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简论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五四运动时期文化变革的发生，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新文化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经过了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实践的历史经历，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变革相结合的体现。研究民主革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及其基本特征，对于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关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对管理的价值探究

管理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差异,管理工作属于行政组织范畴,思想政治教育属于宣传教育范畴,然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向经济管理领域的延伸和人本管理的文化方向发展是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管理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实现柔性管理与员工自我管理的重要方法;开发文化资源和开展文化管理的重要手段。     

五四新文化在浙江的传播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这段时间中,浙江是全国新文化运动最活跃的省份之一。研究我省这段历史,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都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本文仅就五四新文化在我省的传播,作一简要的概述。新文化在浙江的传播,既反映了五四时期共同关注的一些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思想的紧迫问题,又反映了浙江的特色。概括起来,有如下四个方面:     

“病态群理”与“新旧调和”——重读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西文化界明确意识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在此语境下,章士钊以＂新旧调和论＂为基础,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围绕＂文化＂、＂新旧＂、＂文化运动＂等概念,分析了新文化运动的＂病态群理＂,在中国现代文化应该如何发展问题上,与＂新文化运动＂形成对话交流,其中隐含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潜能和动力所在。     

“救亡-启蒙”论及其学术影响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出现的“救亡-启蒙”论,以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在当时切合了投身中国革命又经历“文革”的一些人的反思,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救亡-启蒙”是追求“启蒙”的中国现代史叙事,作为新的历史解释模式,突破了传统“革命史”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我们带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新的研究角度,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在“救亡-启蒙”论中,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原点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五四运动中救亡是否压倒了启蒙等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议题.这些观点上的争鸣,是思想界重现“百家争鸣”现象的重要表征.     

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价值及其联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化模式,功能的发挥是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效能的发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实现的关键问题,价值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生活所具有的功能而生成的存在合理性,二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价值依赖于功能,功能具有现实的价值性,两者都具有有限性与时代性。     

礼治 乐治 民治 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系统工程

礼治、乐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民治(民主政治)、法治是西方近代以后形成的政治理念,属于人类文化优秀的思想成果。两者有机结合,形成为政、治国的系统工程,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科技思潮的百年变迁

近代以来科技思潮的主线即是对科技的认识。鸦片战争至新文化运动前,内外交困下对于技术学习的现实选择成为主要内容。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科学的大旗,则将国人对于科技的认识扩展到来了精神层面。建国后,中共在＂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著名的论断基础上,将新中国的科技事业不断推进到新的高度。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文化认同与理想信念教育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良好机遇与全新挑战。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高校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积极探索文化认同与理想信念教育两者的辩证关系,将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创新理想信念教育紧密结合,积极拓展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针对性以及实效性。     

李大钊与《我们的政治主张》

《我们的政治主张》是以蔡元培、胡适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针对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状况所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该方案集中体现了他们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解与把握,把实现有序的社会政治寄托在＂好人政府＂身上,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范畴。同列签名序列之中的李大钊,则是中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社会革命,他与前者之间似乎不应发生关联。李之签名,应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其联盟思想应是导致他签名的主要原因,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的设想也有一定影响。     

庄子的政治哲学思想及其影响

传统观念大多认为庄子的思想是消极的,不太关注于现实政治的,其实庄子是非常关注政治生活的,庄子认为人始终是无法逃脱出政治生活的。与此同时,庄子也清楚地认识到了当时政治生活极度黑暗的一面,这和孔子认为当时社会＂礼崩乐坏＂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庄子的思想则更强调顺应＂道＂的要求来实进行社会治理,＂道＂是庄子哲学的核心,也是庄子政治哲学的核心,表现在具体的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无为而治,道通为一,柔弱不争等特点。同时庄子这种政治思想也对后世的政治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翻译多层面视角下的异化和归化

异化(foreignization)和归化(domestication)作为两种主要的翻译方法历来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从翻译的文化层面,篇章层面,句法结构层面,词语层面以及语音层面探讨异化和归化在各个层面的适用性.文章认为应当针对不同层面翻译的特点,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或重异化,或重归化,或兼重两者.     

