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宗教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对科技的影响

中西方宗教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出发点上，顺应主义思维方式与意志主义思维方式；目的论上，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与认知型思维方式；方法上，辩证思维方式与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路径上，向内求的思维方式与向外求的思维方式。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在于：中西方宗教形成的土壤不同，特别是自然禀赋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宗教思维的差异反映了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主体对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认识和改造，即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略论人工自然的控制

人工自然作为人与自然矛盾运动的产物,既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又呈现出对天然自然的反动和破坏。要克服人工自然这一负面效应,必须实施人工自然的控制。从社会角度看,民间蓬勃兴起的绿色生态运动,绿党对绿色施政纲领的推崇以及各国政府间为解决环境问题所作的国际合作,构成了人工自然社会控制的三个层次;从文化角度看,把握人工自然发展的自然限度,高扬人的主体创造力价值,建立人工自然的全球发展范畴,构成了人     

科学和技术:是天使亦是魔鬼

科学技术在当今时代和人类社会的联系愈来愈密切，在这种联系中凸现出了显著的二重效应：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来推动，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成为改造自然、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物质力量。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也使人对自然进行着肆无忌惮的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     

人是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质疑"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和"自然是人的一部分"

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中心论主张“自然是人的一部分”,自然中心论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无论是把自然完全归属于人,还是将人完全归属于自然。其建构的人与自然关系都属于“主一奴关系”。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个整体,自然即不从属于人,人也不从属于自然,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应该是：自然即人,人即自然。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就植根于人与自然的这种本质一体的关系之中。     

人在自然面前的正当性身份研究

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都拥有一个或多个社会身份,而任何一个社会身份都内在地蕴含着社会责任,承担某种社会身份就意味着担当某种社会责任。人的社会身份不仅表现在他人面前,同样也呈现于自然世界面前。人类面对大自然为自身所确认的身份不同,对自然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就不一样,所承担的责任就会有差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确认一种合理的身份,身份的合理性担保着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正当性。     

古希腊理性对技术的审慎

古希腊哲学对技术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既向往技术，又担心技术中蕴涵的对自然的背离指向；看到技术既带来了物质富足，又湮没了个体对卓越和社会稳定的追求；因此人工自然居于次要地位，自然对象比它真实．人工自然不能成为人追求的首要关注点。技术是必要的，但却是危险的。这种古代希腊的哀术的怀疑论能印证今天的技术批判思想，在今天这种怀疑的理性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自然共同体中人对自然有伦理关系吗？

生态伦理学的道德扩展的主张是不成立的，因为该主张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科学基础之上的。生态伦理学把人看成是自然共同体中的一个普通成员，因此认为人应当把只属于社会共同体中的道德扩展到整个自然共同体中，然而，事实是当把人作为自然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时，此时的人便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物种概念，遵从的也仅仅是自然规定性，因而不存在人对自然的伦理关系。因此，生态伦理学要坚持道德扩展的主张，就必须放弃人是自然共同体中普通一员这个前提基础。     

于光远“社会的自然”思想评析——兼论雾霾的产生与治理

于光远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提出的"社会的自然"既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研究对象和逻辑基础,也是自然辩证法学派的核心观点和历史起点。社会的自然是打上人类产业实践烙印的、与人类生产和生活相生相伴的、社会规律也要发生作用的自然。人类在生产好的社会自然的同时,也在不可避免地生产着坏的社会自然,雾霾的产生与治理过程再次证明了于光远的远见卓识。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要想为国服务,就必须研究社会的自然。     

技术理性的生态审视

源于古希腊追求智慧的理性发展而来的技术理性原本是为了追求人在自然中的诗意栖居而蕴含着生态价值的,但是由于近代以来技术理性不断僭越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对立引发生态危机而导致其生态缺失。科学技术尽管不是万能的,但作为人作用于自然之间的中介,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美好社会还是离不开科学技术。对技术理性进行生态审视,就是让技术按照生态的要求作用于自然。对技术理性进行生态建构是时代之需,明智之举。     

我们在何种意义上遵循自然?

我们在何种意义上遵循自然是生态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以“自然”概念作为逻辑起点的研究所给出的一个结论是,在人为的意义上,人无论如何都无法遵循自然。但是,如果我们把逻辑的起点由“自然”转换为“人”时,我们就会发现,正是在人为的意义上才存在一个遵循自然的问题。以“自然”概念作为逻辑起点的讨论,显然忽视了人作为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及意义,因为,人本质上是一个自我决定的文化存在物,人就只能以这种方式遵循自然。由此,也就使这种意义上的遵循内在地具有了一个普遍的伦理向度。     

