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精神与历算活动--康乾之际文人对西学态度之改变及其背景

康乾之际文人对西学的态度及其演变 ,与社会、宗教、政治诸因素密切相关。文章试图结合中西文献 ,从科学社会史的角度 ,考察 1 8世纪上半叶历算活动的复杂背景 ,分析 1 71 1年前后康熙从深信到怀疑欧洲天文学的过程 ,指出康熙倡导“自立”精神 ,是想努力摆脱传教士对历算的控制。并详细讨论了何国宗、梅成反教的家庭背景 ,及其与耶稣会士和奉教天文学家的矛盾。他们对西学的态度影响了乾嘉学派钱大昕等人 ,于是对西学的看法从宫廷传到江南 ,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乾隆、嘉庆之后“西学中源”说之盛行 ,也与此密切相关。     

康熙的科学精神:曾亲自校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正康熙皇帝自己很有科学精神,也非常好学,他一直让张诚和白晋来教他数学,张诚和白晋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成满文和汉文,可他们毕竟是外国人,翻译过来的文字不是特别雅驯,康熙用朱笔再亲自校改,所以他系统地学习过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有着很好的立体几何的知识。康熙在少年时期就接触了一些像南怀仁这样的西方耶稣会士,他亲政之前,鳌拜一直力主用传统历法,而康熙想用西方耶稣     

“西学中源”说与康熙帝“道治合一”形象的构建

“作君作师”是“道治合一”圣王形象构建的必然要求,因此,康熙帝对“知识权威”形象的塑造一直十分用心,学习儒家文化时如此,学习西方科学时更是如此。康熙帝与西方科学的接触虽始自“断人是非”之需,然而,他在随后数十年中对西方科学的孜孜以求和大加利用却源于它在“道治合一”形象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康熙帝对“西学中源”说的倡导是其“道治合一”形象构建的必然选择,而此形象的成功塑造必然会导致整个士人阶层的地位下降,士人话语权力的丧失在“西学中源”说的倡导过程中亦清晰可见。     

康熙帝之治术与“西学中源”说新论——《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的成书及其背景

明末清初西学传入中国,为达到引进之目的,出现了比较中西学术的各种说法。《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这篇由康熙帝亲自撰写的历算短文,首次明确表达了"西学中源"的观念。本文依据中西文献,特别是宫廷学者之文集,对该文写作背景、动机以及反响作深入之探讨,确定该文完成于1703年。并指出正是由于康熙的宣讲,使"西学中源"说从庙堂之说成为文人的谈资,以梅文鼎为代表的诸多文人的迎合响应以及转述,使此说成为影响清初学界的重要论说,对康熙时代乃至后来的历算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日影千里差一寸"观念起源新解

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观念在中国天文学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结合考古学和考古天文学的新发现和新的研究结论,并重新分析解读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得出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观念当产生于国家建立之际黄河中游两个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尧都陶寺和禹都王城岗--的日影观测实践.这两个地点观测到的夏至日影分别为1.6尺和1.5尺,也就是<周髀算经>和<周礼>所记载的两个夏至日影长度;通过对早期长度和距离的分析证明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接近当时的1000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文明史上日影测量和大范围地理测量相继开始的特殊时期,由此产生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理论观念.     

晷影测年:以陶寺疑似圭尺为例

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出土一件残长171.8厘米,且有43个色段端点的漆木杆,疑似标注中天日影的圭尺。为此,文章构建了普适的仅由晷影数据(或刻度)求解圭表观测年代的模型。该模型功能较强,能将未知的表高、圭表间距及太阳位置、观测误差等参数同时解出,可广泛用于圭表测年问题。为求陶寺漆杆的观测年代,设定可允许的最大高度角误差为0.1°,设定表高80~250 cm、圭表间距0~200 cm,步长1 cm;所求年代范围为BC 2201-BC1901,步长0.001 d。将这些参数和色段端点的数据代入模型处理,并考虑大气折射的影响,结果表明,色段端点中最少有67%与日影无关,故目前判断其为观测日影的圭尺尚存困难。     

易学与科学:康熙、耶稣会士白晋与《周易折中》的编纂

本文根据中西文献,通过对欧洲所藏白晋《易经》手稿的分析,指出白晋延续了利玛窦的适应策略,他不仅向康熙传授西方科学,还把《易经》和《圣经》相比附,同时着意发掘《易经》中所含的数学原理;通过对《周易折中》编纂过程的梳理,揭示康熙、李光地和耶稣会士的来往和互动,指出白晋对此书的编纂起到了一定作用;并认为康熙对《算法统宗》的兴趣与白晋易学象数研究有密切的关系,从而为清初学术史、儒学和科学关系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之源与流

明末随着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中国士大夫开始学习欧洲科学和宗教。为消除接受西学的障碍,一些文人提出不同学说,为输入西学铺路,这些学说后来被清初学者所采用。文章试图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分析士人对西学的看法,特别是分析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发展的源流及其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希冀从整体上把握明末清初士大夫接受西学的态度。     

简评“西学源于中法”说

自明末西方科学传入中国至清末,一直存在着时起时伏的“新旧之争”。在这种斗争中出现了一种“西学源于中法”说,此说对清代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是清代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试就数学发展的情形,对它的形成过程、产生的原因及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一、“西学源于中法”说从目前笔者见到的资料考察,此说最早由康熙提出,经梅文鼎(1633—1721)、梅(?)成     

