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历史命运

引进西方科学是中国科学迈向近代化的现实途径.作为输入西方科学的使者,耶稣会士为实现这一途径提供了可能.本文以耶稣会士汤若望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的经历为例,探讨了明清之际近代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命运,指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缓慢的三个社会原因:夷夏之防文化传统的排斥、王权至上封建制度的扼杀和工具主义科学价值观的局限.     

利玛窦视野中的中国科技

利玛窦具有很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他在中西方文化融和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通过他的介绍，中国在天文学、数学、中医和手工业、农业方面的成就传播到了国外，使国外人开始客观地了解中国，在“东学西渐”方面，利玛窦可谓功不可没。     

任鸿隽拓荒中国科学文化路径刍议

向没有科学的国度移植科学是一种文化转移过程,从文化入手向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中国移植西方科学文化应该寻找到中西文化的衔接点顺势而行。在传统文化中顺承科学文化基因,在青少年中全面开展科学文化教育是任鸿隽及中国科学社成员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选择,但他们错过了这个历史机遇。近代中国推进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任鸿隽所选择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想和横空嵌入的方式必然会发生"排异反应"。     

试论中国科学功利主义的消解

科学功利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科学在近代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社会逻辑前提引起的,这个逻辑前提包括:为什么要在中国传播科学,科学的基本功能是什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在中国传播科学,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有什么不同特点等内容。科学功利主义从科学在中国传播的一开始就已经出现,到目前为止,虽然有许多学者反对科学功利主义,但是,由于没有完全改变科学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社会逻辑前提,所以不可能取得成功。消解科学功利主义的根本方法有三条:重新解释科学的功能,建立科学的理论标准和发展中国社会的民间力量。     

晚清科学的传播模式

本文从传播学和出版学的角度论述了晚清时期西方科学在中国各领域的普及传播,主要涉及译书出版、口岸传播、留学生传播、通过日本转口输入、办学和实物传播等模式.文章分析了晚清出现传播科学高潮的成因,提出研究近代西方科学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接触规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认为这些规律是今天中国科学传播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文初步分析了这些传播模式的特点、作用以及各种模式之间的联系,并结合今天科学传播进行一些理论思考.     

中国的科学传统和成就及其现代意义

在秦汉时期中国传统的数学、天学、地学、农学、医学形成了各自的范式,先后在南北朝,宋元和晚明出现三次高峰期,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近代人的实际影响尚待研究,但历史文献中的灾异记录对新兴的自然系统研究的价值,传统科学范式对当代科学转向的启迪,某些文化价值对科学精神与道德理想结合的意义,都越来越明显,在历史上曾一度占世界科学高峰的中国科学传统,可能在未来世界再放光彩。在信息时代中国人有能力传统与新文化的     

阴阳五行说是一种工具性本质科学——兼与西方近代数学比较

中国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积累了有关自然界的丰富而系统的知识,阴阳、五行是这一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国传统中阴阳五行学说的实质在于,它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分析工具,它自身构成一门“本质科学”.阴阳五行在中国古代科学中的作用类似于数学在西方近代科学中的作用,它们都是工具性本质科学.     

《科学的中国》与中国近代科学传播

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是由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组织发起的中国近代一场深刻的民众科学普及运动.<科学的中国>作为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会刊,是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喉舌和科技传播的重要刊物.<科学的中国>在传播内容和方式上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传播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普及了公众的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的科学素养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移植、融合、还是革命?——论中国传统科学的近代化

对于中国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过渡问题,当代学者持不同看法。这些看法可以归结为四种,“移植”说、“转换”说、“融合”说和“革命”说。“移植”说是最流行的看法。这种看法强调了中国传统科学近代化是移植西学的结果这一特征。刁培德提出的“转换”说强调中国传统科学近代化是“哥白尼转换”。①李约瑟(Joseph Needam,1900-)的“融合”说强调不同文明中的传统科学世界化是一个融合的过程。②席文(Nathan Sivin,1931-)则把在西学影响下,中国17世纪天文学复兴看作一场有限的革命。③这几种看法,就其各自概括中国科学近代化某个方面的特点说,都没有错。我比较倾向用“革命”概括中国传统科学近代化。不管对“科学革命”这个词有多少种不同的理解,“革命”这个词既可     

中国近代科学中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形成的地域文化因素--试论吴越文化与岭南文化对中国近代科学精神气质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吴越和岭南地区知识分子的地域文化特色对中国近代科学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当代科学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吴越、岭南地域文化传统仍然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认真研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健全中国当代科学文化,克服过度的功利化倾向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     

台湾近20年的科技史研究:近代东西文明的遭遇与冲撞取向

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中,李约瑟进行中西科技发展的比较,不过那是一种缺乏实际接触的比较。事实上,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传入西学,使得两种文明中的自然知识传统遭遇,其间产生的竞争、冲突与比较,留下许多可进一步探究的议题。文章选择从明末清初近代东西文明的遭遇与冲撞,来分析近20年来台湾的科技史研究所处理的一些新议题。     