从自然概念的变迁看环境伦理与生态伦理的差异

在现代性的伦理话语中,表面上将自然与环境作为同一个概念来使用,而实际上暗含着根本性的转折:从自然向环境的重心转移,反映了人对自然态度的变化,并预示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恶化的趋向。由是观之,环境伦理不过就是现代社会伦理的延展,尚未改变保护自然的伦理次序:把原有的基本社会道德规范加以推广,把生态平衡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价值加以重视,以为就此达到了环境伦理的目的。与此不同,生态伦理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最终会对人的社会现实生活产生影响,触及人的根本利益。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进步的基础

追溯人与自然既同一又斗争的矛盾关系，人们真实地发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面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当是国家政策的重要之举。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态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而且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界不友好的态度,但是他们还没有预见到生态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将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把自然资源有限性的原则加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以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地球生态系统承载极限的阶段,这使人类面临着进行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相交的可持续发展革命的任务。我国当前的对策应是确定适度发展的经济目标,同时在利用市场经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优点的同时,限制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缺点。     

阿伦特现代性反思视域中的自然破坏

人的积极活动主要包括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工作与自然相关,其中工作对于自然具有破坏作用。在古代社会,由于行动被放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从而限制了人们对于自然的破坏,但在现代社会中,三者地位的颠倒,从而导致自然的破坏日益严重。为了解决生态危机,人们就必须实行宽恕过错、承诺责任。     

论作为自然与社会的中介与桥梁的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在一方面作为由自然向社会生成过程的中介和桥梁,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对自然的超越、改造和协调过程之中介和桥梁.把科学技术放在由自然到社会的生成过程,以及放在社会对自然的超越、改造和协调的过程中考察,有助于揭示科学的两重性和技术的两重性,揭示科学作为要素和技术作为系统的关系,从而对科学和技术的本质以及二者的关系有新的理解.     

生产方式与产业创新和城市发展——以深圳发展“奇迹”的解释为案例

从生产方式角度,以深圳发展奇迹为案例,考察其产业创新和城市发展,并引出几点结论,包括指出:自然辩证法要全面而深刻地认识科学技术对于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就导致从自然论(哲学)、科学论(哲学)、技术论(哲学)的研究,发展到关于工程论(哲学)、产业论(哲学);从自然研究、科学研究、技术研究,发展到工程研究、产业研究。     

论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新技术与新自然"观的批判

马尔库塞对当代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进行了尖锐而又深刻的批判,但马尔库塞并不是彻底的技术悲观主义者,他在批判技术的同时又在呼唤那种"非压抑性的统治"的新技术的出现。这种新技术将使人与自然获得解放的同时,也推动两者之间形成平等的主体关系。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这一观点的批判是建立在以"旨趣"为基础的认识论上的,他认为,新技术与新自然是马尔库塞的一个罗曼蒂克的梦想而已。然而,后经验主义的理论表明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的批判是无的放矢的。     

在工程与哲学之间

通过评析工程师和哲学家对工程与哲学交叉领域的代表性观点,表明工程师完全有能力通过思考工程哲学问题,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工程,更好地建构工程/塑造社会;哲学家们应该切入工程实践塑造出来的社会现实,重建自我认同以赢得社会的承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三结合"传统仍然是促进"工程走向哲学"和"哲学走向工程"的现实依托.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的思考-兼论古代中医的科学性

科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和演变过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形态和标准.西方学者习惯以近代科学作为衡量历史上科学存在与否的标准,并以此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科学.笔者认为,这种非历史性地以现成标准反注历史上某一区域和民族"文本"的做法并不合理.事实上,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了不同形态和特征的科学.尽管古代西方科学中公理化方法和实验初具雏型,但亦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即便是在近代西方社会,牛顿力学在严格的定量实验基础上建立起完整、严密的公理化体系,但在其他领域并无如此鲜明特点,医学尤其如此.但人们并不因此否认古代西方科学和近代西方牛顿力学之外科学的存在.评判某一区域或民族存在科学与否,应深入考察该地区或民族把握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方式及其表现形态.古代中西医相异的发展源流与模式典型地说明了科学有无的衡量标准不是惟一的,而是历史的、多元的.本文拟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深入发掘科技史料,探索衡量古代科学的基本标准及不同地区或民族科学的特殊标准,兼论中医的科学性.     

从海德格尔的角度看保护自然美的实践选择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类目前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是传统西方哲学长期思维方式影响下,由现代技术带来的严重的主客二分。人以主宰者自居,妄图控制技术、改造自然,却不知自身早已沦为技术的工具,在技术的控制下将自然美单一化、人工化,使之失去了本真存在,人也在其中失去了关照存在的"诗意"本性,从而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本文以海德格尔之思论述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如何保护本真的自然美:人类应反思主体地位和现代技术的本质,在存在的本真维度中沉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重拾诗人本性,本己的融入自然之中,实现"诗意的栖居"之理想方式,领会并保护纯粹的自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