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时期庐江何氏与琅邪王氏婚媾交游考——从一个侧面看庐江何氏门第与地位得以维系之原因

东晋南朝时期,士族社会不同家族往往世代通婚,交往密切。庐江何氏家族本为兴起于魏晋之际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一个重要的因素便在于世代与琅邪王氏家族通婚和交往,得到了王氏权势人物的提携。特别是东晋王导扶持何充,使其位列宰辅,奠定了其家族门第的基础。萧齐时代,王俭对何氏家族人物多有表彰与提携。当然,这种家族间的通婚与交游,何氏代表人物也有帮助王氏的事例,从而影响到王氏家族的发展。     

论东晋南朝时琪琅邪王氏之家风与家学

琅邪王氏是两晋南朝时期最兴盛的世家大族。以“与时推迁”为突出特色的家风，使其家族在频繁的王朝更迭中少受冲击。其家族化尤重礼法制度，在宗族内讲求孝友，于国家则擅长朝仪典制。在化思想方面又注重广泛的包容性，使其家族能够长时间充满活力，保持较高的社会地位。     

魏晋及南朝碑额书法研究

碑额是一品碑刻的题额部分。由于东汉中期以来碑刻开始盛行,因此产生了大量书刻精美的碑额,其中以汉魏隋唐时段碑额最具文献与艺术研究价值。选择魏晋及南朝时期的碑额书法为研究对象,集中考察该长时段相关地域中碑额的存世状况、时代特点、书刻风格等问题,并就部分有笔法争议的碑额作品进行简要的考辨,以填补目前书法史关于碑额类型研究中魏晋南朝时段的空白。     

三国两晋时期颍川郡佛教述论

三国两晋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土的初期阶段,当时的佛教活动中心北方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南方则在建康,而邻近洛阳的颍川郡（主要集中在郡治许昌）也有数位高僧的驻锡和游锡。高僧的佛教活动对颍川郡乃至中原的佛教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两晋时期,许昌几易胡汉政权之手,政局不稳严重阻碍了高僧硕德在该地区传法弘教,故对此时的佛教活跃程度不宜估计过高。     

略论魏晋南北朝佛教寺院的公益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慈善公益事业,因受佛教慈悲观念和＂福田＂思想的影响,佛教寺院和僧人在社会上进行了广泛的慈善公益活动,他们参加到世俗的社会生活当中,赈灾济贫、行医施药、凿井修桥、保护生态环境,为当时的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对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东晋南朝两性关系概论

东晋南朝两性关系在继承以往的风俗之余,在男女定位、婚姻以及妓女产业和通奸方面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和特点,士人也在情与礼中挣扎.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早已形成的礼教继续扩散其影响,影响着社会的运转;社会观念的变迁,审美之风的转变;时人耽于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中,困惑于人生的短暂、人事的无常,因而更加注重追求生活的乐趣与享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航运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是北方地区水上交通的大动脉。曹魏及北魏等北方政权对黄河航运积极开发,三门峡及其以东峡谷航道不断得到整治。黄河上游部分河段及整个中下游河段都有航运利用。“黄河也曾千帆过”是这一时期并不少见的情形。受水文及政治因素影响,各河段的航运状况不尽相同。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措施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儒家仁政思想、中国古代天命思想和佛教慈悲思想影响,统治者秉承汉代遗风,以政府行为为主,通过安置流民、赈灾济荒、医疗救恤、社会养老、军人优抚等手段来实现社会保障。这些保障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社会弱势群体,缓和了社会矛盾,为发展社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包装设计中的中国元素

与中国魏晋南北朝同时期的日本包装设计,虽然有着明显的本土特征,但更多地是深受中国包装设计材料、外形和构图等要素的影响,或隐或现地体现着中国宗教、民俗、工艺和书画艺术等民族文化的风采,凸显着交流与融合无国界的现代设计思想。     

魏晋玄学之解读

玄学是两汉经学的转化形态，玄学不玄，外玄内儒，其内在价值导向还在儒学。可从三个方面对玄学进行解读：政治层面上，玄学是名教遭黄巾起义冲击，统计阶层本身破坏，以及经学家自身的逾越而陷入危机后，魏晋名士们为挽救名教，以服务于现实政治为鹄的，援道入儒而兴起的哲学思潮；哲学层面上，玄学是从两汉神学目的论转变为“有无本末之辨”的本体论，实现了哲学思维的转变与跃进，为现实统治进行本体论论证；价值层面上，玄学是魏晋名士试图从不同路径建构新的价值体系的尝试。     

乐园神话与魏晋南北朝游历仙境小说

乐园神话的世界是一个神、万物、人构成的体系,这里没有战争,没有压迫,自然无为,和平安逸,自得其乐,是一个美好的乐园。乐园神话对魏晋南北朝游历仙境小说具有深远的影响,主要包括不死观念、地理定位和乐园的构设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