态脆弱性降低;研究区土地覆盖变化程度增强,且整体上造成城市生态脆弱性的提高.     

南昌市城市扩张适宜性分区和预测分析

城市扩张的适宜性分区能为城市规划的编制提供参考和依据,城市扩张的预测分析又能为城市发展方向和布局提供一定的导向性。以南昌市为例,首先对城市扩张源进行分级,建立南昌市城市扩张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应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UEER)对南昌市城市扩张适宜性进行分区,最后利用ANN-CA模型对南昌市2025年城市扩张进行预测。结果显示:1)对南昌市城市扩张进行适宜性分区,可以划分为高度适宜扩张区、较适宜扩张区、较不适宜扩张区、不适宜扩张区和不可扩张区等五个区域; 2)预测结果表明,南昌市城市扩张主要方向为新建区和南昌县,呈现集聚式发展,城市发展主要占用了耕地及少部分农村居民点用地,未来城市发展规划中要加强对耕地的保护。     

基于分形理论的城市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贵阳市为例

以贵阳市为研究区,以2010、2020年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为基础,采用分形理论探究贵阳市土地利用的变化速度和幅度,并分析贵阳市土地空间结构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贵阳市主要以耕地和林地为主,研究期间耕地、林地、草地等农业用地面积下降,建设用地和水体面积增加显著。(2)研究期间贵阳市各地类分形维数相差较大,整体边界维数呈上升趋势,形态维数下降,说明城市空间结构不规则性增加,城市土地利用复杂化,紧凑性降低。(3)贵阳市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是自然、人为因素共同导致的,尤其是经济与政策的影响。     

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分析*——以重庆市两江新区为例

城市化是当前社会发展关注的重点问题,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是城市化的最主要形式之一,对典型区域城市建设用地进行研究,可为当地及类似区域城市规划和科学发展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以重庆市两江新区2010—2018年自然、社会、经济数据为依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两江新区城市建设用地时空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两江新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趋势呈先快后缓;扩展区域集中在"四山槽谷地带"和嘉陵江沿岸;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主要来源为耕地,以及少部分林地和园地;扩张的主要时间驱动因素为GDP值和第二产业占比,主要空间驱动因素为河流、坡度、距行政中心和距主要高速公路距离;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受多因素影响,在长时间序列下主要受经济因素影响,在空间上受自然因素影响大。     

基于“3S”技术的湖南安仁县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分析

为更加深入了解城镇化背景下县域土地利用类型和景观格局变化,研究以"3S"技术为手段,以湖南安仁为案例,分别对2006年和2016年土地利用类型进行解译,分析此期间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并分别计算各年份多种景观指数﹒研究结果表明:林地和耕地一直是安仁县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研究期间,耕地面积有所增加,林地面积有所减少;建筑物面积有所增减,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主要向耕地转化;景观破碎化程度在降低,景观多样性增加,斑块分布更加均匀稳定﹒研究认为城镇化进程给县域森林景观保护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城镇化进程中,坚持生态原则,实施生态规划,对于景观保护和景观格局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能够为县域尺度生态规划提供参考,对县域景观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景观格局时空变化研究

准确把握乡村振兴背景下民俗文化区景观格局变化,是实现民俗景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基于Landsat遥感影像解译得到土地利用数据,计算相应的景观格局指数,分析2000―2018年通道侗族自治县土地利用类型及其景观格局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趋势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其中,耕地和林地呈现出减少趋势,其他类型呈现出增加趋势﹒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动态程度表现出差异性和阶段性,其中,耕地的动态度变化最为明显,而林地的动态度变化最弱;2000―2015年动态变化不明显,2015―2018年动态变化较为明显﹒不同类别的景观格局指数表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其中,斑块密度、多样性、Shannon均匀度等指数均表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结合度指数表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态势,分离度指数表现出先增长后减少的态势,蔓延度指数表现出逐年减少的态势﹒因此,研究区未来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应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保护生态景观增加人类福祉﹒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陕西秦巴山区林地变化驱动力分析

【目的】探究陕西秦巴山区林地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素,为林地保护和林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依据。【方法】基于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分析秦巴山区2000—2018年林地变化及其景观格局的时空特征;选择自然、社会经济和地理区位3类共12个影响因子,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对秦巴山区林地增加和减少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2000—2018年秦巴山区林地以净增加为主,林地净增加39951.72 hm²,增加主要来源于21.83万hm²耕地转为林地,占林地转入总面积的94%。自然和地理区位因素是陕西秦巴山区林地转化的最主要驱动因素。海拔、到城镇的距离、年均气温倾向率、土壤有机质含量、坡度≥25°、到农村居民点的距离等是林地增加的主要驱动因子。海拔、坡度≥15°~25°、到城镇的距离、到道路的距离等则是林地减少的主要驱动因子。【结论】退耕还林等生态修复工程的有效实施是秦巴山区林地增加的重要原因,而林地减少则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自然和地理区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陕西秦巴山区林地变化驱动力分析