科学的历史经验与未来

该文对科学的历史经验作了简要回顾,从科学的源泉,动力,条件,科学的继承,发展,创新,以及科学对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推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展望了科学的未来,阐述了未来科学的结构,科学教育,科学社会功能,科学建制与文化。     

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文章以新的视角,对清代康熙帝予以重新评价,认为他虽然勤奋地学习过数学,天文学和医学,著有《几暇格物编》,但最多只能算是一位科学爱好者,作为一国之君不但与同时代的法国路易十四和俄国彼得大帝相比,就是比与他早１００年的明末科学家兼宰相徐光启相比,也显得他在发展科学方面没有采取重要措施,而且有一系列的政策失误,诸如用人不当,不培养人才,不建立学术机构,不制造望远镜,把中外交流局限于宫廷之内,倡导“西学中     

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探析

哈贝马斯师承马尔库塞“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认为其内在根据就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的片面发展。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是深刻的,其中的一些观点不仅对于我们认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认识当代技术文明的某些负效应有积极的借鉴作用,而且提出了一些我们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不能不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但是,由于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并没有具体而科学地考察当代西方社会的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制度是如何制约和影响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相反,他抛开特定的社会背号,片面强调科学技术对理性影响的消极性,将科学技术说成是一种肯定的、排除批判否定精神的思维方式的帮凶,甚至把科学技术直接等同于意识形态,这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贝尔纳与西方公众理解科学运动

公众理解科学是20世纪中期西方兴起的现代科普形式。但认真分析这种科普类型，不难发现其基本理论已先期存在于英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J．D．贝尔蚋的著作里。本文分析贝尔纳在传统科普讲解科学向现代科普理解科学嬗变中的历史作用，指出他的科普思想有着明确的公众理解科学取向，他不愧是现代科普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奠基人。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的思考-兼论古代中医的科学性

科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和演变过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形态和标准.西方学者习惯以近代科学作为衡量历史上科学存在与否的标准,并以此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科学.笔者认为,这种非历史性地以现成标准反注历史上某一区域和民族"文本"的做法并不合理.事实上,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了不同形态和特征的科学.尽管古代西方科学中公理化方法和实验初具雏型,但亦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即便是在近代西方社会,牛顿力学在严格的定量实验基础上建立起完整、严密的公理化体系,但在其他领域并无如此鲜明特点,医学尤其如此.但人们并不因此否认古代西方科学和近代西方牛顿力学之外科学的存在.评判某一区域或民族存在科学与否,应深入考察该地区或民族把握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方式及其表现形态.古代中西医相异的发展源流与模式典型地说明了科学有无的衡量标准不是惟一的,而是历史的、多元的.本文拟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深入发掘科技史料,探索衡量古代科学的基本标准及不同地区或民族科学的特殊标准,兼论中医的科学性.     

传统宗教意识和中国科学发展

冯友兰提过一种看法：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现代科学。这种观点从未得到过学术界的讨论。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自然观念的存在分析来进行这样的考证。文中以《庄子》和《中庸》为基础，对道家和儒家中国式的存在关怀以及它们为何对现代科学观念下的科学研究不感兴趣进行考察，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这两部著作中包含了一种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与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终极关怀完全不同。为了佐证这一观点，文中对徐光启和伽利略进行了简要比较，并提出这样一个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不得不透视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宗教意识。     

自然科学时代的道德判断力——赫费对科学技术批判理论的批判

面对科学技术的强权,科学技术批判理论执着于机会与威胁的不同批判立场,在科学的道德评价上陷入二难抉择的困境;海德格尔拒绝道德理性,企图通过技术的形而上学批判而消解科学的强权,此做法也行不通。现代科技并不能回避道德的审视,但是,现代科技问题的悬而未决性质,决定了科学伦理学必须做出方法论上的转向。赫费认为,恢复判断力的德性地位,实现对科学问题的准确诊断,能够克服现代科技强权的二难困境,这在方法论上构成了对科学技术批判理论的批判。     

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

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１）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树碑立传；（２）将其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最终目的理解成回答“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３）为中国的历史由外国人书写的事实感到不安。因此，要想对这位当代文艺复兴式的学者有一更清楚的认识，就必须跳出中国的圈子来审视他的思想和工作；而要想看清“世界的李约瑟”，就得对“李约瑟的世界”有所了解。 所谓“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早年来华的耶稣会士和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就已关注到中国社会与科技的“落后”问题，任鸿隽１９１５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首开中国知识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声，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李约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互相启发，构成他日后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一个重要动力。 受到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李约瑟成为一个“科学进步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与当时在剑桥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这导致他投身反法西斯运动来到中国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后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任主席。但是李约瑟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论海德格尔对"数学因素"的形而上分析

本文以海德格尔对"数学因素"的形而上分析为基点,力图通过海德格尔对"数学因素"的形而上与诠释学解释,以说明海德格尔在"数学因素"的本已规定上是如何界辨现代科学与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关联的观点.在海德格尔看来,"数学因素"在本源上就蕴含着现代科学与现代形而上学的一体性思考方式,据此得出形而上学完成于现代科学技术之中的基本结论.