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源于性情之正--宋代性情观念与诗学

随着宋代道德形上学与心性学兴起，宋儒重新阐释了人性，并提倡涵养性情之正。由此传统的诗学命题亦受到改造，“吟咏情性”一变而为“诗本源于性情之正”，诗歌从性情的写照变成性情之和或性情之正的自然流露。考察了宋代主流性情论的特点及其对诗学的影响和渗透，并展示性情之正要求在为人与为诗上的一致体现。     

程恩泽诗论对郑珍的影响

程恩泽诗宗韩愈、黄庭坚,而诗论则重在凸显山谷诗学的"学问"、"脱俗"要旨,反映为"性情又自学问中出"、性情"包孕"学问、性情"深厚""庄雅"的重要表述,以及为诗须"引证赅洽"的创作主张.在考据成风而"神韵"流于虚廓、"性灵"堕落浅浮的晚清之世,对学问和脱俗之旨的异代强调彰显了"学人之诗"的独特品格.程恩泽诗论对郑珍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虽其规模韩、孟,又出以元、白面目,但一归于学问、脱俗二途.而与程氏诗论和山谷诗学相符若契.     

关于中国性情论史的学术思考

性情论话题,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既不断地发展深化,而又长期地变动不居。中国哲学伦理思想史上的性情论,一方面以＂情＂激活了传统思想中某些已失去活力的部分,如礼乐、人性论等;一方面又十分警惕非理性的情、欲可能走向自由无限性的倾向。对于性情论这一中国哲学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存在,过去哲学史、思想史界对它的研究,受到两种情况的制约,一是西方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认为先秦之＂情＂无＂情感＂义的陈见;二是反映先秦诸子性情论思想之文献的缺乏。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上博简《性情论》等先秦文献的被发现,使先秦儒家的重情思想和性情论思考浮出水面,并受到格外关注。准此,中国性情论史研究特别拈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先秦及后世性情论的基本形态,尝试对它们作一学术流变史的会通贯释。这有助于促动学者重新检视传统人性论内部结构的变化,为传统儒家思想的伦理基础重新定位,并包孕了平衡当代新儒家学者过度集中在心、性等概念上的诠释策略。从学科及学术思想的视野,中国性情论史研究在学术思路上应十分注重哲学伦理学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基础性与规约性,同时又注意从学科、学术交融中形成学术个性。     

古典诗学研究的新理路——评魏中林教授近著《古典诗歌学问化研究》

"性情"与"学问"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两大命题,如果说中国文学强大的抒情传统决定了"性情"是古典诗歌占据主流地位的诗学主题,那么"学问"则是古典诗歌创作与批评史中静默潜流的另一支。与诗歌性情化课题的蔚然成风不同的是,迄今为止,学界对古典诗歌学问化问题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片段、不     

沈德潜诗学思想的调和意味与文化内涵

沈德潜的诗学思想是调和"格调论"与"神韵论"、"性情论"而构成的。他的理论使格律声调等形式要素、优美壮美等美学要素与抒发性情、复归雅正等内容要素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既避免诗性抒发的空疏自赏,又保持诗学立场的中和稳健。但是他的这种"调和"毕竟是以儒家传统诗学思想为旨归的,从可观察的文化形态看,沈德潜诗学思想的实质与当时主流文化思想的价值趋向相互照应。从深层次的文化结构看,沈德潜诗学思想的构成可谓兼容成分有余,而创新成分不足。它折射出的是一种"圆形结构"的文化心理。     

诗之美·诗之境·诗之作——论王士祯“神韵说”的三个层面

清初王士祯标举神韵,通过细读其论诗之语,可以将其＂神韵说＂的要义提炼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诗之美＂,是＂传神＂与＂余韵＂的结合,第二个层面是＂诗之境＂,是＂禅境＂与＂诗境＂的融通,第三个层面是＂诗之作＂,是＂兴会＂与＂性情＂的共鸣。由此可以为＂神韵说＂建立一个包括作者、作品、读者、世界这四要素在内的基本理论框架。     

浅议方回的宋诗观

方回,宋末元初的诗歌理论家、批评家。他的诗学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对宋诗的推崇：＂宋诗学唐而过之＂。在其著作《瀛奎律髓》尤能看出他的的宋诗观。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复调解读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含有复调特征,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诗学是对话性的诗学,也是文化诗学,因此本文从＂复调＂的视角对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诗学进行深层次的解读。     

性情论之变迁与"诗缘情"的形成

战国思孟学派开始将天命论转入性情论讨论,诗＂言志＂说逐渐向＂缘情＂说转化,屈原明确地表述为＂发愤以抒情＂。两汉学者因重于讨论天人感应,试图调合性情之论,但受制于＂言志＂说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约束,并没有真正解决＂缘情＂与＂言志＂的逻辑矛盾。魏晋之际,随玄学思潮而复兴的性情论,将个体性情的表达提高到超越群体意志表达的高度,为缘情理论提供了更为深厚的理论给养,从而促成了＂诗缘情＂说的最终成型。     

王夫之诗学"一意""一笔"论新识

诗歌艺术的内容与形式问题历来是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艺术表现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独特新颖的意见,其中之一即是著名的"一意"一笔"说.这个诗学见解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是别具一格的,是联系船山诗学"以意为主"和"诗道性情"两个命题的内在枢纽,旨在创造一种纯净的诗美.     