赵彦卫“诗笔”概念的变迁

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认为唐人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一命题为现当代小说研究者们所普遍认可,并被广泛引用。但＂诗笔＂概念的具体含义在各位学者笔下却大不相同,李剑国、石昌渝认为主要是指小说所具有的诗歌的意境和情绪;吴志达、林辰、程毅中认为是指小说中穿插的诗词;而王恒展、孟昭连则认为二者兼而有之。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寅恪和他的高足刘开荣却认为诗笔是指存在于小说之外的与小说相配并行的诗歌。＂诗笔＂的本义应该是指小说中具有诗歌形式的韵语,但当代学者用＂诗笔＂来指称诗歌的意境和情绪,也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     

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新探索——《隐逸诗人的历史影像——陶渊明经典化研究》读札

文学经典问题是近三十年来全球学术界讨论热烈的一个重要话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传统的文学经典理论主要面临着两大＂挑战＂。其一,文学经典本身面临被＂解构＂的危机。事实上,那些早已被传统认可的经典,在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面前,都会遇到挑战。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言文学顷刻被打倒;＂文革＂期间,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经典都被当成＂毒草＂而遭到横扫。而在当下,视觉文化、新媒体文化与消费文化完全占据了文化传播的中心,文学经典则退居边缘，似乎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主体间性的哲学理论提出后,已经运用到很多学科中去。以往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取得过很大成绩,但由于环境的变化及其本身存在的缺陷,这种＂主体—客体＂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逐渐被更为合理的＂主体—客体—主体＂的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所取代。倡导平等对话、相互理解和人文关怀的＂交往式＂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已成为消除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困惑的手术刀。     

浅析企业文化建设同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这不仅关系到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深入和发展,也关系到思想政治工作改进与创新的问题。因此,从两者的共性基础出发,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就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有效结合等问题进行探讨。     

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高等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强调育人为本、德育为先。高校校园文化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高校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层面、行为文化层面、活动文化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内涵，具有引领指导、凝聚整合、熏陶塑造、调适激励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浅谈墨家＂侠＂文化对后世传统武德思想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对墨家文化和中国武术传统道德思想的有关层面,并以侠文化为共同桥梁进行分析,通过主要对侠与信,侠与义,侠与勇的紧密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墨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武术道德思想的形成有着极深的影响。另外本研究认为,挖掘武术文化中精神财富的潜质,使读者更加了解我国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武术的传统美德,并实现由＂术＂至＂道＂的升华,对于武术的全球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日本节日文化的现代形态——以日本都市的元旦文化改编为题材

与中国在纪年采用西历的同时很多传统节日仍然延续农历行事的状况不同,日本在推行西方历法之后出现了传统节日适应于西历的现象,如新年元旦虽以西历日期为准其内涵却是农历新年的习俗。但因为国家意识、人口流动、媒体宣传以及商业资本等原因,这种被认为是＂传统＂的元旦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版的元旦文化其实只是各类文化元素的集合体所形成的一种抽象的形象化而已,已经不存在具有整体面貌的元旦文化了。但民众在其中选择自己喜好的文化元素,即使发生某种变化也在体验实际而具体的节日文化所带来的快乐,其变化所反映的勃勃生机以及创造性正是现代日本都市社会的节日文化之传承本质和继承方式。     

量词形式对汉语名词所指“有界”、“无界”事物的影响——从事物的“有界”、“无界”判断,看汉、英语社会对事物的感知方式与文化类型差异

文章从广义的文化修辞学角度,探讨了现代汉语名词对＂有界＂事物的表达。针对汉语的个体名词有一部分的所指是＂同质＂事物的事实,认为汉语的个体名词所指事物的＂有界＂与＂无界＂性质不适合用＂同质＂与＂异质＂标准来区分,但可以靠个体量词对事物空间外形的＂定型＂特征来区分,并认为对现代汉语名词所指事物的＂有界＂与＂无界＂性质判断,更适合采取事物的外形是否＂定型＂的＂定形＂标准。这种＂定形＂标准能充分反映出汉语名词特有的形式标签＂量词＂所具有的表形特征与汉语名词特有的个体量词这一形式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汉语的名词是属于所指事物在汉语社会的认知中＂外形突显＂的事物类型;同时,这种＂定形＂标准与有可数与不可数名词之分的语言所适合采取的＂同质/异质＂这样的＂定性＂标准,具有语言类型学意义上的互补性。文章认为,汉语名词所表现出的在事物空间＂有界＂、＂无界＂方面偏向外形的认知特征,反映的其实是汉语社会对事物的概念思维判断上的＂具象性＂文化特征;这种来自语义范畴这个语言最底层也是最终决定性方面的反映,较之语言的其他层面诸如文字、词汇、句法结构等,更具有深层隐秘性与真实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