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文章以新的视角,对清代康熙帝予以重新评价,认为他虽然勤奋地学习过数学,天文学和医学,著有《几暇格物编》,但最多只能算是一位科学爱好者,作为一国之君不但与同时代的法国路易十四和俄国彼得大帝相比,就是比与他早１００年的明末科学家兼宰相徐光启相比,也显得他在发展科学方面没有采取重要措施,而且有一系列的政策失误,诸如用人不当,不培养人才,不建立学术机构,不制造望远镜,把中外交流局限于宫廷之内,倡导“西学中     

客观性与科技的价值性

客观性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而从客观性的概念分析来看，客观性是对事物对象本质的普遍性把握。以往把科学仅仅理解为工具性技术，这是时科学技术本质的遮蔽。科技价值的客观本质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展示，是人的科学。科学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种，不是惟一的方式。     

科学与美学联姻的古代形态:美与数理学科的联姻

在西方美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科学与关学尤其是数学与美学的关系值得关注.早在古希腊时期,揭开了古希腊美学思想发展的序幕的是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正是他们首先将数学与美学相结合,开始了美与数理学科相联姻的潮流.后来经德谟克利特的发展,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对数学与美学的关系极为关注.由于古希腊美学是西方美学的重要源头,这就使西方美学不仅与科学紧密相联,而且形成了与中国美学不同的精神风貌.     

罗素的本体论思想及与名称和摹状词理论的关系

罗素的本体论思想与他的名称和摹状词理论具有密切联系。简单事实是关于世界的基本事实,其基本成分是殊相和共相,殊相是本体;原子命题描述简单事实,其主词是名称,名称是对殊相的命名,而只有亲知的殊相才能够被命名;形式上占据主词地位的并非就是名称,因为它并非必然是亲知的,因而日常被认为是名称的符号通常是缩略的摹状词。摹状词理论体现了罗素本体论上的思维经济原则。     

范式与制度性事实—兼论库恩和塞尔在客观性标准上的一致性

库恩的范式自一提出,就受到众人关注,同时也引来了种种诘难。本文认为,这些诘难很大程度上归结为人们对范式的误解。要消除这些误解,就必须看到范式的本质——范式是一种制度性事实,蕴涵了科学共同体赋予的权力,这种权力表现为权威形式。制度性事实是由美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提出,具有特定的内部逻辑结构X在情境C中看作Y。在新旧范式更替中,范式的内部结构并未改变,而是结构中的变量Y和C的取值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得到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新的范式(Y)的地位功能和道义权力是由科学共同体集体赋予的。按照塞尔的观点,这种集体认可保证了制度性事实在认识论上的客观性。而库恩也认为,再没有比科学共同体的决定作为客观性判定的更好标准了。由此,本文得出结论:库恩和塞尔在客观性标准上的探讨是一致的。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兼谈东、西部合作对持续发展的意义

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三次”公平与效率转换变化。在落实西部大开发方针的同时，有必要根据公平与效率互动的原则，发挥东部、西部比较优势，搞好东西部的合作。处理好区域经济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各区域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区域经济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使各区域资源获得有效地配置。     

基因科技的二重性及其社会意义

本文首先论述基因科技整体上具有线性与非线性的二重性本质，是线性科学与非线性科学的一种中介。接着，它进一步阐明基因科技所揭示的生命机制中基因的遗传与变异二重性、对于性状确定与不确定的二重性、生命基因网络系统简单与复杂的二重性。进而，它揭示出基因科技二重性的社会意义。     

About the Confusion Between the Course of Time and the Arrow of Time

A conclusion drawn after a conference devoted (in 1995) to the “arrow of time” was the following: “Indeed, it seems not a very great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 main problem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direction of time” is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at the problem is supposed to be !” What does that mean? That more than 130 years after the work of Ludwig Boltzmann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rreversibility of physical phenomena, and that one century after Einstein’s formulation of Special Relativity, we are still not sure what we mean when we talk of “time” or “arrow of time”. We shall try to show that one source of this difficulty is our tendency to confuse, at least verbally, time and becoming, i.e. the course of time and the arrow of time, two concepts that the formalisms of modern physics are careful to distinguish.     

论工程风险的原因及其规避机制

工程风险是指影响工程活动目标实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集合。工程风险的原因存在于对工程风险的认知,对工程主客体的判断,工程主体的工程思维,工程活动中的自然、政治、经济、技术因素,以及工程风险管理方法之中。工程风险的规避机制包括经济、法律、管理、伦理等机制,伦理机制尤为重要。规避工程风险的伦理机制应综合多种伦理原则,建立起一种涵盖工程师个人、工程共同体和整个社会的应对工程风险的伦理。     

本体的沉沦与拯救--科学主义取向心理学与人文主义取向心理学本体论解析

科学主义取向心理学虽然拒斥本体这一形而上学问题，但事实上是在追求笛卡尔的物质实体，以达到对心理及行为客观、精确或实证的分析。人文主义取向心理学忠实于笛卡尔的精神实体，将本体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理论支点。两大研究取向要走向整合就必须解决在本体论方面的对立。     

王充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

在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上,中国古人传统上认为地的大小可以与天相比拟.但东汉王充通过对在不同地点观察太阳出没时的大小及北极星方位的变化情况的分析,却明确提出了"地小居狭"的主张.王充的论证方法与托勒密是相通的,而思想根源则与其重视量的概念的思想方法有关,但他的观点长期被人们所忽略,未能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