“托辞”：方玉润的诗学修辞论

清代滇籍学者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在中国传统《诗经》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被誉为清代《诗经》文学读解的扛鼎之作。方氏解《诗经》的诸多精到之处,论者已多有论及;唯其所标举的＂托辞＂却鲜有人注意到,而＂托辞＂正是其＂原诗人之始意＂的重要方法,也是其判定＂诗＂与＂史＂之分界及拓展诗之＂言外意＂的重要手段。当然,＂托辞＂的泛化也是方氏诗学不可回避的缺陷。     

蒋士铨的诗学思想

蒋士铨是清代著名文学家,“乾隆三大家”之一.他不仅诗文、戏曲写得好,他的诗学理论也很有见地.在发生论上,蒋士铨认为“自古风骚皆郁勃”,继承和发挥了不平则鸣的传统诗学精神;在创作论上,蒋士铨主张写诗应抒其性情,与时代精神相适应,创造性地提出“人各有性情”的观点;在鉴赏论上,蒋士铨在审美上崇尚自然和豪放诗风,即他自己所说的“真人气”与“风云气”.     

望今制奇 参古定法——评邓新华教授新著《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

邓新华教授新近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是目前国内最为完备的一部有创新有特色的中国古代接受理论史著作,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曾提出＂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文学继承和创新原则,笔者认为以此来概括该著的理论特色甚为允     

东原“心知”之论及其性情思想的学术思想史索解——戴震关于性情问题的思考之二

戴震认为＂知＂是必不可少的人性＂三要素＂之一,是人的类本质,也即人禽之间的根本差异。＂知＂的功用的发挥又赖于＂心＂的作用。人之＂心知＂在认知中出现偏差和不足,是由于＂蔽＂。戴震以汉学立场和训诂考据的工夫,裁断宋明儒心性论、性情论的话语内容和方式,主要来自佛禅。他作《孟子字义疏证》,以重建孟学原貌自期。但这部著作基本上是在内外学术压力下撰成的。可以说,戴氏作《疏证》,意不全在批驳宋儒,也不在准确地体显孟子之学,而是要表达其在人性、包括性情方面的新思考。戴震主张情与理应体现在建构一种正当而合理的人、我关系方面。这接近哈贝马斯所谓＂交往理性＂的思想,它对于我们理解东方思想哲学的现代价值是有意义的。宋儒、清儒都未曾有幸亲睹先秦孔、孟之间的一批儒家简牍文献。这批上世纪90年代面世的地下简本文献,揭示了传统儒家的性情论思想并非与本土文化资源没有挂搭。     

从《聊斋志异》评点看冯镇峦的小说观

冯镇峦是著名的《聊斋志异》评点家。他评点《聊斋志异》的重要特点是对文章之学,尤其是时文文法的借鉴。其人物塑造的＂性情伦次＂说、情节设置的＂以文不以事＂说、结构安排的＂跌宕起伏＂说,以及对小说教化功能的阐释都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小说评点理论。     

《红楼梦》“草蛇灰线”之隐笔探微

＂草蛇灰线＂是中国小说艺术中一个独特的创造,经由曹雪芹的意匠经营,将之发挥到一个超迈往古的神奇境地。结合《红楼梦》评点史料,梳理＂草蛇灰线＂在书中的作用,可将《红楼梦》之＂草蛇灰线＂分为隐线、隐喻、隐设三种。     

王夫之“和谐”诗学及其当代意义

王夫之除了在哲学、史学、经学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外,在诗学研究方面也卓有建树,被誉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集大成者。王夫之的＂和谐＂诗学主张为：一是诗歌一定有益于陶冶性情,有益于消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从而凝聚人们的情感和人心,维护社会的稳定,抵御异族的侵略;二是反对树立门庭,形成宗派,引起纷争;三是诗歌必须要做到＂文质之中＂。     

综论林庚先生对中国诗学的贡献

林庚先生毕生创作并潜心研究中国诗歌,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中国诗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提出的＂节奏音组＂和＂半逗律＂的理论创见,丰富了对于中国诗歌民族形式的理性认知,并为格律新诗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石;他在＂楚辞＂、唐诗和诗歌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开创了中国诗学研究的新局面;他人格精神的诗学价值对于当下中国诗界也具有示范意义。     

浅论“诗可以怨”观念的传承与流变

＂诗可以怨＂是中国诗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理论命题,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流衍出＂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主张,对中国古典诗歌理论及其创作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梳理这一诗学源流传承和流变的历史脉络,从而凸显其重要价值。     

钧窑名由及钧瓷源起刍议

窑以地名,钧窑名称之由来与＂古钧台＂关系密切。钧瓷之源起,除与＂唐花瓷＂等渊源至深外,更离不开＂柴窑＂匠师的精工绝技。正是在＂唐钧＂乳光蓝斑工艺的基础上,借鉴柴窑＂雨过天晴＂釉等精湛的制瓷工艺,才烧出了宋初的钧蓝釉（天青、天蓝）等分相乳光釉,钧瓷创烧才得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