【目的】探究陕西秦巴山区林地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素,为林地保护和林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依据。【方法】基于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分析秦巴山区2000—2018年林地变化及其景观格局的时空特征;选择自然、社会经济和地理区位3类共12个影响因子,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对秦巴山区林地增加和减少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2000—2018年秦巴山区林地以净增加为主,林地净增加39951.72 hm²,增加主要来源于21.83万hm²耕地转为林地,占林地转入总面积的94%。自然和地理区位因素是陕西秦巴山区林地转化的最主要驱动因素。海拔、到城镇的距离、年均气温倾向率、土壤有机质含量、坡度≥25°、到农村居民点的距离等是林地增加的主要驱动因子。海拔、坡度≥15°~25°、到城镇的距离、到道路的距离等则是林地减少的主要驱动因子。【结论】退耕还林等生态修复工程的有效实施是秦巴山区林地增加的重要原因,而林地减少则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自然和地理区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哈长—辽中南城市群扩张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为了探究东北地区城市扩张无序与经济发展缓慢的症结，基于DMSP， VIIRS夜间影像与城市统计数据，以哈长-辽中南城市群172个区县构建了城市扩张热点等指数，定量揭示了城市群时空扩张路径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城市群扩张在2005—2009年期间达到了高峰，之后扩张速率持续下降，中心城市资源集中，次中心城市发展乏力;城市群扩张整体表现为环哈长-大庆及辽中南经济带为中心的向心集聚特征，其西部比东部扩张快，南部比北部扩张快;城市群扩张的驱动因子整体上以第一、二产业，人口及GDP为主.从时空趋势看，产业结构调整、人口流失及经济增长疲软等是城市扩张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可为哈长-辽中南城市群未来发展的规划提供参考.     

城市化背景下的衡阳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在概述衡阳市城市化过程基础上,文章进行了衡阳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衡阳市自1994年到2007年土地利用变动的总体方向是耕地和未利用地向林地、园地和建设用地转化,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强度呈现出阶段性和波动性特征,且地区差异性大。作者选取了10个有关城市化驱动因素变量,构建了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模型,模型显示衡阳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顾及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均衡的宜昌市生境质量多情景模拟研究

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发展方向与生态保护目标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矛盾冲突,通过均衡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能够促进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耦合协调。以宜昌市为研究对象,耦合PLUS—InVEST模型并结合标准差椭圆分析,以2020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基础,模拟自然发展、经济发展以及生态保护3种情景下2040年宜昌市生境质量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宜昌市主要发生变化的地类为耕地、林地以及建设用地,其中林地与耕地为主要的转出地类,建设用地为主要的转入地类;2)在不同模拟情景下,建设用地扩张方向均由西南向东北收缩,城市扩张强度减缓,建设用地扩张强度重心并开始由东向西进行迁徙;3)在自然发展和经济发展情景下,宜昌市生境质量在未来均呈现衰退的趋势,而在生态保护情景下,宜昌市生境质量有所恢复。通过模拟未来不同政策下土地利用方式改变来反映宜昌市生境质量变化情况,为均衡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有着重要意义。     

1980—2013年潮汕地区建设用地扩张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通过1980—2013年潮汕地区6期基于遥感影像的土地利用数据,运用GIS分析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33年间潮汕地区建设用地扩张的变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统计数据、政策因素对该地区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结果表明:1980—2013年整个潮汕地区的建设用地面积扩张了1 230.87 km²,建设用地面积扩张速度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当地建设用地扩张,以占用耕地为主,占用比例高达72.19%,但2000年后耕地侵占量明显下降。水域在1980—1995年潮汕地区建设用地扩张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贡献了期间仅次于耕地的建设用地扩张面积来源。近年来林地和草地被侵占的面积总量和比例呈现上升趋势。经济和人口是潮汕地区建设用地扩张的最主要驱动力;此外,耕地保护和“三旧”改造政策的实行有效地制约了潮汕地区建设用地扩张及其对耕地的侵占情况。在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当地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引导建设用地扩张并重点保护耕地资源。     

基于RDA的县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力研究

为了定量分析各种自然及人为因素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作用,研究以农牧交错区典型县域山西省左云县为例,在分析该区1990~2010年的土地利用/覆被分布、变化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冗余分析方法研究其驱动力。结果表明:1)土地利用/覆被类型以耕地、林地和草地为主,各类型土地之间的转移以耕地和草地转移为林地、耕地与草地之间互相转移为主;2)土壤有机碳含量、高程、人均GDP、人口密度等LUCC最重要的驱动力;3)耕地、草地转移为林地,以及耕地转移为草地主要受到年均降水量、高程等自然因素的驱动,而草地转移为耕地则主要受到人口密度、人均GDP等人为因素的影响;4)RDA可以有效提取县域尺度LUCC的驱动力而驱动力源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     

贵阳市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以贵阳市2000年、2005年、2010年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依托Arc GIS、IDRISI等软件平台,分析2000—2010年间贵阳市土地利用变化。从自然、社会经济、可达性等方面选取6个驱动因子,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贵阳市各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10年间,贵阳市土地利用变化显著,建设用地、林地大幅增加,耕地大幅度下降,且耕地是建设用地、林地的主要转入来源;2)2000—2010年,各地类平面重心均发生迁移,建设用地平面重心变化幅度最大,耕地平面重心迁移方向与建设用地相反;3)各地类与驱动因子的Logistic回归模型的ROC值均大于0.75,能很好地模拟土地利用变化与驱动因子之间的关系;4)在喀斯特山区,坡度、高程、距居民点距离对贵阳市土地利用格局的形成及演变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